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几个比较重要的思想观点解读

先秦儒家几个比较重要的思想观点解读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含有正负两种属性，儒家思想亦然。

它一方面有其正面的精华所在，具有十分重要的、具有普适性的积极意义，也有其负面的糟粕，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笔者仅就其中部分自认为较为主要的思想观点开展一些简略评述。

一、天人观
天人观简言之即为尊天命、循天理。

天人观认为，天命是“天的意志”;另一方面，它又是某种神秘的必然性。

孟子曾曰：“莫知为而为者，天也；莫知至而至者，命也。

”（《孟子·万章上》）[1]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家认为，天命首先是人力不可改变的自然，因为有天命的必然性，故而派生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谓“天意不可违”.除此之外，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解释也被贯以天人相与的立场，把天作为其本原加以神秘化。

《论语·述而》载孔子语：“天生德于予”;孟子也曾经说过“夫仁，天之尊爵也。

”（《孟子·公孙丑上》）在他们看来，既然人类社会的纲常伦理是天理的体现，而天理是不可违背的，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恪守纲常伦理。

在理论形态上，先秦儒家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设计了一套大一统的政治秩序。

《礼记·坊记》转述了孔子的话：“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这可以说是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

他们认为，理想国度里，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理想国度的政治秩序只能是由专制君主对国家实现绝对的专制统治，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基于“天人相与”的观念，先秦儒家思想家们进一步论证了君主的绝对权力：
“天人相与”必须通过君主方能实现，君主的意志与天的意志是一体的，即“天授君权”;同理，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对于君主也应尽人臣之道，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先秦儒家思想家们用天道和天理来为封建政治秩序正名，其实本质上就是把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原则合法化、合理化，作为顺乎天道和天理的不二之选。

二、内圣外王之学
在天授君权的思想原则支配下，先秦儒家思想家们再一次论证了君主的绝对权力，进而顺理成章地把治理国家的责任尽数归于君主。

孔子认为，要治国平天下，先要修身齐家，修身就是自我道德修养。

从这一角度来看，掌握绝对统治权力的统治者的自我道德修养，便成为了政治统治的关键所在。

孔子的意思非常明显：修己和安人是相通的，其基本道理是一以贯之的。

通过修己，不断完善自己，以影响和带动别人，实现“安人”、“安百姓”的统治，是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内圣外王”之学，即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内圣外王”之学注重的是内在修养和外在治国的和谐一致的关系。

要想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君王治国必须要以自身的德性修养为基础，不断充实与完善内在品德，这样才能由“我”而化“众”,从而进入“人我交融”、“安平富乐”的理想社会。

不过，先秦儒家的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尽相同。

比如孟子在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中更偏重于“内圣”,也就是自身内心的心性修养，讲究外王之道要以内圣之学为基础。

这一观点与他以“性善”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相辅相成的。

而荀子与孟子不同，他在内圣外王中更偏重于“外王”,曾多次提到“圣王”的概念。

当然荀子也不是完全不讲修身，其着作中也有《修身》篇，和孟子的观点一致，也是专门讲的心性修养的问题。

应该说，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中所包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原则作为君王权力约束的准则对中国封建政治秩序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它无形中给了统治者以精神上的压力，使之不敢过于妄为。

然而很遗憾的是，在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在以儒家思想构架的相对系统完善的大一统帝国封建制度下，儒家政治理想的实践一直专注于内在自主性的“积极自由”,而没有涉及或者说刻意忽略了外在制度性的“消极自由”,在积极肯定道德主体自作主宰的同时，忽略了外在制度建构的制度缺陷与权力的监督。

大多历朝历代的君主们故意断章取义，只是积极利用了儒家思想中“圣王”的观点并将之夸大性地泛道德化，[3]有利于君权专制的思想在封建统治者手中得以充分落实和夸大，在权力的行使与运用过程中，原本纯洁正义的儒家思想原则沦为了封建统治者加强政权统治、达成黑暗目的的工具，实乃一大憾事。

三、民本思想
从政治管理角度来看，儒家主张要重视人的作用，要爱民如子，以民为本，故而归宿于“民本主义”.从哲学层面看，这一思想的深层含义是出于对人的作用和价值的肯定；从政治统治层面来看，是强调民众是社会的基础，百姓的利益应当重视，[4]所以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出发，他们归根到底还是强调“仁政”和“德政”.孟子曾曰：“得
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离娄上》）揭示了为政之要应在“得民”,“得民”就是“得天下”.不仅如此，孟子还赋予了民本思想以较多的经济内容，对于百姓要“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这样“民可使富也”;告诫君王“民事不可缓”,只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才可使民众实现“养生丧死无憾。

”
作为儒家政治思想和法律的思想精华，“民本”思想是春秋重民观念发展的理论之果。

这一思想中很多的观点和提法，我们至今还深以为然，比如“以民为本”、“富国必先富民，立国应先利民”,比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政治箴言，在当今社会依然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思想要义。

四、传统民族观
中国历代统治者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民族政策，才能确保一个如此之大的多民族大国，历经两千多年的纷争纠葛，最终还是保持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里有值得深思之处。

众所周知，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起源要追溯于距今4000多年的夏朝，如今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其发源地。

至西周末开始，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分别逐渐严格，从而产生了所谓“五方之民”的概念。

春秋时，戎狄企图侵犯华夏，华夏的政治思想家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

到了春秋末战国初，儒家思想家虽然也认为“夷夏有别”,但是他们从“仁”的观点出发，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诸侯亲之，戎狄怀之”,明确地表达出了先秦儒家思想家们主张对四夷采取怀柔政策的观点。

[5]
先秦儒家不仅在民族观上给后代以深远影响，而且还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民族布局模式---服事制。

即以华夏族的周天子京畿为中心，四周为各华夏诸侯国，再往外围就是“要服”的蛮夷和“荒服”的戎狄。

其中，要服者必须要向天子朝贡，荒服者则要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如果有不贡、不王的情况发生，就要先“修名”、“修德”,也就是名尊卑，动之以“德”;如果再继续不贡不王，就要“修刑”,须动用“刑罚之辟”、“攻伐之兵”了。

[5]
在这种民族布局思想模式的影响下，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往往也会以“先王之制”作为处理依据，把“四夷”排斥在外，要求朝贡臣属。

更为绝妙的是，“服事制”中蕴含了采取“怀柔”和“惩伐”两种手段制服“四夷”的民族策略。

这两种方法是因时间、地点和形势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交替使用的。

比如，如果国内处于分裂割据或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统治者可能就会主张对少数民族加以武力镇压；如果国内处于统一或民族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统治者可能就会更多采用兼容并包的怀柔政策。

正是因为有先秦儒家的这种传统民族观为思想基础，两千多年来我们这样一个
多民族大国虽然民族关系时有纠葛，但总体来看还能保持大一统的局面。

这一思想对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对于增强多个民族的凝聚、维护国家统一，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是这一思想极为可贵的一面。

总的说来，先秦儒术，尤其是孔孟的一些政治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构架作出了重要贡献。

它有着人道主义的一面：反对暴政，提倡“仁政”,强调修己及教化作用，关心百姓疾苦，“以民为本”,奉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统一观念，主张“和为贵”,这正是它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

当然，本文只是从政治思想方面入手对于儒学思想要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作为一种文化流派，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还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孟子传》，曹尧德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
[2]《儒家人文思想群我关系的辨证机制》，刘宗贤着，《东岳论丛》1995年第5期
[3]《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政治之关系》，王一侬着，《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6期
[4]《略论儒家思想的精华》，陈祥耀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5]《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周伟洲着，《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6]《儒学传统与中国文化建制的流变》，郭洪纪着，《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7]《谈孔子的管理艺术》，赵靖着，《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
[8]《先秦诸子的道德观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沈星棣着，《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
[9]《“定于一”命题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吴昕春着，《学术界》1995年第3期
[10]《民权：从民本到民主的接转---兼论儒家法文化的现代化》，俞荣根着，《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
[11]《儒家政治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循环---兼论儒术的“学”与“用”》，贾海涛着，《暨南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12]《传统儒家的天人观与政治哲学》，李晓勇着，《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