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主义倾向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主义倾向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随着文学创作的实践而产生、发展的。“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原则”或“创作方法”是外国文学理论的概念,它同“浪漫主义”一起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被引入中国的。但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还是有关现实主义的文论,在中国都古已有之,并且源远而流长。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兴观群怨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尤其是“诗可以怨”，后世许多诗人、作家正是接受了孔子的这一观点，写出了许多讽刺社会、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形成了我国文学“诗可以怨”的优良传统。此外孔子还强调"诗教"，其基本观点，是肯定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文艺应该为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并且也能很好地服务。后世的"文以载道"等强调教育作用的文道观基本上是受孔子"诗教"观的影响。若总的概括孔子的文艺思想，可以发现它表现了其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入世品格。这种经世致用的文艺观对后世在文学理论批评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奠定了基础，对文学干预现实、干预社会提供了理论根据。后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批评可以说无不受到孔子功利性的诗学观、文艺观理论的积极影响。

《毛诗大序》还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也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与之同时期的司马迁提出了“实录说”，并在《史记》写作中实践“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即不虚假地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不隐讳他们的凶狠残暴的恶行，一切都照历史的实际情况真实地予以记录。司马迁《史记》在记录刘邦（汉高祖）、刘彻（汉武帝）以及许多酷吏时，正是实践了他的“实录”精神。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对后世文学进行现实主义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被称"诗史"的杜甫的诗，便是受其该文学理论思想的影响。

盛唐时期，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想。所谓“为时”“为事”就是主张用同情的笔触来抒写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苦难，揭示时政的弊端。它鲜明地指出了文学应当积极地干预现实，为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为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发挥其应有的功效。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在白居易看来，诗歌是有认识生活和鼓舞感染人的作用的，认为好的诗歌要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为了使作品发挥更广泛的社会作用，他主张讽刺诗要写得激切、直率，要大声疾乎揭露弊政，为民请命。这种观点主张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加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最后在返回去说一说魏晋时期的《文心雕龙》,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文学创作抒情与状物的真实性要求及细节描写的真实、夸张原则的论述等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是符合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的。而《文心雕龙》崇尚写真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为后人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比欧洲文学理论早了数百年甚至一千多年。因此,我们没必要过于引进西方文学理论或者创作思想，反而应该深究或挖掘一下我国古代文学创作或文论的宝贵遗产,以丰富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