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三分地”里的教育梦——对话景弘中学校长

对话景弘中学校长
“一亩三分地”里的教育梦
□ 本报记者康丽
两个人的“巡课”
3月4日周一，景弘中学的第二节语文课，教师张凤葵的课堂除了听课教师、参观者，还有两位特别来宾：校长苏志宏与副校长李飞国。

事后的巡课记录，他们这样写道：“这是一堂内容极其复杂，而又极为简单的课。

一堂课，6篇现代文，篇篇都进行精析精议，是何等大的知识量和信息量，但是，丝毫没有让人（包括笔者，也包括学生）感到应接不暇或喘不过气来。

清晰，清新，甚至于还有些轻松之感，这就是大师的本领。

不让学生做一件废事，不让学生听一句废话，事事有效，句句实话。

由此联想到我们有的老师的课堂上，大量的无效语言，处处留有时间与精力流失的漏洞。

建议大家真的要多去听张凤葵老师的课，不只语文老师要去听，所有老师都要去听。

”
每一次听课、转课不仅仅是听听而已，更要形成文字，让每一位教师都听到、看到。

这便是景弘中学的“校长巡课”制度。

这样的巡课几乎是苏志宏与李飞国每天都要做的事。

当然，他们不是每次都说好话，很多批评和建议也会在评课记录里“毫不留情”地指出。

与别的校长不同，苏志宏和李飞国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放到了课堂教学上。

“他们俩对课堂高度重视，不仅重视理论与方向的引领，还特别重视过程管理，把巡课作为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

通过巡课，及时发现问题，强力督促解决问题！”学校初三年级部主任邓春林说。

正是因为这种对课堂细节和过程的重视和把握，才使得景弘中学的课改之路走得既稳又实。

当然，如果进一步深入挖掘，更在于校长对教育教学的深刻认识，对管理的深刻认识。

从力排众议启动课改，到排除干扰深入课改，直至今天因为改革而声名鹊起，景弘走的每一步都与校长的教育理念、管理能力紧密相关。

一柔一刚“最佳搭档”
在没有来景弘中学之前，在没有启动改革之前，苏志宏无疑是比较传统的名师、名校长。

翻开他的履历：湖南省株洲市首届高中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首批高中骨干教师，1997年起，在株洲城区多所中学担任校长。

2007年来到景弘中学担任校长。

从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苏志宏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必须用成绩、分数来吸引生源。

但成绩怎么来的，就是教师一味地讲，学生被动地接受，‘时间+汗水’、‘严格管理’，应该说已经把‘应试教育’做到了极致。

”说起当时的状况，苏志宏无比感慨。

这一点李飞国也感同身受。

是不是好成绩只能靠“死揪”得来？一次去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的参观学习，让苏志宏和李飞国眼前一亮：田字形围成团的各个学习小组，学生们认真自学、激情展示，深度质疑，这里有传统课堂看不到的自主、合作、探究，真正符合了新课改的理念。

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达成共识：没有犹豫，回去就干。

从2008年的一个实验班，到2009年的全面推进，苏志宏要求改革必须“整体推进，强力执行，不留死角，不存幻想”。

几年时间下来，在收获改革成果的同时，苏志宏更坦言，课改之后才算找到了“做校长”的感觉。

“这三四年的感受是以前十几年做校长都没有体验过的。

”
“以前，校长更像是一个行政职位，很多校长没有精力、没有体力、没有意识关注学生的成长，但现在，我们不仅关注学生的成绩，更关注他们在课堂、在学校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

”苏志宏说。

不可否认，课改对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时候，不仅教师在迷茫该如何教，校长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这也是苏志宏为什么那么重视“巡课”的原因。

“来到课堂上，才能找到问题，发现问题。

”
发现问题了怎么办？此时，李飞国让老师们“又爱又怕”。

“听课听出问题时，苏校长相对温和一些，但李校长就会毫不客气地一一说出，甚至直接批评我们。

”课程开发中心主任詹艳平毫不讳言对李校长的“畏惧”。

“很多教师总担心学生听不懂学不懂，不通过学生动手来暴露问题、发现问题，再顺着问题展开复习，而是一上课就进行所谓基础知识‘精讲’，结果是：时间花了10分钟，什么作用也没有，以前学懂了的人依旧还是懂，以前没有学懂的人呢，依旧还是不懂。

”类似这样一针见血的批评还有很多，但李飞国又说得十分到位，由不得老师“不服”。

“他是一个非常严谨，也很严格的人。

”詹艳平补充道。

这种严格，李飞国不仅是对同事，也应用到自己身上。

去年暑假，多年的腰疾暴发，李飞国被迫休养在家，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

“我们几个年级部主任下班后会到他的家里，给他汇报工作。

他在床上看东西不方便，就把头搁在床外面，这样可以稍稍仰起头，不那么费力。

”说起往事，邓春林话语中流露出对这位长者的敬佩之情。

但也正因为李飞国的“严格”和“严肃”，他的笑容和表扬就显得“异常珍贵”。

“李校长表扬了谁，说明他确实有真本事。

”
“在我们学校，两个校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柔一刚，是最佳搭档。

”初二年级部主任杨国军如此评价。

“李校长扮演的是‘严’的角色，我就不能再‘严’了，否则老师们怎么受得了。

”苏志宏笑言。

事实上，在很多教师看来，苏校长再严都严不起来，“我们一般都叫他‘苏嗲（湖南方言：爷爷）’。

”
管理者要管什么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教师是学校的支柱。

“校长水平再高，人家不跟着你干也不行。

”苏志宏说。

众所周知，民办学校教师流失率高。

但在景弘中学，还有出去的教师“回流”的情况。

去年，苏志宏接到一个特殊的求职电话，对方是一位从景弘出去的女教师，她在公办学校待了一年后，还是觉得景弘的工作氛围更适合个人成长，因而要求重新回来。

“为什么这样？我们特别敢用人，所以年轻人真是全身心投入，干得带劲。

”李飞国说。

如果课堂教学改革是基于“相信学生”的理念，那么管理制度变革的最大理念就是“相信教师”。

杨国军是学校最年轻的年级部主任，而在景弘中学，年级部主任相当于别的学校的“副校长”，这样的“大权”交给一个“毛头小伙”，放心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苏志宏和李飞国几乎是异口同声：“放手让年轻人去做，就一定做得好。

”
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每周例行的“业务论坛”，都是教师自己主持，自己发言，就是最后本应由校长做的“总结发言”都省略掉了。

论坛全程下来，苏志宏、李飞国只是在阶梯教室的最后面，静静地看着教师们或针锋相对，或精彩展示。

校长要退居幕后，把更多锻炼、展示的机会让给教师。

不仅如此，在景弘中学，校长甚至连管钱和管人的权力都“下放”给年级部主任。

“什么教师适合，年级部主任最有发言权，我看重的，他们不一定喜欢，就索性让他们去选聘新教师。

”苏志宏说。

邓春林做过几年招聘新教师的工作。

他特别“得意”的地方在于，一次因为教师的聘用，他与校长意见不一致，但校长最后还是“让步”了。

而在工资发放方面，则是由学校给各个年级和每个学科组一个“总盘子”、“总数额”，具体如何发放完全由年级部主任和学科组长自己决定，每个年级、每个学科组都可能不一样。

校长不管钱，不管人了，还能管什么？
苏志宏答曰：“我们去听课，巡课。

校长应该学会放手，走到幕后，培养一支嗷嗷叫的队伍，让更多的教师成长起来。

”
中国教师报：据我所知，学校是2008年开始启动课改的，当时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在全市是领先的，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动干戈”？
苏志宏：景弘中学是一所2004年创办的民办学校，创办之初，学校凭着过硬的教育教学质量在众多的竞争者中悄然“崛起”，成为株洲市规模最大、办学质量最好的初级中学之一。

但这只是表面情况，我们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靠学校“精细化”的管理，是靠师生“时间＋汗水”的劳作换来的，景弘中学的课堂与众多的学校别无二样，“教师讲，学生记”，然后是一轮又一轮的训练、点评，学生苦不堪言，课堂沉闷压抑。

这样的成绩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干净的。

应该说，景弘中学的地理位置、办学条件，在株洲市的初中学校中并不占优势，甚至是处于劣势。

如何在公办学校发展势头良好，民办学校竞争激烈的格局中，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和生存发展空间？是当时我们想的最多的。

正是基于此，从2008年开始，学校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教学变革。

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只有从课堂入手，从改课开始，打造一种能够让所有学生都受益，一种可以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课堂，一种既能让学生学到知识，又能让学生得到更多能力培养的课堂！
中国教师报：课改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苏志宏：家长倒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意见，就是一位老干部曾给我们写来了一封反对信，他的孙女当时在我们学校就读，为此我们专门上门邀请他来学校看看，他都不来。

几次过后，他被我们的诚意打动，还是来到了学校，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教师。

几年的课改实践，我有着深刻的体会，课改最难的不是家长、学生，是教师，课改最难的不是方法、技巧、操作技术手段，而是观念的改变。

在课改过程中，教师尤其是传统课堂中有经验的“名师”，要他们走下讲台，交出时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考验着校长们的耐心和决心。

学校通过选派教
师赴全国各地课改名校观摩学习，通过“走出去”，感受课改氛围，内化课改观念，学习课改经验，培养课改骨干。

每次学习回来，老师们都要汇报感想和收获，每次学习回来都会转化一批“顽固分子”，都会掀起一次课改的新高潮。

中国教师报：我发现，学校的年轻教师特别多，他们是不是一支非常重要的课改生力军？
苏志宏：的确如此，我们没有聘过特级教师，相反，我们特别敢于用人，年轻人在这里也成长得很快。

很多新概念也是他们发明创造的，比如“微小组”、“拼学”、“拼教”、“自驾课”等。

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的教师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都在聊课改，传递课改的正能量，这让我特别开心。

新课改背景下要求更高的教师专业素养，这也是教师的根。

我们设立“青年教师协会”，每年的9月份开学，对青年教师有两周“魔鬼训练”，既有课堂流程的培训，又有专业素质的培养。

我们还自创了一种体验式培训，来研究高效课堂中青年教师所遇到的困惑和疑难。

在这样的培训中，他们不仅仅收获了解决课堂实际问题的方法，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高效课堂的操作环节规范。

中国教师报：相比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搞课改有便利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分数”压力。

您对此怎么看？
苏志宏：一所学校首先要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样的教育，要思考办学是对学生的一时负责，只抓成绩，只强调分数，只看5A的多少，还是对学生的终生负责。

我想，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孩子考上大学，这也太功利了。

我希望，当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分数，还有比分数更重要的——拥有幸福的能力。

分数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分数背后的能力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教育已经被社会、被考试、被分数所绑架。

孩子的前小半生都在考考考，但高中毕业后呢，大学毕业后呢，进入社会后呢？分数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是你的思考方式。

很多考分很高的孩子为什么成年之后反而成了“伤仲永”？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上有所改变。

中国教师报：一提起课改，很多人就会有畏难情绪。

苏志宏：这还是因为对教育认识不到位。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教师心里有学生，自然而然会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变；如果我们的校长心里有教师，自然而然会在管理方法上进行改变。

校长和教师的作用都是引领，只不过引领的对象不同。

所以我常说，教师不要“太勤快”了，把学生该做的事儿给做了；校长不要“太勤快”了，把教师该做的事儿给做了。

这样都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勤快妈妈懒孩子。

中国教师报：看来，您是想做一个“偷懒”的校长。

苏志宏：我们把管人和管钱的权力都下放给了年级部和学科组。

现在人的问题、钱的问题，没人找我。

就拿人的管理来说，为了让自己的年级、学科更有战斗力，年级主任会自己选聘教师，知道什么是适合的教师。

拿钱的发放来说，每个年级部主任和学科组长自己制定游戏规则，如果这个规则不民主，得不到大家的同意，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他必须做充分的调研，征集大家的意见，让大多数人满意。

这种管理方式就像我们的“微小组”建设一样，不是不管，而是让更多的人
参与到管理中来。

中国教师报：这也是课改文化向教育管理的延伸。

苏志宏：是的，课堂改革不仅仅是课堂形式的变化，不是讲台一撤、桌子一拼、黑板一挂，更重要的是内涵的提升。

而要完成课改，就必须要有一套完善、高效的管理体制。

上面所说的管理体制，我们命名为“三横多纵”，三横就是三个年级，多纵指的是学科组，“三横多纵”同时提升了三位年级部主任和学科组长的地位，加强了年级部和学科组的职能，落实了“权力下放，责任上移”的管理原则。

我们学校管理人员真的不多，但他们很精干、很有执行力，所以使学校的各项管理能够有序进行。

中国教师报：如何让更多教师形成合力，发自内心地融入学校？
苏志宏：正如在教学上要相信学生，我们也特别强调要相信教师，要让老师们从内心自发地支持课改、融入课改、践行课改，就得激发老师们的生命活力，提升教师的精神境界。

比如我们每年会以学校名义评选“课改之星”，教师还会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学方法。

学校鼓励年级开展围绕课堂改革组织级部荣誉评选，比如十佳课改人物、十佳教坛新秀、十佳班主任，老师们自己写颁奖词，自己发奖，非常高兴。

很多东西，看似非常微小，但老师们能够感觉到学校对自己的尊重，怎能不把这项职业当作事业？
中国教师报：现在提起课改，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让人眼花缭乱，您对此怎么看？
苏志宏：我们现在缺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

现在景弘中学就是稳步推进课改，把现在能做的做好，不能像猴子掰玉米那样，见一个丢一个。

太多的理论和说法会让教师无所适从。

步子太快，花样太多，老师们跟不上趟儿。

中国教师报：几年下来，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苏志宏：我真是有太多的感受。

我读懂了“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真正内涵，理解了“宁要不完满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现实意义。

5年的课改经历是一笔财富，接下来，我们会跑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