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理性与信仰的关系

论述理性与信仰的关系

一、理性依赖信仰存在时期

在早期教父哲学把希腊、罗马的哲学视为异端，反对任何有理性的思考，提倡绝对信仰。教会一直强制推行这样的思想准则，要求哲学服从神学，信仰高于理性，启示高于知识。但是早期基督教虽有着虔诚的信仰，却没有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却有着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所以早期基督教一方面贬抑理性，另一方面也对希腊哲学进行有选择地接纳，借助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使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

这时期的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以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的奥古斯丁为例，他的名言是“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主张信仰高于理性，靠神秘的直觉去认识上帝，但是又认为上帝是可认知的，可以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论证。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奥古斯丁认为，在人的思想过程中，理性与信仰是彼此交叉的。上帝是要先信仰然后才能理解的对象。对上帝的信仰而后理解不是无条件的。一方面，信仰要求理性为其作适当的准备；另一方面，信仰为理性开辟道路，信仰不是精神生活的终点，而是一个新起点，“让我们把信仰看成迎接与追求理性的序曲，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甚至不能信仰。”实际上，信仰为理性打开了凭自身无法进入的领域。随着人们对理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对教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多，早期教父哲学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信仰无理性是盲目的，要想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必须能够经受得住理性的检验，得到理性的首肯，而有理性的信仰才是最可靠的。但是理性还是没能超越信仰的界限。

二、理性与信仰分离的萌芽状态时期

如果说教父哲学是神学与哲学的统一，理性低于信仰，依附于信仰而存在，那么经院哲学的产生与以往的奥古斯丁神学即教父哲学相比，已经有某种根本性的进步，哲学在一点一点地同神学分离，逐渐从神学中独立出来。

经院哲学的第一位重要哲学家无疑是爱留根纳，他建立了中世纪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和众多教父们一样，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他重申教父哲学的命题“真哲学就是真宗教，真宗教就

是真哲学”，但却把强调的中心移向了哲学和理性。他认为如果理性和信仰之间出现了矛盾，我们就应当服从理性。当然爱留根纳的目的并不是在否定信仰，而是未来使信仰具有理性，使信仰与理性取得一致。

11世纪时，作为理性思维艺术的辩证法被引入神学的思维，代表着理性主义的复苏。安瑟尔谟在信仰支配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了理性对神学的作用，从而确定了经院哲学的基本立场。他的著名格言是：“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他强调基督徒应当由信仰进展到理性，而不是由理性出发达到信仰。信仰是立足于自身的，并不需要理性的基础。但他并不是单纯的否定理性，而是认为：“当我们有了坚决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安瑟尔谟和奥古斯丁一样主张“信仰寻求理解”，他既维护了信仰的至高地位，又保证了哲学思辨的权利。

三、理性与信仰的调和时期

12 世纪时，阿拉伯人保存的古希腊文明传回西欧，从而引起了经院哲学内部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论争。托马斯·阿奎那极力主张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取代作为教会理论支柱的奥古斯丁式的柏拉图主义，力证理性在论争信仰、捍卫信仰方面的积极作用，毅然采用亚里士多德哲学论证基督教信仰，试图调和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和执着的思想家，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以及一切科学是托马斯决不动摇的立场。托马斯毕生的目标是要调和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尽管神学与哲学彼此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但却不赞成这两个知识领域在实践中相互分离。他认为信仰与知识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二者应当是和谐一致的。神学的真理虽然是超理性的，但绝不是反理性的。哲学与神学只是认识真理的两种不同的途径，而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他用钱币的例子巧妙地说明了二者并行不悖的关系，既各自独立存在，又不能硬性分开。这无疑为理性的存在博得了合法的地位，使理性思想从异端邪说变成经院哲学思想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