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变化探析

当前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变化探析

作者：吕杰、王道云来源：《社科纵横》2014 年第4期发布时间：2014-07-10

摘要：当前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阶段，不仅需要我们准确把握现阶段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还需要我们结合现实，清醒认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中国自身发展对中国战略机遇期中条件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自身积极调整，抢占战略先机，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迈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之一就是将21世纪头二十年视为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以来，我们党始终从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这一判断。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郑重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报告还清醒地认识到，“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1](P16)

显然，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如何准确认识和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就成为当前我国切实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做好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各项工作最为紧迫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之一。

一、新阶段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

众所周知，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能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作为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对一国有利的时空态势，我们国家虽然没有最早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基于国内外大势明确提出了这一思想。[2]1997年“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出现在美国公布了《四年防务审查报告》里，认为“战略机遇期”对美国而言，是指在21世纪前20年左右，美国还没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因而可以提前布局，争取战略主动。[3]

我们国家首次明确使用“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上：“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此后，我们党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完善。党的十七大党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干挑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综观近代大国兴衰的历史，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加速发展，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对后起新兴大国而言，能否抓住战略机遇发展自己，成为攸关一国发展全局和决定国家崛起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相对于护持美国霸权的“战略机遇期”，“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中国语境中的涵义存在着本质不同。就当前中国而言，党的十八大报告所界定的未来1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特指中国进入崛起冲刺阶段面临的决定国家发展全局和发展前景的有利时机和好的境遇。这一决定国家发展全局和发展前景的有利时机和好的境遇，应该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上，许多大国把实现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看作是角逐世界领导权的机遇，将战略机遇的目标设定为为争夺霸权战争胜利做准备。而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落脚点则是在明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P17)的前提条件下强调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和平、求共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特征是大有作为。相对于历史上有些大国在对待机遇问题上，仅强调自身利用机遇，而不是创造机遇促进地区和国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仅强调利用和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而且强调创造和发展机遇为实现地区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主张要“大有作为”，要“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P48)

三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途径是和平发展。回顾历史，世界上很多大国的崛起与对外冲突战争密不可分，而中国强调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则是维护和平、强调互利共赢的机遇期，不仅强调“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而且“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P15)

二、美国重返亚太与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条件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重申中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且强调“要准确判断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变化”。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考察影响当前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外条件的变化，当前有两个因素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美国当前实施的“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的外部影响；二是中国自身发展变化。

（一）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条件变化的影响

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的“重返亚太”战略毫无疑问是当前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存续问题一个绕不开的变量。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它对国际时局的战略判断无疑会对世界上很多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提出运用“巧实力外交”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角色，持续增加在亚太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投入，实施“前沿部署”，强化双边安全同盟、深化与地区国家的工作关系、参与亚太区域多边机制、扩大贸易投资、打造更广泛的军事基地以及促进民主和人权等。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无疑成为影响中国战略安全和外交环境的最重要外部因素，更成为

决定新时期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事实上，作为对一国有利的时空态势，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尽管有防范中国的一面，但也有奥巴马政府正视亚太战略格局新变化，对其前任小布什政府过度专注“反恐”战争，忽略亚太的一种政策“矫正”，更有借助亚太地区良好发展前景提振美国内部经济疲软的内在推动。正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所言：中国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但绝不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唯一理由。因此，这一战略的实施固然会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和外交环境产生影响，但把这一影响放大到决定新时期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毫无疑问不符合现阶段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条件的现实变动。

（二)中国自身变化对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条件变化的决定性作用

其实，正确认识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一个更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全球化相互依存时代，当今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以自身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完善、实力地位的变化及其由此引发的内外深度的复杂变动，对世界产生越来越积极的影晌。中国已经从国际战略格局的被动适应者逐步转变为积极塑造者、国际体系的弱势者逐步转变为强势者、世界经济的依赖者逐步转变为贡献者。在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诸多条件变化中，中国自身的变化及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才是这些条件变化中的核心。

因此，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程度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在于自身不出现战略失误，在于能否妥善应对和化解复杂挑战，创造放大发展机遇。很多人把美国重返亚太看作是对中国的战略挑战，其实只要中国运筹得当，美国重返亚太美对我们未尝不是一种战略机遇。因为亚太地区持续的经济活力和强劲的发展潜力，让世界各大战略力量均盯住亚太，不仅美国将亚太作为全球战略运筹的重点，俄罗斯、欧洲、印度、巴西、中国等新老战略力量均视亚太作为经略重心。这种多路战略力量汇集亚太地区的格局，对缓和中国崛起对周边国家造成的战略压力和心理焦虑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纵横捭阖的亚太战略格局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达成某种政治平衡，对于维护地区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积极参与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将中国的理念、智慧和力量转化为地区制度和地区规范，夯实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地位的权利基础和社会基础。不管怎么说，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国际社会中的任何风浪都不足为惧，只要沉着应对、科学判断、果断决策、积极争取，就能够化挑战为机遇，进而牢牢掌控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在国际形势发展的惊涛骇浪中稳步前进。

三、全面抢占战略先机，把握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核心是积极调整，赢得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环顾世界，适应未来10年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变化，中国要想全面把握战略机遇，维护和巩固战略机遇期，赢得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抢占战略先机。

第一，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当前抓住战略机遇期唯一正确的路径选择。中国要着眼时代特征与需求，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打破强国必霸的“历史逻辑”，以成熟大国的理性与心态，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努力通过自身的发展积极地影响世界。因此，我们要继续辩证地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切实让世界对中国的发展壮大信任放心而不是疑虑恐慌。进一步推动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并将其与促进建立和谐世界相结合，这是当前中国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与核心。

第二，悉心经营新型大国关系，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历经国际金融危机的荡涤，美、欧、日实力步入相对衰落轨线，中国仍处在强势攀升进程中。彼消我长促使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产生某种“霸权焦虑”，对华战略认知与定位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进行战略防范和交往的同时，加大遏制中国的一面。但中美之间的“利益攸关”使美国很难像当初遏制前苏联那样遏制今天的中国。中国不搞霸权主义，更不寻求替代美国，充分展现建设性合作姿态，引导美国逐步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与趋势，扎实推进两国各领域各部门磋商沟通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基础，促进全球战略稳定，这是当今中国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外部条件。

第三，理性运用多方资源，积极建构亚太新秩序。亚太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前沿地带，也是中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出发地带。作为东亚第一强国，亚太第二强国，中国必须冷静面对亚太最新态势发展，调整自身定位与战略选择，充分发挥地处东亚的区位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加发展援助，推动区域一体化合作，将自身发展的成果惠及于周边亚太地区，使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成为亚太地区国家的发展机遇。

第四，强化危机管理，积极探索地区冲突解决路径和模式。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倚美制华”，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不断滋事，导致对华侵权日益增多，争端日趋激化。对此，中国需要以一个地区大国的理性，耐心细致地引领相关国家客观冷静地感受最新战略力量的对比变化。一方面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展现坚定姿态，必要时敢于立规矩、树权威；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自身优势与资源，有利、有理、有节、有度地周旋，充分用好民间和经济力量，最大限度地避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在谈判解决相关争端过程中充分体谅周边弱小国家的切身忧虑，着眼全局，适当让利，开创超越争端、迈向共同开发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