甲午祭感想

甲午祭

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在19世纪60年代开启了改革之路。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求强求富;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富国强兵。洋务运动一切以皇权为中心，不涉及体制变革;而日本的改革则相对彻底，经济以英国为师，政治以德国为师，颁布了自己的宪法，最终将日本带上强国之路。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改变了东亚的国际局势。大清帝国成为人人可以瓜食的对象，而日本从此像旭日东升，位列东亚首强，进而推行“大陆政策”，发动侵华战争。

战前：

大清：没落的王朝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开始着手进行改革，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但这是一场在维护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改良运动，没有触及政治体制。整个大清就像是一轮正在落山的太阳，积重难返。

日本：崛起的帝国

在大清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邻邦日本也开启了一场学习西方之路。维新人士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理念进行改革，并且颁布了亚洲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明治维新将一个被迫与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日本从被殖民的边缘拉回来，走上富强之路。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开始着手进行改革，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但这是一场在维护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改良运动，没有改变政治体制。整个大清就像是一轮正在落山的太阳，积重难返。

在大清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邻邦日本也开启了一场学习西方之路。维新人士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理念，将一个被迫与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日本从被殖民的边缘拉回来，走上富强之路。

大清：人口数4亿多;国土面积1000多万平方公里;年政府财政收入约8867万两白银。

日本：人口4千万;国土面积37万平方公里;年政府财政收入约7885万两白银。

大战全程记录

从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人将中国陆军一路从朝鲜牙山追到中国东北，直逼大清龙兴之地奉天。经历三场海战之后，装备先进的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被清政府割让的台湾岛，仍进行了更为惨烈和英勇的抗争。

战后对比：

大清：死伤总数35000人;战俘数1790人;战争赔偿-军费2亿两库平银;战争赔偿-赎辽费3000万两库平银;战争赔偿-威海卫守备费150万两库平银。

日本：死伤总数：13488人。

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失败。清廷受奇耻大辱，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应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蔓延。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的这四件大事，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

清政府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一味抱着侥幸的心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封建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是战争失败的政治原因。

在恩格斯看来，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的被动防御策略。他在信中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恩格斯对于中国闭关自守政策的否定，反映了他对于军事技术发展中攻防不对称律的深刻认识。

《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攻城则力屈”，正是对冷兵器条件下攻守不对称状况的客观反映。然而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9世纪末，膛线、速射火炮和蒸汽动力的发明与应用，使得攻防不对称性向攻易防难的方向逆转。具体而言，在攻易防难的格局下，构建防御系统比构建具有同样效率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因此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围绕甲午战争，中日两国展开的军事博弈，实质上可视为消极防御战略与积极进攻战略的对抗。从国家战略的视阈来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发展方略，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相形之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仍然奉行着“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封闭的状况，只能通过战争来打破，他指出：“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恩格斯不仅敏锐洞察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还深刻地揭示其深层次原因。他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提出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密切关联。他指出：“在这里(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

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经济体系固有的自闭性，必然导致国家军事方略的保守性。反过来说，执行保守的军事方略的最终结果，即是自然经济体系的覆灭。对

于这一点，可以从恩格斯对甲午战争后果的预见中得以印证，他认为：“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突破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投资设厂，在当地或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以境外企业作为交易和结算主体，以外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人民币升值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形成原产地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选择那些对中国企业设置贸易壁垒的国家，也可以选择第三国。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销售产品或出口，替代境内企业出口，就可以绕过目标国的贸易壁垒。

企业“走出去”，可以降低对外贸易顺差，改善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企业可以选择贸易目标国进行投资，并在当地市场销售产品。作为东道国的法人，中国的境外企业在当地市场销售产品，维护和扩大了当地市场份额，但并不直接表现为中国企业对该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出口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从而改善与该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相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更为有效的途径。所谓“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聚集区进行研究与开发性投资，通过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种投资方式。中国企业通过发展“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境外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同时，此类境外企业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