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神话中的古代中国

远古华夏（炎黄）、东夷、苗蛮三大氏族集团的交往史

考古发现所证实的华夏（炎黄）、东夷、苗蛮三个集团的交往史大致可分为下面三个阶段（韩建业， 1996：78-82；郭大顺；1998：293-95；张学海，1998：309）。

第一阶段是后期仰韶文化的兴盛。这一时期（公元前5000至3500年）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发展快、分布广、影响大。庙底沟文化的典型文物是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问的彩陶，在大汶口和大溪文化也被普遍发现。这说明仰韶后期文化范围遍布江淮河汉流域，覆盖了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个中原因可以用华夏对东夷战争的胜利来解释。据古史传说，“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黄帝执蚩尤而杀之，诸侯咸归”（《史记•五帝本纪》）。蚩尤是东夷集团的首领，传说他与华夏集团的首领黄帝在涿鹿大战，战败被杀。华夏集团的势力也因此扩展到东夷，乃至苗蛮控制的地区。

第二阶段是仰韶向龙山文化的过渡。这一时期（公元前3500至2500年）的仰韶文化停滞不前，而大汶口文化发展很快，且与沿江海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关系密切，这些文化所具有的共同的典型文物是素雅精美、薄胎细腻的黑陶。在这一时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黑陶代替了彩陶、鬲代替了酉瓶的倾向，这标志着仰韶终被龙山文化所代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东夷在与华夏集团的融合过程中增强了实力，又向苗蛮地区扩张，势力超过了华夏集团。史书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说东夷在涿鹿战争之后，继续侵扰四邻：“伏蚩尤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灭”（《五帝本纪》正义）；二是说东夷服从华夏集团，重新强盛：据《逸周书•尝麦篇》：黄帝“执蚩尤…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少昊清”是东夷人，“鸟师”指东夷的军队，黄帝的策略是“以夷治夷”，他甚至把他的孙子颛顼寄养在东夷。《山海经•大荒东经》说“颛顼孺于少昊”。“孺”与“乳”相通假，就是说，颛顼幼时被少昊族养育。《帝王世纪》也有“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的说法。颛顼的族名是高阳氏，该族大概是华夏和东夷集团通婚的结果，他们按父系属于华夏，按母系属于东夷。自颛顼之后，华夏与东夷在的种族分别已不明显。史书上记载的既属于华夏、又属于东夷的种族不在少数。正是华夏与东夷的融合，创造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开创者颛顼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实行了宗教改革，“命重黎绝地天通”。颛顼的统治中心可能在东夷，但他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苗蛮，高阳族在江淮和南方的广泛分布与处处可见的龙山文化遗迹是相适应的。

第三阶段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兴旺。这一时期（公元前2500至2000年），龙山文化东移到中原，与石家河文化在地理上不再相连。中原龙山文化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华夏族和东夷族进一步融合的产物。华夏族的仰韶文化在前一阶段被龙山文化与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所吸收，这种情形可能与华夏族向东和向北的迁移有关。经过长时期的融合，华夏—东夷族在中原形成了综合性的文化形态。在晋南襄汾发掘的陶寺文化类型集中了仰韶、红山、大汶口、良渚等文化的特征，与史书记载的万邦林立的尧舜时代，各国由四面八方“之中国”，进行“朝觐”、“讼狱”和“讴歌”的盛况是一致的；因此有人说，陶寺文化是陶唐氏的遗址。中原龙山文化的后期，石家河文化消失，而中原龙山文化的分布扩展到西至陕西西部、北达河北南部、东到鲁西南、南抵江淮的广袤领域。据史书，这一时期，尧舜禹三代一直在向苗蛮用兵：“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攻三苗而东夷之

民不起”。至此，苗蛮集团在中国历史中消失了，华夏和东夷文化构成了以后的夏商周的三代传统。

汉族雪球滚动图象

中国古代有多少原始部族？没有人说得清。但人们相信：在史前的传说时代，有三大具有代表性的族团：昊族东夷族团、神农炎帝族团、轩辕黄帝族团。

东夷族团，齐鲁史前文化的创造者，是一个文化源远流长、富于创造和开拓精神的庞大部族。考古学有证据表明：其时，东夷文化较炎、黄族更为先进。然而，起自西方的炎帝族首先东进，由中原至齐鲁；之后，起自西方黄帝族亦继炎帝之后东进。黄帝的力量首先受阻于炎族，之后又遭遇了东夷的顽强抵抗。然而，黄帝在打败了炎族末代帝王俞罔后，又战胜了东夷首领蚩尤。

黄帝的胜利导致了我们生存的这片大地上的第一场文化大融合。

“所谓东夷史前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也不单是东夷创造，而是东夷与炎、黄三族共同创造的。是炎、黄、夷三大族团融合促进了齐鲁新石器文化的大发展，使之达到了史前文化的最高峰，最早迎来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夏朝，占领齐鲁西部而与东部夷人对峙四百余年，却最终未能有效地征服东夷；商朝灭夏后，继续与东夷对峙；然而终商一朝六百年，直至商纣王灭亡之前，商还在对东夷用兵，并未使东夷臣服。虽然如此，商在局部区域却较夏朝向东有所推进，并在这些辖区内完成了部分融合。

其时，商文化、周文化是主流文化；齐文化、鲁文化是亚文化。然而，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来临时，齐鲁文化却攀上它的光辉顶点。孔子出而儒家立，孙子出而兵家立，墨子出而墨家立——他们皆出自齐鲁，并共同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时代。儒墨并为显学，以仁爱、兼爱相争，是那个时代争吵得最为激烈的两种声音；儒墨争峰，进一步开启了诸子百家大争鸣时代。

孔子之后二百年，齐国在首都临淄稷门之下设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使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趋之若鹜——包括孟子、荀子这样的一流思想家，悉皆奔赴；稷下学宫遂成为百家争鸣的大舞台。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齐鲁文化，事实上是融合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而形成的。而正是因为这样名乎其实的百家争鸣，促成了人文的大同化，并使中国文化逐步走向新的融合。

在学者看来，由齐鲁文化带动而形成的文化大融合，最终使中华古族融合为一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认为对于齐鲁地域文化的分析，提供了了解汉民族形成的一个核心典型——“春秋战国发祥于齐鲁之地的儒学及大一统思想，为齐鲁文化增添了恒久的内聚力，使齐鲁之地形成汉族地域性‘雪球’。由于大致相同的原因，汉族形成了十多片这样的地域文化雪球，这些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引发的交流，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雪球滚动，并加大加快了汉族的一统化，这便是汉族族体形成的过程。”

"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商、周、楚、越等古代民族，就象是茫茫一片白雪；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把这些雪片往一起团弄着；到秦汉时已团成了一个结实的雪球；而雪球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