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研究现状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聚落作为人类的家园和住所，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与外部环境关系最密切的时空单元[1]。早在1841年，德国地理学家Johann Georg Kohl就开始关注人类交通、居住地与地形的关系。十九世纪末期，Jean Brunches、Albert Demangeon对聚落空间分部与类型划分进行的研究，开始指导人们研究乡村住宅，使聚居成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初，Jones、Sauer借鉴德国人文景观的概念指出把历史、地处与人文景观和它们的区别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1906年Schlüter Otto正式提出“聚落地理”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以来，聚落地理研究遍及全世界，并在发展较早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风格，如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Chris Taylor提出了著名的三角形聚落分布和六边形市场网络空间结构理论模式，英国则对聚落的历史地理有较多的研究；美国的聚落研究从白人的拓荒和居住问题开始，带有明显的实用性质。

国外的专家对我国聚落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美国历史地理学家G. W. Skinner 对成都东郊龙泉驿开展聚落研究[2]。七十年代以后，国外学术界开始将聚落的研究与政治和社会相联系[3]，或者将聚落放在全球背景下去研究[4, 5]，但较为突出的是对聚落与能源的探讨[5, 6]，有的从聚落形态角度分析[6]，有的则从建筑学角度思考[7]。关于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在国外研究也比较普遍，C. I. Okpala从政策方面进行比较[8]，Paul Oldfield则从经济方面进行了探讨[9]。乡村聚落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兴起。Cay Lienau在1973年概括性地论述了乡村聚落这个术语[10]，随后，乡村聚落规划[11, 12]相关的研究也日渐增多，美国[13]、英国[12, 14]、日本[11]对此都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2000年之后，聚落研究已从聚落空间的结构与形态扩展到多视野、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领域。随着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聚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如聚落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的引入，使传统聚落的研究从聚落空间的结构与形态拓展到多视野、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领域。

随着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聚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逐渐向聚落的旅游[15]、聚落形态[16]、聚落与气候变化[17]和聚落的系统分析[18]。当然，对于区域性聚落的相关研究[15, 16, 19]也是有增无减，尤其是将GIS和RS技术应用到聚落相关的研究[20-25]也是近几年的热点。

我国对聚落的记载始于《史记·五帝本纪》。该书记载道“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注释中称“聚，谓村落也”。但国内对于聚落的研究，相对于国外来说起步较晚，在三十年代初才初见相关文献。我国地理学家张其昀（1935）、朱炳海（1939）、严钦尚（1939）、刘恩兰（1948）分别就我国民族地理之分布、西藏东部与川西之高山聚落进行了开创性研究[26-29]，林超教授系统地研究了聚落分类[30]，并指出农村聚落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总的来看，1949年以前的聚落地理研究涉及内容广泛，对聚落所体现的人地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聚落从而成为区域地理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内容上偏重于解释聚落与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

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中期，我国聚落地理学研究处于相对低潮的阶段，主要是开展了居民点规划及布局的研究。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复兴，金其铭、李旭旦、谢吾同等人聚落地理方面的研究较多。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础性理论的讨论[31]，省级范围的聚落布局[32, 33]，聚落类型及分布[34]，聚落与环境[35, 36]及各种对聚落的调研[37]。九十年代对聚落的研究主要在聚落形

态的研究[38, 39]，聚落演化规律[40, 41]，及聚落与文化、旅游[42, 43]等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着一方面试图从对传统聚落的研究中发现利用价值[44-47]，另一方面，由于聚落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的引入，使传统聚落的研究从聚落空间的结构与形态拓展到多视野、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领域，对聚落景观的研究[48]、对少数民族聚落的研究[49-51]也较多，对聚落的区域性[52-54]、聚落变迁[55, 56]、聚落形态[57, 58]及聚落相关的人地关系[54, 56]研究是近期的热点。随着技术的进步，利用RS获取地理信息的精确性，提取研究区域有关聚落高度、分布、空间结构等方面的不受人为干扰的客观信息，有其特有的优势。GIS和RS也逐渐应用到聚落的相关研究中[59-63]，把先进技术融合到聚落相关的研究中也是今后聚落研究的一个趋势。

岷江上游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6, 64]，解放前对其研究较少，仅限于初步的科学考察[65, 66]，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相关的研究出现。直到七八十年代，冯汉骥、杨景春等才对该区域的石棺葬和地质学进行初步研究[67]，随后对该地区森林资源、水电资源的研究逐渐增多[68, 69]。对岷江上游的科学考察也在不断进行，对植被及生态问题的研究是该时期的研究热点[70, 71]。九十年代对该区的研究逐渐转向生态问题及修复[72, 73]、土壤地质[74, 75]以及其他环境问题[76, 77]。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处于基础的理论分析阶段，实用性不强。

进入新千年之后，科学界对岷江上游的关注度骤然升高，文史学、地学、气象学、景观学界的学者都从不同视角对该区有相关的研究[78-81]。学着们对该区的研究也逐渐细致化和区域化[82, 83]。对该区域从聚落角度进行研究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主要有陈国阶、陈勇、叶延琼、王青等少数学者[84-87]，把GIS和RS技术应用到该区的研究者也是近年来的一个趋势。利用RS和GIS技术，对岷江上游遥感数据进行解译、分析，提取岷江上游土地利用信息、聚落分布信息、聚落周边环境信息，既能准确获取岷江上游的空间信息，又能减少人为干扰，是科研的首选方案。从聚落的角度切入，对岷江上游地区进行研究，是揭示山区聚落与山体之间人地关系和区域环境问题的新手段。

1．滑坡泥石流灾害防治与生态修复领域

（1）地震扰动区滑坡泥石流灾害工程防治研究

强震荷载下边坡的稳定性是工程防治最为关注的问题，在工程实践中，为简化起见，不考虑边坡在地震过程中的力学行为，采用拟静法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其基本思想是：将地震惯性力作为等效体积力施加在整个边坡上，采用传统的极限平衡法计算边坡的安全系数，如广泛使用的简化Bishop法、不平衡推力法等。而地震荷载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