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沉郁顿挫”风格

杜甫的“沉郁顿挫”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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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是怎样的呢?

《登高》《蜀相》两诗，代表了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风格亦可以“沉郁顿挫”一词概括。关于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胡应麟称《登高》“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诗菽》)，纪昀称《蜀相》“忽变沉郁，魅力极大”(《瀛奎律髓汇评》)。

《登高》《蜀相》思想情感的“沉郁”表现于下列三方面：

内容上的厚实丰满。无论是描摹现实，还是勾勒历史，杜诗都表现出厚实的思想内蕴和凝重的历史意识。《登高》中的“艰难苦恨”四字，包含着郁积难舒的爱国情感和排遣不开的羁旅愁思。不仅仅写出个人的漂泊西南衰老多病，鬓毛早衰止酒停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满目疮痍，人民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作者的悲情凝聚于这四字之中，郁结深厚而寄慨深广。

情感上的起伏回旋。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登高》首句“风急天高猿啸哀”，如来自天外，将诗人的“悲秋”情绪展现于读者面前。“渚清沙白鸟飞回”又语势舒缓，仿佛令这悲情受到限制。“无边落木萧萧下”，又将诗人的“悲秋”心境推向一个新的层次。“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而来的“长

江”展现的开阔辽远的境界，又仿佛缓冲了这段悲情。通过对景物的描绘，可以揣摩到诗人悲情世界的情感起伏。《蜀相》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诗人点出武侯祠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其间妙笔天成的一个“寻”字，使得一问一答巧相连属，写出了初至成都的诗人寻觅遗踪的急切情绪，给人的印象充满着憧憬和希望。然而，“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颔联的情感却起了急剧的变化，“寻”的结果是祠庙的寂寥冷落悄无人迹，诗人形单影只而来，又孤寂伤怀而返。这就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落差。诗人倾吐的情感不是一览无余的，而是起伏张弛回旋的。

表达上的迂折含蓄。作者往往将充沛的感情隐藏于心灵深处，九曲回肠冲撞旋转，并不肆情宣泄倾泻无遗。《登高》具有沉而悲的特色，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一个兀立高台的穷儒形象。然而，作者之情，悲郁深沉而并不过分，凄苦冷落而不见消沉。《蜀相》首联用一设问句，突出诗人问路寻途迫不及待的心境，也给读者留下悬念。可是步入祠堂，诗人不写殿宇高大、塑像凛凛，独独扣住那“映阶春草”“隔叶黄鹂”做足文章，字字写景，却又字字含情，可谓含蓄蕴藉，“别有深意在其间”。

“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不独是词，诗亦如此。《登高》《蜀相》语言形式的“顿挫” 除了音节上的铿锵嘹亮，词句上的精练警策外更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章法上开合变化。东方树《昭昧詹言》论《登高》章法：“前四

句景，后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变化笔法。五、六接递开合，兼叙点，一气喷薄而出……收不觉为对句，换笔换意，一定章法也。”“悲秋”是《登高》主旨所在。前四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感受与景物的客观特征达到和谐统一，产生的艺术魅力已非一般描摹景物的诗句可比拟。后四句的抒情，则将万里漂泊多病的孤零悲苦之情作了直接抒发。最后却令人颇感意外地落笔于“新停浊酒杯”这一生活细节上，纵横开阖变化自如。正这是这种曲折有致的章法，既令文势波澜横生，也令情感的表达深厚凝重。

结构上的回环照应。《登高》一、三两句相承写山景，二、四两句相承写江景，五、七两句相承写悲苦，六、八两句相承写多病。照应之妙，实不多见。首、颔二联写景，引出“悲秋”，颈、尾二联写景，由“悲秋”而及“苦恨”，因“多病”而致停杯。环环相扣浑然一体。《蜀相》首联“何处寻”三字为全诗赞颂、痛惜之辞预留伏笔，此为一折。颔联以“碧草”“黄鹂”两个特写镜头，反衬英雄悲情，此为二折。颈联胸臆直泻，以凝练之语概括诸葛武侯千秋功业，此为三折。经此三折，诗人方揭出点睛之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凡用顿挫，必不平直，从两诗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回环照应，正可见杜诗运笔之顿挫风格。

拓展：

杜甫的生平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

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

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