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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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与疾病道德化

摘要：疾病的隐喻和人类寻找意义的思维模式，使社会形成了对特定痰病或病患的道德评判和道德态度，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乖道德统治的需要相结合，对疾病的道德偏见转变为行动上的社会歧视、排斥甚至社会压迫和伤害。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使疾病远离那些意义和象征，尊重和关怀患者，回归医学伦理的人道主义终极关怀，对促进健康和维护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关键词：疾病隐喻；道德评判；道德情感；道德态度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6-0043-04

当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世界的图画”时，当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时，他们不仅是在以隐喻的方式谈论语言，而且是通过语言的隐喻性显示语言的张力，显示语言的形象性，显示语言对于人的本真意义。隐喻(metaphor)一词来自希腊词metapherein，即meta＋pherein，大体可以理解为带到(字面的)后面。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Po-etics)中指出：“隐喻是用一个陌生的名词替代，或者以属代种，或者以种代属，或者以种代种，或者通过类推，即比较。”作为修辞手段隐喻是指在本义域内词语间的替代关系，多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而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隐喻

的运用扩展了语词的空间和意义的场域，给语言增添亮色和美感，丰富语言的表现力和创造力。1936年语言学家理查兹在其著作《修辞哲学》中把隐喻从传统的修辞学意义中解放出来，提出思想隐喻观念先于语言隐喻观念，隐喻是思想的、概念的、经验的、无处不在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工具。隐喻不仅给语言带来生命的气息，而且给思想带来审美的自由。1980年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 肿和约翰逊(Jolmson)通过对大量语言事实的考察，提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在思维和行动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和概念系统从本质上来讲是隐喻的。”他们主张隐喻的本质是一种跨越不同概念领域间的映射关系，这种介于概念实体问的对应，使得我们能够运用源域里的知识结构，来彰显目标域里的知识结构，因而隐喻具有这样的功能：令我们藉由某一类事物来了解另一类事物。学界对于隐喻的认识经历了从修辞学到语义学再到跨心理学、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等不同学科进行研究的几个阶段。通过他们的研究，揭示隐喻不仅仅是两个事物相似性比较的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意义的阐释，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的体现。

一、疾病隐喻与道德评判

在西方的分类医学里：“疾病具有与生俱来、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但是，它所处的社

会空间变得越复杂。它就变得越不自然。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疾病。农民和老百姓接近于基本的疾病分类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没有人能躲得过疾病的侵袭，但疾病在社会中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生理层面的具象意义，总有一些鬼魅般的阴影萦绕在疾病中，被附着上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道德和政治意义。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揭示的疾病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

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疾病隐喻暧昧表达我们的道德情感和态度，并做道德的评价，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它和人性的异化以及苦难的悲怆联系在一起，都是指向社会的压抑与焦虑的偏执，使对某种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疾病被道德化或政治化，使疾病不再是疾病本身，而是成为了一把衡量人的类别属性的尺子，这尺子因背后的国民性理念而即刻升华成为一种政治、道德的审判。不同疾病所包含的道德意义不同，并非所有的人类疾病都会出现道德评判现象，一般来说在当时社会被认为难以治愈、神秘莫测即人们缺乏了解的疾病，或者是具有强传染性，导致痛苦死亡的极度恐怖，或者跟性有关的疾病道德隐喻的色彩浓厚。

人类对特定疾病的道德渲染，那种寻找意义的思维模式使某一疾病所附加的意义，渐渐超越它的本名，武断地成为这个疾病的本质描写、文化上的意义和道德上的判断。疾病与患者的道德评判是指认为某种疾病及其患者是咎由自取，因为个体有道德缺陷才发生，或者是认为患特定的疾病是耻辱的、罪恶的、堕落的、肮脏的、羞耻的。在“隐喻”俨然面孔之后其实隐藏着诸如“健康=德行”、“洁净=德行”等无

数隐蔽公式，而传染病人在被冠以“高危群体”的标签后自动成为“疾病=堕落”公式里的最受欢迎的填充物：他们要么象征着普遍的放纵，要么呈现着道德的松懈乃至政治的衰败。通常对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瘟疫的隐喻，被给予的“另外一个名字”，通常带有夸大、歧视的意味，使得透过隐喻去理解这个疾病的人，容易对疾病产生偏见、误解、贬抑和恐惧。疾病隐喻化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个体或群体道德推理的过程，既是个体在推理规律制约下对利益关系不明的道德现有的举善思考，也是其道德信念的原则内容在思维中的具体演绎。疾病的隐喻是一种阐释和再创造，“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而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阐释者并没有真的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于是真相与原意就在各种被阐释的努力中日益模糊，“词”与“物”开始相互背离。患者不仅是生理病痛的受害者，更是疾病隐喻的受害者。在医学的x光透视和人类的想象阐释的双重努力中人身体的神圣性被消解，而患病者因而常被置于完全“物化”的境地，背负沉重的被歧视排斥的心灵压力，在疾病中沉沦。

在大量的流行性传染病中就充斥着丰富的道德隐喻。“流行疾病是社会混乱的一个普遍问题。‘传染’(pestilent)来自瘟疫(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它的象征意思是指‘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和平的中伤’，意思是‘道德毁灭的或有毒害的’。对罪恶的感受被投射为一种疾病。”没有任何其他一类疾病像性传播疾病在病理现象和社会反应之间有着如此紧密复杂的关系。19世纪最经常被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