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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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不确定性/宏观调控/政策化

内容提要: 中外宏观调控的历史表明,宏观调控的对象——经济波动、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宏观调控的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是由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主体认识能力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所要求的普遍性、稳定性、确定性是不符合的。因此,宏观调控行为虽有一部分适宜于法律调整,但主要还是适宜于灵活的政策调整。而这种政策是经由法定程序产生的行政决定,是与人治不可同日而语的。

内容摘要:中外宏观调控的历史表明,宏观调控的对象——经济波动、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宏观调控的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是由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主体认识能力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所要求的普遍性、稳定性、确定性是不符合的。因此,宏观调控行为虽有一部分适宜于法律调整,但主要还是适宜于灵活的政策调整。而这种政策是经由法定程序产生的行政决定,是与人治不可同日而语的。

关键词:经济不确定性宏观调控政策化

宏观调控活动既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如调控主体的设置、调控程序的规定等,这些可以通过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来解决;又具有鲜明的不确定性,如宏观调控的客体——经济波动的发生与幅度具有不可预测性、宏观调控手段的搭配方式具有非固定性、宏观调控效果具有不确定性等,这些显然采用灵活的政策来应对比较好。因为宏观调控的客体、手段和效果是宏观调控活动中更为核心的内容,所以,笔者主张宏观调控更多地适宜于行政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而产生的政策调整,而不同意有些学者关于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使宏观调控法律化的主张。[1]

一、宏观调控中的不确定性及成因

正如作家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中所言,天鹅一般是白的,但当“黑天鹅”——即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出现在意料之外,却又将改变一切。自李嘉图之后,经济学理论的结构遇到了两难的选择:经济分析只有排除不确定性和变动才能进行,而经济政策只有仔细考虑到不确定性和变动才可能实行。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不确定性牢固置于经济发展各阶段的中心,并作为宏观调控的起点。提到凯恩斯的著作,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就业、利息与货币理论》,但实际上《概率论》或许是最能代表其思想原创性的著作。他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个可感知但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或者说,世界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确定的,但从长期来看是不确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住我们所能把握的。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死了。”他认为,经济的最大弊病是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所造成的,政府干预不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通过提供服务和信息,使人们更好地运用理性。他坚决否认风险可以被精确计算,提出宏观经济中有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需求冲击”因素,严重的负相冲击会造成产出下降、通货紧缩,严重的正相冲击则会造成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对不确性的认识构成了他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区别,而众所周知,宏观经济学、宏观调控政策等都是从凯恩斯的理论出发的。[2]

(一)宏观调控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

1.宏观调控客体——经济波动的不可预测性

开展宏观调控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对经济波动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和清晰、理性的预期。然而,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因而难以避免错误的预期和判断。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直言:“经济波动是无规律的和无法预测的。”他还说,经济中的波动通常称为经济周期,“这个词有时也会引起误解,因为它似乎表明,经济波动遵循一种有规律的、可预期的形式。实际上,经

济波动根本没有规律,而且几乎不可能较为准确的预测。”[3]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说:“通货膨胀往往是不可预期的。”[4]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归纳了四种关于经济周期的观点。除了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有规律并可预期之外,其他三种(实际经济周期、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都认为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是无规则并且不可预测的。

[5]

例如,2007年7月,中国的广义消费物价指数(CPI)突然跃升到5.6%。当时CPI的上涨主要是猪肉价格上涨引发的。因此,经济学界与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当猪仔长大之后,猪肉的功绩将随之增加。猪肉价格下降,CPI也将下降。简言之,中国的通货膨胀仅仅是个猪仔问题,无须大惊小怪。但是,后来通货膨胀形势却迅速恶化。2008年2月,CPI增长速度达到了8.7%,成为近11年来的最高涨幅。与此同时,物价上涨不仅迅速从猪肉向其他农产品扩散,而且还从农产品向工业品扩散。原来一直维持在低水平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上涨幅度也达到了6.6%。人们至此认识到了眼下的通货膨胀远非仅仅是个“猪仔”问题,反通胀应该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但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学界仍然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主要是成本推动型,是自然灾害、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标准收严、外部供给冲击(国际市场上原油、铁矿石和粮食涨价)等因素造成的。另有人认为,通胀是需求过度引起的。归根结底是货币供给过量引起的。

关于中国2008年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波动,政府的判断在8个月内就经历了三变:先是2007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双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但到了2008年4月2日新华社发布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则提出了新“双防”:“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而到了2008年7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改为“一控一保”:要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还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8个月内,宏观调控的对象及政策即有三变,这说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很大,人们基本上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

经济波动之所以具有不可预测性,是因为其原因迄今仍扑朔迷离,未有定论。有西斯蒙蒂的“消费不定论”,杰文斯的“太阳黑子说”,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米契尔的“自然发生论”,熊彼特的“创新周期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金融周期理论,等等。[6]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格林斯潘曾在《金融时报》撰文详细说明了他对这次危机的看法。他承认,他没能采取恰当措施避免危机,但他并不认为存在另一套更好的理论和模型,能让他或其他监管者作出正确预见,也不认为存在可行的措施来避免危机。换言之,格氏承认他不是上帝,如果不是上帝也是错误,那他的确错了。[7]

2.宏观调控手段搭配方式的非固定性

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多,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这两种手段没有固定的的搭配方式,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而进行不同的组合。概括而言,有三种:一是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二是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三是松紧搭配的政策。社会总需求严重落后于总供给,存在相当严重的通货紧缩时,采用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存在巨大的通货膨胀时,采用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不太严重,或者经济增速虽然较低,但不至于全面衰退时,采用松紧搭配的政策。第三种又可分为松财政、紧货币和紧财政、松货币两种,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宏观调控的节奏也具有不确定性。有时需要多步小幅的渐进式的微调或平滑调控节奏,有时需要“一步到位”的激进式调控节奏。后者一次性地将经济指标调控到目标水平,前者分步渐进地调控,逐步地将经济指标调控到目标水平。前者是西方国家采用的基本模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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