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比较优势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比较优势战略的概述比较优势战略，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由价格机制向国内生产者显示该国要素和商品的供求及相对稀缺性，并通过这些相对价格引导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赶超战略作为比较优势战略的替代物，是指国家出于某种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可以是军事的、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的考虑，不惜付出包括扭曲产品与要素价格、当前的经济效益等一定的代价，运用行政干预，集中各种生产要素，保护和优先发展那些单凭市场力量，即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无法大规模发展的工业部门。

[编辑]比较优势战略的特点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

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

[编辑]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差别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

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编辑]比较优势战略的不足(一)比较优势战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悖论非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但主要分布于服务业中，且服务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关键在于发展服务业。

然而，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增长迅速，但服务业却进步缓慢，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无助于服务业的发展呢？原因在于该战略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须以国际分工和交换为基础，是可贸易品。

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往往是非贸易品，我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没有意义，只能依靠内需，即依靠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和国民收入与消费的提高来获得发展。

可是，主导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低产业关联度和低附加值却使得服务业发展乏力。

因此，尽管比较优势战略拼命鼓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其取小头、弃大头的实质却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真正发展。

(二)比较优势战略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从供给的角度论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质上只是其工业部分)的就业优势，却忽略了其需求前景。

尽管在相同的资本下，一个微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整个产业的就业容量还受限于产业可以达到的规模，而这个规模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国民经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由于该产业低附加值的特点，国内市场必然狭小。

我国在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发展经济，但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普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标志着国内市场已经饱和。

在内需不足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销路只能主要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工业国家的消费市场，国家被迫实行出口导向战略。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借以换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2001年还加入了WTO。

然而我国是拥有13亿总人口、8亿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国际市场的规模相对于中国海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言也实在太小。

因为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全部成员国人口的总和也不过8亿，即使这些国家全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都从中国进口，按照一般的生产消费比例，也只需要1亿左右的人工作。

但发达国家是不可能都放弃这些产业的，而且东盟、印度等国也在扩大开放，该国际市场无法由中国独占。

尽管这几年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但同时贸易条件也在大幅恶化，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保护急速增加，说明可供利用的国际市场已经接近极限。

(三)比较优势战略导致就业局势恶化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丧失后劲。

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其本身也有违劳动密集型的初衷，走上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道路，使得就业弹性迅速下降，就业局势趋于恶化。

具体而言，就业局势的恶化源于以下几个因素：企业间恶性竞争。

在供过于求的背景下，企业在国内大打价格战，在国外竞相压价倾销。

当全球竞争主要在国内企业之间展开时，所谓的比较优势毫无意义。

无序竞争更使得企业自生能力成为空谈，企业要么破产倒闭，要么惨淡经营，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口。

事实上，由于低技术，企业间产品必然同质化；由于低技术，各企业利润都非常微薄。

所以，恶性竞争并非企业不理性，而是无力转型被锁定在底端的企业在市场有限下的不得已，是比较优势战略长期作用的苦果，只要国家的产业路线不调整，这种囚徒困境还会愈演愈烈。

低工资和“减员增效”。

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附于国外发展，大部分技术、设备和重要材料与零部件必须高价进口，而市场渠道和品牌又由国外把持，贸易条件恶化，在激烈竞争中企业惟有从人工方面不断降低成本才能生存。

这样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就每况愈下，工资长期不涨(考虑到物价和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工资实际大大下降了)。

同时企业还大量裁员、延长劳动时间与提高劳动强度，以实现“减员增效”。

根据有关的统计数字计算，多年来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低于13%，而发达国家在60%左右。

工资偏低、失业危机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不利于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进一步萎缩了市场需求。

企业的微观求存措施反而恶化了其宏观生存环境，也损害了就业。

另外，低工资使在职人员供养家庭其他成员的能力下降，客观上驱使更多的人口挤入求职队伍，加剧了劳动市场的供求矛盾。

基干产业与战略产业受损。

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过度开放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幼稚的基干产业和战略产业，像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很多企业纷纷倒闭，连带地使由其带动的各种相关企业也陷入困境，大量员工失业。

由于资产的专用性，被摧垮企业的原有资本大部分都毁没损失了，再就业失去依托。

而这些企业和职工的受损又反过来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失去市场，进一步地妨碍了就业。

企业被迫资本深化。

在激烈的竞争中，中低端产品的市场迅速饱和，企业不得不加快产品的升级与换代，以迎合国内外富裕群体的需求，开拓高端市场。

然而产品升级带来了资本深化，排挤出大量劳动力。

当然，资本深化也能增加就业，但由于比较优势战略损害了国内的基干产业，资本深化所带来的需求未能被国内利用，未能在上游产业及服务业等方面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却泄露到了国外，成为拉动国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原动力。

对于国内企业，除了资本密集度日益提高外，技术层次并未有所改进，对国外的依附性也更强，仍然维持着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特征。

因此，正是比较优势战略使得我国不得不咽下资本深化绝对排挤就业的苦果。

大学生就业难和薪酬下降。

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需求吃苦耐劳的非熟练工，技术密集型企业才是吸收懂技术会管理的大学生的主渠道。

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必然导致大学生“过剩”。

据报道，2006年有近200万大学毕业生未能及时就业，且很多人的起薪已低至接近农民工工资。

赶超战略赶超战略（Forging Ahead Strategy）什么是赶超战略赶超战略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突破资金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使资金密集型产业能够在极低的起点上得到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飞跃，进而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

选择这种发展战略的有两类国家：一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以印度、阿根迁为代表的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

这种发展战略不顾资源约束，以重工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去赶超发达国家，实际上是超越发展阶段的战略设想。

因此，这是重工业优先增长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形象概括。

[编辑]赶超战略的历史渊源赶超战略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的苏联。

当时苏联经济中工业化比重很小，农业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中间就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如何解决工业增长下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国民经济应运用何种机制加以调节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辩论中，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占了上风，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机制，两者各有其调节范围，并且原始积累规律和积累规律将逐渐取代价值规律。

因此，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

“超工业化派”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

同时，“超工业化派”还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小农经济比重极大的国家，工业增长如何取得市场的问题。

这一理论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当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牺牲当前消费成为主要特征。

这项计划规定要把净投资额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4至1/3的水平，其中3/4投资于重工业。

这样，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首次得到实践，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也由此形成。

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实践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全面考虑，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这个战略目标集中体现在“一五”计划当中，该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建设项目全部是重工业，是一些填补空白，健全体系的新兴工业部门。

“一五”期间，重工业基建投资占工业基建投资的85%，占工农业基建投资的72.9%。

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建设周期长；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初始投资规模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