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避险之人道性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第６期（总第９１期）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ａｄｅｍｙ

Ｄｅｃ．２００６Ｎｏ．６２００２年夏日的一个晚上，约２３时许，一辆从北京德胜门开往昌平东关的公交车正缓缓地行驶在公路上。由于是驶往郊区，加之夜渐深的缘故，车上没有几个人。车行至半路时便从最初的八九个乘客变成了一老一少。小男孩约摸十二、三岁的样子；老头虽老，看上去却是久经风霜，精明老练。两人此时相对无语，共同等待着终点站的到来。突然，在一站口，有个年轻人使劲地招手，司机急忙停下，打开车门。招手的年轻人与一同伴共同架着一男子上了车，他四处环顾了一下仍然架着那男子站在车上，直至车子启动也未坐下。就在几名男子上车的一刹那，老头迅即走到司机身边嘀咕了几句又转回身。此时车门刚关上，几名男子还未站稳。只见老头突然劈头盖脸地朝小男孩骂将起来：“你这小兔崽子，竟敢偷我的钱包，看我不揍扁你。”随即向男孩扬起一个拳头。小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打骂搞懵了，又气又恼，回骂了几句，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司机烦了，说道：“要吵下去吵去，别在我车上嚷嚷。”老头随口应道：“我就在那个地方下了，正好有个派出所，我们到派出所评理去。”说着车已停下，老头硬拖着小男孩下了车。还在气头上的小男孩四处张望后没有看到派出所，刚想发作，却听见老头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救了你一命，你知道吗？”小男孩不解，老头解释说，从那三个人一上车他就发现被架着的人脚未着地，面无表情，身体始终维持一个姿势，很显然只有死人才会这样，而架着他的人便是杀手无疑。机警的老头赶快跟司机小声说他要在不远处的一个地方下车，随后发生的事只是为了脱身寻找借口。将信将疑的小男孩不得已打电话给家人，花了一百元租了一辆车来接他。第二天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一公交车被掀翻在公路边，司机被捅数刀而亡。

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学过法律的人一般都会将老头实施的行为归结为紧急避险，即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

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在必要限度内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１］；不少人会为老头的精明、

沉着、果敢而赞叹不已，很少有人会为司机之死鸣不平。道理很简单，大家只在意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的生命，在小孩的生命与成年司机的生命的权衡中，小孩的生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司机的生命明显被人们忽视了。笔者认为，老头在得知危险来临时，为了保全自己，隐瞒真实情况而向司机通告了虚假信息，并通过实施对小男孩的侵害引发司机作出错误决断，使司机处于最危险的状态。这种以司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老头自己及小孩性命的做法，虽不敢妄言非法，但最起码是不人道的。当代人权观念强调“人生而平等”，我们没有理由为了一老一少的生命而漠视一个成年司机的生命，他们之间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老头的做法对司机来说是残忍的、不人道的。这个事例引发了我们对紧急避险人道性的思考。紧急避险在社会生活中是必要的，但它的实施必须顾及一定的人道性。然而这个人道性有无限制、何时需要限制、限制的尺度如何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一、紧急避险中直接致人死亡与间接致人死亡的正当性分析

在涉及到对人身侵害的紧急避险问题时，往往有三种情形需要考虑，即直接致人死亡、间接致人死亡和致人伤害。对每一种情形，人们所持的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法律所持的态度亦有很大差别。我们先来分析

紧急避险之人道性

李飞１，高朝阳２

（１．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２．江苏海浪律师事务所，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０－１５

［作者简介］李飞，男，南京大学法学院２００５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高朝阳，男，江苏海浪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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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紧急避险中的直接致人死亡问题。

《法律之门》曾介绍过这样一个案例：船舶失事后爬到小船上的几名海员为了不至于同归于尽，杀死了其中一人并靠其血肉存活下来，幸存者被控谋杀［２］。该案虽有紧急状态存在，但最终判谋杀成立，原因是“人吃人”太过张狂，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道德神经。但有另一些情形，性质是一样的，不过分析起来往往会产生模糊认识。例如，英国学者肯尼指出：“培根大法官认为，如果两个遭到沉船灾难的人争夺只能浮起一人的木板，其中一人将另一人推开，他将免除任何刑事责任，因为他的行为是拯救自己生命所必要的。”［３］在权衡避险者行为的人道合理性时，这个例子不如前一个例子易于分析。直观地看，行为人此时的行为似乎很合理，目的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且情势较为紧迫，也未使用特别残忍的为道德所不容的手段，根据“紧急时无法律”［４］的古老格言，该行为的正当性可以被合情合理地予以解释。但笔者认为，这样解释有失偏颇。社会由人构成，而生命是人的根本。因此，“生命权是作为人所固有的权利，不得被任意剥夺”［５］。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剥夺其他成员生命的权利。我国古代就很重视人的生命权，“人命关天”即表明人的性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自己活命而杀人明显地违背了人们的基本道德观念。在社会中，人才是目的，一切法律、道德规范都是为了人的福祉而存在的。人的利益可以权衡，但一旦主体（人的生命）丧失了，这种权衡还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说，即使在紧急状态下，杀人也是违法的。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将另一个抱着木板的人推开，与在正常情况下直接拿刀捅向他人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任何情形均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

上面分析了紧急状态中直接致人死亡不能成立紧急避险的理由，下面针对间接致人死亡进行人道性分析。我们知道，转嫁危险于他人的行为是不符合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因为在道德层面我们提倡舍己救人、大公无私。而法律的调整也要考虑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利益的均衡。文章开头的案例中，老头没有“舍己救人”，而是将危险转嫁于司机，虽然有些不人道，但他并不希望司机有生命危险，即不具有致人死亡的直接和间接故意。这样，老头的行为便不能成立杀人罪而受法律追究。司机的死亡是杀手直接造成的，法律只能对直接的因果关系进行调控，即追究杀手的责任，而不能追根寻源地探究其间接原因，这样做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而且会造成“全民入罪”的尴尬境地。笔者不否认老头趋利避害并间接导致司机死亡的不人道性，但在法律上，其行为应该受到肯定，即应认定为紧急避险。紧急避险的人道性原则在此应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这个限制正是维护社会和法律秩序所必须的。

二、紧急避险中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的正当性分析

紧急避险中除杀人会涉及人道性原则之外，对人的伤害也应该进行道德方面的评价。上文已经阐述过，在社会结构中，人是目的，因此对人的存在（亦即生命的存在）是不能进行利益衡量的。一个不存在主体的利益评价，就像没有观众的演出和没有听众的演讲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评价与衡量人的利益的首要前提是主体的存在。也就是说，除了生命权以外，对其它任何权益都可以进行这种权衡，其中包括健康权。

在社会生活中，利益的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中这种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此时，法律为了维护秩序和维持社会的稳定状态，不得不对有时只能选择其一的利益加以权衡。我们的目标就是：“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确保最重要利益的优先地位，最后达到最符合需要的平衡。”［６］在生命权与健康权发生冲突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判断出生命权的优先地位，即在紧急情况下人们为了保全生命而不得已伤害另一人的身体，通常会构成紧急避险而无须负任何刑事责任。在财产权与健康权发生冲突时，基于法律、道德对人的终极关怀理念，人们通常认为健康权优于财产权。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一辆装载价值上千万元货物的卡车突遇刹车不灵的意外（司机并无过错），此时司机可以将车驶入道旁的田地里使其停下，但这样做会将田里一老农撞成轻伤；而任凭车子一直冲向前方可能会导致其落入河中，那样的话损失将以千万计，而且还可能造成其他间接损失，但司机本人却可以凭借车上安装的救生系统而顺利逃生，又因其在事故中并无过错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此时若以老农的健康优于巨资货物进行利益权衡，并迫使司机为避免受故意伤害罪追究而选择抛弃货物，对社会关系的稳定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将老农的轻伤纳入与财产权的权衡之中，赋予司机撞伤老农而保全巨额财产的正当性。当然，能够与健康权进行权衡的财产权应当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大额财产权，否则势必侵蚀法律所蕴涵的人文５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