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 A. Nida）卡特福特（J.C. 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1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2 --1982）俄国

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对“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

1．他把翻译区分为三种类型：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体现了对翻译研究深层的理论思考。

2.他对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也给予高度重视，认为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是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创造性移位”（creative transposition）。

2 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1914 --）

尤金·奈达在交际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

1他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认为语言除了传递信息外，还有许多交际方面的功能，如表达功能、认识功能、人际关系功能、祈使功能、司事功能、表感功能等，翻译就应该不仅传递信息，还传达以上所说的语言的各种功能，这也就是奈达所追求的翻译的“等效”。

2由于奈达把翻译视作一种交际活动，所以他在判断翻译的效果时也是从翻译所传递的信息量出发，认为翻译的效果取决于花最小的功夫接受最大的信息量。

3卡特福特（J.C. Catford） (1917--）

卡特福特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把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extual material）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并把寻求另一语言中的等值成分视作翻译的中心问题，从而提出翻译理论的使命就在于确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

4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16--）

彼得·纽马克认为完全照搬奈达的“等效”理论（重内容而轻形式）并不可取。

他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两种方法，交际翻译致力于重新组织译文的语言结构，使译文语句明白流畅，符合译文规范，突出信息产生的效果；语义则强调译文要接近原文的形式。

语言学派的研究由于应用了语言学理论，使得翻译研究的结果显得比较“直观”，也比较“科学”。但是，当语言学派的研究应用于文学翻译时，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因为此时它面临的对象不单单是一门科学——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这个对象的性质更多的是艺术。

因此，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学者不光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翻译问题了。例如，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奠基人之一维莱姆·马西修斯（Vilem Mathesius）早在1913年就从等效翻译的角度指出：“……哪怕运用不同于原作中的艺术手段，也要让诗歌翻译对读者产生原作同样的作用……相似的，或接近相似的手段其效果往往未必相似。因此，追求相同的艺术效果比追求相同的艺术手段更为重要，在翻译诗时尤其如此。”这一小组的另一奠基人，也是西方译学界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雅可布逊1930年在《论译诗》一文中也指出：“我认为，只有当我们为译诗找到了能产生像原诗同样功能的，而不是仅仅外表上相似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达到了从艺术上接近原作。”至于到了尤金·奈达提出的交际理论，强调原文与译文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在译文的接受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后，语言学派的某些领域实际上已经与文艺学派的研究领域接壤，包括交际理论、符号理论等在内的一些语言学派理论中的许多观点也广泛被文艺学派所利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或是文学文本的风格、翻译的标准等问题上，研究者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电脑软件开发，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其实，即使是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不可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层面。

文艺派理论

翻译的文化研究，和语言学派一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同样其始于20世纪的后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