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

第26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11月 Vol. 26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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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03-17
作者简介：郑芃芃（1984-），女，河北秦皇岛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2002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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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
郑芃芃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郁达夫早期小说开中国现代主观小说先河，他作品的“自叙传”形式，感伤、颓废的情绪，独特的艺术风格，都有别于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他早期的小说真实地艺术地留下了异常复杂的时代侧影，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

关键词：郁达夫早期小说；“自叙传”形式；感伤、颓废的情绪；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6-0108-04
1921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出版，当时“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好像吹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无数青年的心”。

[1]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畅销书之一。

继《沉沦》之后，郁达夫写下的早期小说还有《茫茫夜》、《怀乡病者》、《风铃》、《秋柳》等，这些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通过青年的变态心理的刻画和性爱的苦闷与社会的苦闷的描写，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受到时代窒息的青年的内心呼唤，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与彷徨，他们对于个性解放的要求。

他用独白式的抒情，诉说了青年内心的烦悒与苦闷，以大胆坦白的描写，同旧的制度、封建道德对立。

下面对郁达夫早期小说的特点作简要的分析。

一、“自叙传”的形式
郁达夫认为，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叙传”的色彩。

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他认为，以第三人称写出来的作品，往往会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使读者产生“一种幻灭之感”，只有日记体裁的作品，“才可以使真实性确立”。

[2]后来，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进一步明确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说：“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他再三强调：“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起，作品里的个性是绝对不能丧失的。

”这里所说的“个性绝对不能丧失”就是强调表现主观感受，要求保持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

阅读郁达夫的几十篇小说，特别是他的早期小说（主要指1921-1922年之间的作品）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都是“自叙传”的形式，用第一人称写“我”，即写作者自
己，即使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也仍是他自己的化身，于质夫、黄仲则、文朴等等都无不是作者的影子。

郁达夫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被塑造成了同一个形象。

那是以不同面貌、不同身份，出现在不同体裁、不同篇章里的同一个抒情主人公，即作者自己的形象。

除了《出奔》、《饶了她》等少数几篇，其他几乎都直接取材于自己的生活，写本人的经历、遭遇和见闻。

《银灰色的死》与《沉沦》中的“他”，《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怀乡病者》中的“质夫”，《南迁》中的“伊人”，都有作者的影子，在有些作品中则直接称为“我”。

其实，在《沉沦》时期，郁达夫的基本风格已经确立，就是表现自我，感伤咏叹，色彩斑驳，又不失清新。

《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年龄、经历不尽相同，思想、行为也有差异，但他们的性格、心理、感情方式，都极其相似。

《银灰色的死》写丧妻的悲恸，爱情的幻灭，以及对死的渴慕；《沉沦》是描写一个忧郁病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南迁》中整篇的情绪就是忧郁的、无望的，三个人物形象，不仅是同一种感伤青年的类型，而且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典型，这个人物一露面，就显得软弱、多情，他不甘沉沦，拼命挣扎，诗一般梦一般的欲望每每幻灭；他想洁身自好，又苦于情欲，他在探索理想又耽于伤感；绝望之余他只能自杀，或者在病中呻吟。

可以说这是郁达夫在小说里直接出场。

有的情节简直就是郁达夫的亲身经历，如《沉沦》的第三章，写留日学生“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在家乡的种种经历，那简直就是郁达夫自己，当然又超越了他自己，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后来贯通他的大部分小说。

甚至历史题材小说《采石矶》中的主人公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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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也令人毫不犹豫地断言：这是穿了古衣冠的作者自己，即使是社会意义较为强烈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中的“我”也都有着作者的影子。

当然，“自叙传”不是绝对等于自传，郁达夫写小说的目的不是为自己立传。

1923年他编《茑萝集》时，在后记中写道：社会“压榨机”造成了一代青年的苦闷，“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因此他“只是要赤裸裸的把我的心境写出来”。

[3]这也是创造社初期文艺理论主张所要求的。

郁达夫“自叙传”主张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时代的原因。

五四时期的作家们普遍要求个性解放，要求改变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环境，“自叙传”的文学形式自然便成了一些作家抒发自我的选择，他们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内心解剖，直接抒发作者个性解放的要求。

其次是西方的和日本的文艺思潮的影响。

郁达夫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卢梭的影响。

卢梭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郁达夫伤感抒情、暴露自我的早期创作之中，卢梭认为：“我们原始的情感是以我们自身为中心的。

”[4]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自由就意味着“实现自己的意志，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

[5]而美德，则应是一种自然态，装饰对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

这种既崇尚情感又看重荣誉且特别追求真率的道德姿态，对郁达夫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启示，这在他早期小说中表现出的痴情愤火，悒郁伤感，不再只是心理范畴内的挣扎和宣泄，而且也是道德意义的背叛和挑战。

另外，欧洲浪漫主义对郁达夫的影响，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主要就是卢梭的影响，正如有位评论家所说的：“对郁达夫来说，卢梭也意味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

”[6]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的“私小说”对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期（1913-1922），正是日本盛行写“私小说”的时期。

“私小说”是日本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自然主义文学家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被公认为是“私小说”的开山之作。

“私小说”就是以第一人称写的自传体小说，“私”相当于汉语中的“我”，“私小说”又称“自我小说”、“自叙小说”、“身边小说”，它以自我生活为素材，不用假托而是如实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田山花袋的《棉被》，就是以作家的“私生活”为题材，通过一个有妻儿的中年小说家跟他漂亮的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描写主人公如何感到情欲上的饥渴，女学生离去之后，主人公抱着她用过的棉被，在“性欲、悲哀与绝望中痛哭”。

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郁达夫的“自叙传”主张及他的创作，他所受的“私小说”的影响便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茫茫夜》中的于质夫，当性的苦闷烦扰他时，他就到一家小小的卖香烟的杂货店里，向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买了一根用熟的针和一条妇人用的旧手帕，回到房里，“他就把那两件宝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的闻了一回香气……”，
这段描写与《棉被》里的描写非常相似。

郁达夫为什么会接受“私小说”的影响呢？这是同时代的审美要求密不可分的。

五四时代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自我”的发现，自然在文学中引出“表现自我”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又为自己寻找着相应表现形式，于是，一时间无数日记体、书信体的作品在新文坛上泛滥，无数颗心毫不羞怯地向世界敞开。

郁达夫作为一个深居异国的海外游子，急于把郁积于胸的苦闷、悲愤、控诉和盘托出，寻求理解和同情。

“私小说”这种专注自我表现和带着“一贯的忧郁”的形式，自然会引起他的共鸣。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郁达夫的作品与“私小说”是有差别的，“私小说”是自我封闭，不求进取，向内深深反省；郁达夫的作品却在喟叹感伤中潜伏着进取、反抗、向外扩张的个性。

二、感伤、颓废的情绪
现在人们读郁达夫的小说，争议最多的恐怕就是病态描写，病态描写就是作品中流露出的感伤、颓废的情绪。

郁达夫常常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感伤的性格，竭力表现他们极度的苦闷以及由此而生的变态的心理言行，这在他早期作品中尤为突出，几乎每一篇都有各种病态的描写，尤其突出的是对性的苦闷的描写，这在前面谈到的《沉沦》三篇小说自不必说，其他如1922年的《茫茫夜》和《秋柳》写性的苦闷所表现出的感伤、颓废的情绪也是非常突出的。

《茫茫夜》中在政法学校任教的于质夫，因为为人耿介正直，不愿谄媚上司，免不了处处碰壁。

他感到现实是如此腐恶，所见尽是“伤心的种子，到处是同癞病院的空气一样，渐渐地使人腐烂下去”。

他悲愁难遣，就用病态的性满足麻醉自己，以此寻求快意，这种颓废情绪的描写，读后使人感伤，令人窒息。

《秋柳》是《茫茫夜》的续篇，其中也写到于质夫对军阀镇压学潮非常不满，“只觉得一种悲愤，无处可以发泄”，“无聊之极”，才去找妓女海棠。

可是海棠被侮辱的命运，又使他觉得可怜，不禁自我责备说：“我真是用金钱来蹂躏人的禽兽呀。

”可以看出，他对海棠并不全是玩弄的态度，而是一腔同情。

上妓院未能解除他的苦闷，反而增加了他的烦恼。

读到这里使人感到压抑，感伤情绪沉重难捱。

但我们应该看到，郁达夫总是当他的主人公在现实压迫下精神失去平衡时，才送他去酗酒、进妓院的。

作者正是从现实压迫这一角度，把性的苦闷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作为“时代病”一种症状而提出的。

主人公的性苦闷与社会苦闷总是裹挟在一起，因而这种性苦闷表现出来的感伤、颓废情绪就具有了社会意义。

五四时期，广大年轻知识分子怀着火热的激情，以浪漫的情调歌颂爱情，歌颂自我，庆祝新生。

但五四运动以后黑暗的现实，使他们的理想化为乌有，而这些人一时又找不到反抗黑暗社会的有力武器和出路，于是，苦闷彷徨就成为一时弥漫整个社会的“时代病”，郁达夫早期小说中所弥漫的感伤、颓废的情绪正是从这种“时代病”生发出来的。

我们应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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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郁达夫写性的苦闷，并不像当时“礼拜六”派或张资平的某些三角恋爱小说那样，专门以女人的曲线丰臀挑逗人，以猥亵淫荡的肉的气息腐蚀人，虽然这种对性的苦闷的描写，也给人以感伤、颓废的感觉，但并不使人沉迷，因为作者努力刻画的是现实压迫下的畸形心理，因而可以震撼人的灵魂，激起读者对黑暗社会的愤恨。

对郁达夫早期作品中大量的病态性心理描写应正确认识，作者在回顾新小说发展过程时说过：“表现人生，务须拿着人生最重要的处所，描写苦闷，专在描写比性的苦闷还要更重要的人生的苦闷，因为性的苦闷不就是人生的全部。

”[7]难道仅仅是感伤、颓废情绪的表露吗？当然不是，这不仅是精神空虚造成的对生活渴求，更是郁达夫要求改造社会，冲破旧礼教牢笼的呐喊。

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郁达夫早期小说中的感伤、颓废情绪产生的根源，既有社会的根源，也有作者主观的原因。

首先看社会根源。

这时期，中国人民正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自觉的领导革命的力量。

虽然在国内已经酝酿着革命的风暴，但远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是没有感受到的，祖国在他的心目中是可爱的，但又是可怨的；是丰饶的，但又是衰弱的。

他在日本更是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歧视和迫害，更深切地感受到由于祖国的软弱所带给他的割心的绞痛，他懂得祖国的富强对于他来说是多么重要，可是，当时国内的政治黑暗、军阀横行的现实，使他感受不到温暖。

他后来曾经说及那时心情：“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

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8]“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历程。

”[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他那单纯而脆弱的灵魂受到的伤害是多么深重。

郁达夫在1922年回国后遇到的又是什么呢？五四运动潮落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但是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思想文化战线呈现一派沙漠景象，连鲁迅都感到了“新的路在那里”的彷徨，像郁达夫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也没有认识到当时已经逐渐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彷徨在历史的三岔路口。

郁达夫怀着极大的希望回来了，可是迎接他的是一个变乱的时势，他得不到温暖与安慰，他彷徨、孤独、失望。

郁达夫就是在这样急剧变动的时代条件下，以他那种看不见出路而寂寞、孤独与失望的情绪进入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的，这也正是郁达夫早期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某些感伤、颓废情绪的社会根源。

其次，直率的气质，忧郁的性格，纤敏的情感是构成郁达夫早期作品感伤、颓废情绪的主观原因。

郁达夫生性敏感，感情纤细且易于受到伤害，他在自传里说：“……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因于家境的结果，畏缩的心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

”[10]这种性格特征在其早期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才华横溢略带神经质的青年，他们在现实与自我冲突的旋涡中痛苦地挣扎，他们是自我世界中的主宰者，是旁人眼中的“另类”人群。

郁达夫的情感既是纤细的，内向的，同时又是直率的、外露的。

正是因为这样，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人物“他”也好，“伊人”也好，“于质夫”也好，都敢于直率地、坦白地，也可以说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心迹。

当然，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流露出的感伤、颓废情绪，即使是在当时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因为它可能使一些青年读后感到自卑，不敢确信自己的力量，甚至会走上逃避斗争的道路。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郁达夫就是一个颓废主义者。

郁达夫认为各国的颓废派作品，“无一字不是对现实社会的厌弃和反抗”。

[7]郁达夫在创作中始终实践这一原则。

即使是他那些性的苦闷描写较多的作品，其主旨也并非表现性的苦闷，而是要于性的苦闷之外，表现出“人生的苦闷”。

三、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坛上，郁达夫早期小说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由于采取“自叙传”的形式，又灌注了感伤、颓废的情绪，就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的小说不追求曲折的情节和周致的构思。

不注重写事件，而注重写情绪，写心灵的历程，努力写出主人公的情绪流动和心理的变化，最常用的手法是直抒胸臆，他总是用充满浓烈感情的笔调去抒写，于事情的叙述中，让人物作极坦率的自我解剖，如《沉沦》里，通过人物的日记披露内心的痛苦和企求。

在《胃病》中，通过主人公的独白表现主人公得不到温暖和同情的孤独心情。

作者还特别喜欢大段地描写自然景物，这同样是为了渲染或衬托某种情绪。

这些就使郁达夫的早期“自叙传”小说呈现出与现实主义迥然不同的特色。

所以人们很自然地把郁达夫称为浪漫主义作家。

作为艺术修养深厚的大作家郁达夫来说，他的小说艺术是不拘一格的，他除了以浪漫主义为基本表现方法外，还经常用象征主义手法。

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比较成功的小说中，写的虽然是日常生活，却避免了对环境、事件和人物作自然主义的叙述，也没有停留在做一般浪漫派的狂呼怒骂，而是努力探寻人物的精神世界，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

例如《沉沦》对主人公精神崩溃的描写，就采用了这种象征手法，作品写他漫无目的，“不知不觉”地来到海边一家“大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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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忽然发现这是妓院，“不觉惊了一头”，“好像一桶冷水浇上身来的样子”。

他进退两难。

一会儿，自尊和恐慌，使他责备自己不该来这样的地方；一会，那变态的“复仇”心又使他“咬紧了牙齿”，“捏了两个拳头向前进去，好像是对了那几个年轻的侍女宣战的样子”，一会儿，当“那侍女把酒菜搬进来，跪在他的面前，亲亲热热地替他上酒”的时候，他又想“把他的心里的苦闷都告诉了她”，一会儿，那被凌辱的民族自卑感又使他“全身发起痉来”。

“他切齿的痛骂自己，畜生！狗贼！卑怯的人！”“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

”小说就是这样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写，努力捕捉和表现主人公在短瞬间触发的各种感触、幻觉和情绪，展示他极其复杂的精神状态。

这里象征手法的运用还比较含蓄。

有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则是一目了然的，比如《沉沦》中写日本学生对“我”的侮骂、讥讽；《南迁》中通过日本女人M 和日本男学生K 对伊的欺负，象征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中国留学生的压迫。

郁达夫的小说还常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的相互感应、契合。

他的作品中有许多精美的自然景物描写，但他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通过人物的情绪变幻去写景。

如《沉沦》写到主人公将自杀时，是这样写景的：“他在海边上走了一会，看看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细浪中间映着银色的目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里开闭的样子。

不知是什么道理，他忽想跳入海里去死了。

”这里的渔灯，海浪都成了招引人的活物。

当他要同世界辞别时，“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上就出现一条淡青的路来。

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

那“灯台的
光”，“淡青的路”，“摇动的明星”是景物，但不是一般的景物描绘，而是他变态眼中的一种幻觉。

这种写法，能够更好地表现主人公病态的内心世界，造成一种悲凉的意象，直接唤起人们的同情和愤慨，最后达到作者刻意追求的象征效果。

郁达夫为什么要使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呢？这是艺术求新的需要，也是“自叙传”小说形式及所要表现的内容的需要，郁达夫说过：“譬如自然主义极盛的时候，大家觉得平铺直叙的作品太多了，就产生了厌烦的心思，想去另辟一个途经，于是新浪潮派、颓废派、象征派的艺术就出来了。

”他认为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方法，去表现他所处的时代，是必要的和适宜的，因为“大凡现代的青年，总有些好异，反抗、热情、疯狂、及其他种种特征。

因为这几种特征的结果，一般文艺爱好者，遂有一种反对一般趣味而走入偏僻无人的路里去的倾向”。

[2]可以看出，郁达夫是基于他要表现的内容，同时针对当时文坛的情况，有意识使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去写他的“自叙传”小说的，他勇敢地打破了传统的和流行的一般写法，采用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这也是适应了时代审美的需要。

总之，作为“自我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郁达夫不仅以自我心境的大胆暴露展示了一代青年人的苦闷与彷徨，而且还把“自叙传”的形式发展到极致。

可以说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开中国现代主观抒情小说先河，对中国现代小说的主观抒情体式和浪漫主义美学走向影响深远，他早期的小说真实地艺术地留下了异常复杂的时代的侧影，唤醒当时不少年轻人的心，这些作品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论郁达夫[A].沫若文集(1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 郁达夫.日记文学[A].奇零集[C].上海:北新书局,1929.
[3] 郁达夫.写完茑萝集的最后一篇[A].茑萝集[C].上海:北新书局,1933. [4] 卢梭.爱弥尔·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8. [5] 卢梭.社会契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7. [6] 许子东.郁达夫新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7] 郁达夫.关于小说的话[A].断残集[C].上海:北新书局,1933. [8] 郁达夫.忏余独白[A].忏余集[C].上海:北新书局,1929. [9] 曾华鹏,范伯群.现代四作家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 郁达夫.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A].敞帚集[C].上海:北新书局,1928.
On the Creation of the Early Stories of YU Da-fu
ZHENG Peng-peng
(Chinese Department,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Hebei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stories of YU Da-fu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subjective stories in China. The form of autobiography and the artistic style of sorrowful and decadent sentiments in his stories make him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tories by other writers. His early stories have a side description of the particularly complicated time, which enriches our country’s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early stories of YU Da-fu; the form of autobiography; sorrowful and decadent sentiments; artistic style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