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府州别驾初探

唐代府州别驾初探
摘要：唐代府州别驾，渊源于汉代，有唐一代其废置颇为频繁，但其职掌颇重，既有掌贰州事、岁终人计之本职，有时又可代知州事。

由于别驾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闲职性的特征，因而其任用形式既包含正常的人事升迁，又有安置宗室子弟、贬黜官员、闲散官员以及作为量移官员等特殊任用形式。

此外，别驾的迁转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迁转的去向非常之多，迁转官职地位的高下也非常悬殊。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丰富唐代府州僚佐制度的研究。

关键词：唐代；府州别驾；建置；职掌；任用形式，迁转状况
府州作为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中的关键一级，它既要向所属县衙传达中央的各种指令，又要负责把本州情况上传朝廷，在唐代政权运作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唐代府州主官之下，僚佐甚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上佐。

所谓上佐，按《通典》所载，“凡别驾、长史、司马，通谓之上佐”[1]。

在这些僚佐中，别驾一职地位颇崇，其职掌、任用以及迁转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对其研究，则显得十分必要。

但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唐代职官侧重于对中央部门长
官和地方长官的探讨，而对僚佐系统官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其中对唐代府州僚佐中的别驾一职更是尚未做具体专门性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涉及唐代府州别驾的论著，主要有以下几种。

严耕望的《唐代府州僚佐考》（转引自《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文对别驾的建置情况进行了考证。

李志生的《关于唐代晚期府、州上佐（长史、司马、别驾）的几点意见》（《河北学刊》，1991年第4期）一文主要对严耕望先生提出的“是晚唐时代……至于中下等州皆无上佐之任矣”的观点提出疑问，并对府州上佐的废置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夏炎的《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则对唐代别驾的置废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综上，前人对唐代府州别驾的研究尚未深入，因而笔者广泛收集了有关唐代府州别驾的史料，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府州别驾的历史渊源谈起，拟对唐代府州别驾的建置、职掌、任用形式及其迁转状况作一初步探讨，以期能对唐代府州僚佐制度的深人研究，奉献一点微薄之力。

一、唐代府州别驾的建置及其职掌
（一）别驾的历史渊源
别驾，又名“别驾从事”，或“别驾从事史”，起源于汉代。

汉代司隶校尉其属官中就有别驾从事一职，其职能为“别
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众事”[2]。

但汉代别驾主要设置在诸州刺史僚佐中，唐《通典》载：“州之佐吏，汉有别驾、治中、主簿、功曹书佐、簿曹、兵曹、部郡国从事史、典郡书佐等官。

”[3]又载：“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别乘一乘传车，故谓之别驾，汉制也。

”[4]可见汉代别驾主要为州刺史的佐吏，其主要职责是随同刺史巡察郡县。

又因其地位较高，出巡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车，故名。

魏晋以降，“诸州皆有别驾、治中”[5]，而“刺史多带将军。

开府则州与府各置僚属，州官理民（别驾、治中以下是），府宫理戎（长史、司马等官是）”[6]。

可知，魏晋时期别驾一职在诸州都有设置，且隶属于行政系统，主要协助刺史负责民政事务的处理。

隋朝立国之初，仍因袭旧制，别驾一职依然存在。

但史载：“至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别驾、治中为长史、司马。

至炀帝又罢长史、司马，置赞治一人，后又改郡赞治为丞，位在通守下。

今郡丞废矣，其职复分为别驾、长史、司马。

自隋为郡府之官，去从事史。

”[7]可知，从隋文帝罢郡开始，以州统县，改别驾为长史之后，隋代的州级僚佐中便没有了别驾的设置。

（二）唐代府州别驾的建置
相较于前代，唐代别驾一职的建置情况颇为复杂。

自隋代废除别驾之后，唐朝建国伊始便恢复了这一官职。

史载：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六月十九日，改郡为州，置刺史、别驾、治中各一人。

”[8]而关于唐代别驾的具体建置及其沿革，《新唐书》中有一段较好的论述：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节，丞曰别驾。

十年，改雍州别驾曰长史。

高宗即位，改别驾皆为长史。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诸州复置别驾，以诸王子为之。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省，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复置。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始参用庶姓。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刺史曰太守。

八载，诸郡废别驾，下郡置长史一员。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诸州复置别驾。

德宗时，复省。

元和、长庆之际，两河用兵，裨将有功者补东宫王府官，久次当进及受代居京师者，常数十人，诉宰相以求官；文宗世，宰相韦处厚建议，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州别驾。

[9]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唐代从高祖到文宗，别驾一职置废无常，没有具体规律可循；其废置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生态紧密相连，特别是与新皇登基改元后的政治制度改革密切相关。

（三）唐代府州别驾的职掌
唐代府州别驾虽然时置时废，并且其品秩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动，但从总体来看，其品秩颇高，据《旧唐书》可知，中、下都督府及上、中、下等州均有别驾一人，别驾品秩从
正四品下至从五品上不等，即别驾品秩因府州的等级而有所变动。

[10]既然别驾有如此高的品秩，那么其职掌又如何呢？
《旧唐书》载：“尹、少尹、别驾、长史、司马掌贰府州之事，以纲纪众务，通判列曹。

岁终则更入奏计。

”[11]此文虽是总论上佐职掌，但从中也可以窥见府州别驾的职掌主要有二：一是掌贰州事，即要协助行政主官分担府州行政事务；二是岁终人计，即充朝集使入朝觐见。

关于上佐的职掌问题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严耕望先生经过论证认为：“大抵上佐品位颇崇，虽有‘通判列曹’、‘纲纪众务’之名，但无具体职务。

”[12]李方先生通过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认为西州的上佐有具体职掌，同时认为其他边州的情况应该与之类似，并进一步推论，唐前期上佐总的来说在州府中是有地位有职事的，后期则为闲职。

[13]夏炎先生则通过众多史料的论证，认为从唐前期到后期，上佐的确要承担掌贰州事和岁终人计两项重要工作，担负着“纪纲众务，通判列曹”的重任，在州级行政事务中处于仅次于刺史的重要地位。

[14]笔者亦同意夏炎先生之观点。

而对于府州别驾而言，其职掌除上述两个之外，还可代知州事。

关于别驾代知州事，唐朝做了制度性规定。

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四月敕：“别驾秩位颇崇，若郡守废阙，掌同其任。

”[15]这条敕文首先规定了在刺史不在任或缺任的情况下，可暂由别驾知州事。

同时，唐律中也有“王府司马，
并诸州别驾，虽是次官，并同官长”[16]的规定，进一步从法律上赋予了别驾知州事的权力。

关于唐代府州别驾代知州事的案例，且列举几例如下：
韩洄：“乾元中，江淮凶饥，相扇啸聚，而新安郡负山洞之阻，为害特甚。

朝廷推其（韩洄）能名，除睦州别驾知州事。

”[17]
李元平：“会淮西节度李希烈叛乱，上以汝州要镇，令选择刺史。

（关）播荐（李）元平为汝州刺史，寻加检校吏部郎中、汝州别驾，知州事。

”[18]
卢顼：“德宗命王虔休幕客昭义军节度掌书记卢顼为?持荼鸺葜?州事，赐绯鱼袋赏有功也。

”[19]
由以上史料可见这种以府州别驾知州事的制度，在唐代确有实行。

二、唐代府州别驾的任用形式
上文已经论及唐代府州别驾有具体职掌，但是唐代别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闲职性特征[20]，这使得府州别驾一职在任用上除了正常的任用之外，还具有一些特殊性。

关于别驾的正常任用，多以其功劳大小由低品秩官员升为高品秩官员。

史载：“林蕴，字复梦，泉州莆田人。

父披，字茂彦，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

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以治行迁别驾”。

[21]再如，李绍，“起家为简州阳安县令。

布宽惠之风，弘恺悌之化。

声高狎雉，誉
重翔鸾。

俄迁眉州别驾，以政课连最，频历戎、邛二州别驾”
[22]。

林蕴和李绍就是因为政绩升迁为别驾，这属于别驾的正常任用。

但是有唐一代，府州别驾的任用，还是以特殊情况居多。

严耕望先生指出，唐代府州上佐（包括别驾）的任用主要有四种特殊情况：一是优宗室；二是备贬黜；三是寄傣禄；四是位闲员。

[23]但笔者通过分析史料发现，唐代府州别驾任用还有其他特殊情况，即作为量移官员之用。

综合前人观点，下面笔者将通过更加丰富的史料论证，来对唐代府州别驾的任用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首先，府州别驾用于安置宗室子弟。

唐代府州别驾多用于宗室子弟的安置，这是唐代的一个传统。

史载：“（别驾）多以皇家宗枝为之”[24]，“旧例，别驾皆是诸亲”[25]。

这两条史料可以证明唐代任用宗室子弟多为别驾的情况。

而按照唐代统治者的说法，这种任用宗室子弟为地方上佐的做法，是为了“观其才能，续有序用”[26]。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除了有利于观察宗室子弟的才能，历练其政治经验外，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府州主官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府州主官专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可以说，唐代任用宗室子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藩摒皇室。

关于任用宗室子弟为府州别驾的情况，可举下面数例以证：
李承乾二子象、厥：“象官至怀州别驾，厥至鄂州别驾。

”
[27]
李千里（吴王恪子）：自幼流放岭南，高宗末“征为岳州别驾”[28]。

李隆基：“神龙元年，迁卫尉少卿。

景龙二年四月，兼潞州别驾。

十二月，加银青光禄大夫。

”[29]
李皋（曹王明玄孙）：“改处州别驾，行州事，以良政闻。

”
[30]
其次，府州别驾用于安置贬黜官员。

由于唐代府州别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闲职性的特征，但是其品秩颇高，俸禄待遇十分优厚，因而别驾经常用于安置贬黜官员。

官员贬黜为别驾，既能达到惩罚官员的目的，又不会影响地方府州的正常行政运作，实乃一举两得之法。

关于唐代贬官为别驾的例子，案例颇多，且举几例：
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刘）子玄诣执政诉理，上闻而怒之，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31]。

玄宗先天时期，“（阎朝隐）复为秘书少监。

又坐事贬为通州别驾，卒官”[32]。

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薛稷）子伯阳，以尚公主拜右千牛卫将军、驸马都尉，亦以功封安邑郡公，别食实封四百户。

及父死，特免坐，左迁晋州员外别驾”[33]。

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二月，“乙未，贬刑部尚书颜真卿为峡州员外别驾，以不附元载，载陷之于罪也”[34]。

德宗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夏四月，旱。

壬戌，贬太子宾客陆贽为忠州别驾，京兆尹李充信州长史，卫尉卿张滂汀州长史”[35]。

再次，府州别驾用于安置闲散官员。

上文已经论及唐代府州别驾废置无常，然据史料分析有时复置别驾则是为了安置闲散官员。

史载：“初，贞元中，宰相齐抗奏减冗员，罢诸州别驾，其在京百司，当入别驾者，多处之朝列。

元和以来，两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

率以储采王官杂补之，皆盛服趋朝，朱紫填拥。

久次当进，及受代闲居者，常数十人，趋中书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谒，繁于辞语。

及处厚秉政，复奏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以处之。

而清流不杂，朝政清肃。

”[36]可见，在文宗朝，宰相韦处厚奏请复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就是因为其认为废置别驾之后使得应当成为别驾一职者，却在朝中为官，使得朝中官员设置臃肿，复置别驾可以安置闲散官员，肃清朝政。

最后，府州别驾作为量移官员之用。

量移作为唐代安置左降官、流人的一种制度，自唐中期开始，到唐末一直都存在。

[37]而别驾作为唐代府州重要僚佐之一，也常常作为量移官之用。

唐代别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闲职性。

若别驾任职期满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迁职，则仍然在就近府州量移为别驾一职。

如濮恭王李泰之孙李峤，“以王守一妹婿贬邵
州别驾，移邓州别驾，后复其爵”[38]。

再如，于邵在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出为杭州刺史，以疾请告，坐贬衢州别驾，移江州别驾，卒年八十一”[39]。

张择，“遂贬苏州别驾，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数百人，信宿方得去。

移曹州别驾，岁馀谢病，归老于家”[40]。

上文所述“移”即为量移之意，李峤、于邵以及张择都是在别驾任上再次量移为别驾。

此外，府州别驾作为量移官之用还有一种情况，即由他官量移为别驾。

史海钩沉，正史中记叙他官量移为别驾一职者较少，可举一例如下：白志贞由行在都知兵马使，贬为恩州司马，“遇赦量移阆州别驾”。

[41]之所以量移时，有授予府州别驾一职的情况，就在于别驾一职品秩不低，然待遇十分优厚，且其在唐代大多数时期具有闲职性特征，自然就成为量移官员的最佳去处。

三、唐代府州别驾的迁转状况别驾作为唐代府州的高级僚佐，其任用有正常与特殊之分，那么被任用为别驾的官员其迁转之前途又如何呢？笔者通过搜索史料发现唐代府州别驾的迁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其迁转的去向非常之多，迁转官职地位的高下也非常悬殊，但总的来看，无非是迁向中央或在地方任职两个方向。

下面就分两方面对其迁转问题作一分析。

首先，探讨一下别驾迁向中央任职的问题。

府州别驾直接升迁到唐中央政权任职者较多，所任官职上至三品大员，下至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差别颇大。

从唐代的情况看，府
州别驾直接迁转到中央任官者，既有中央重要官职，也有一般性职事官。

唐代府州别驾直接迁转为中央重要官职者，且举几例如下。

如李承宏，“坐交非其人，贬房州别驾，还为宗正卿”[42]。

杨纂由雍州别驾，“复为尚书左丞”[43]。

钟绍京由温州别驾被玄宗拜为银青光禄大夫、右谕德。

[44]卢景亮，“至宪宗时，由和州别驾召还，再迁中书舍人”[45]。

归崇敬自润州别驾，“改主客员外郎”[46]。

再如韩洄，“朝廷推其能名，除睦州别驾知州事，俄拜监察御史”[47]。

类似事例还可找出一些，在此不一一列举。

按《旧唐书?职官志》所言，宗正卿、尚书左丞为清望官，右谕德、中书舍人、主客员外郎以及监察御史皆为清官。

[48]可见这些官职在唐代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由以上可知，别驾在某种程度上其迁转途径还是比较不错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员外郎、监察御史虽然品秩不高，但却是很清贵的职位。

其中员外郎属从六品上，但却和五品的郎中一样，其任选不经由吏部，而由皇帝除授。

[49]监察御史虽品秩只有正八品上，但他是皇帝的耳目，职位崇高，属于典型的位卑权重之职。

正如《旧唐书?职官三》所载监察御史的职掌，“监察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

监祭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劾祭官。

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

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50]。

其职掌之广、之重可见一斑。

可
见在唐代由府州别驾迁为员外郎或者监察御史看似品秩下
降了，但职权却更重了，为时人所尊崇。

当然，在唐代也有由府州别驾迁转为中央一般性职事官者。

如徐浩先是被贬为明州别驾，后被德宗“征拜彭王傅”
[51]；李畅自怀州别驾“旋拜太子率更令”[52]；张奉璋由洮州安西府折冲兼摄本州别驾，“稍迁右威卫中郎将”[53]；李讷自青州别驾“寻授光禄少卿”[54]。

王傅、太子率更令、右威卫中郎将、光禄少卿等职位虽然不是唐人所谓的“清官”“清望官”，但其官品颇崇，相对于府州别驾来说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迁转途径；毕竟是在朝为官，其任官环境以及仕宦前景也相对比较优越。

从唐代府州别驾迁转的整体情况看，府州别驾能够迁转到中央任职，主要因为两种原因。

一是由于政绩优良升迁到中央任职，如韩洄、张奉璋、李讷等所属；二是原来就是朝中高官，因为种种原因不再重用或被贬黜，又重新起用为朝官，且这种官起用之后大多品秩颇高，如李承宏、杨纂、钟绍京、徐浩、李畅等所属。

以上所论均为自别驾直接迁转到中央为官的例子；自别驾迁转为其他地方官职，然后辗转到中央为官的，不在之内。

其次，讨论一下府州别驾迁转为其他地方官的情况。

从现有史料来看，自别驾迁转为州刺史最为常见。

这是因为别驾本来就是刺史的佐官，迁转为刺史自然是最好的去处。

如
白志贞由开州别驾升为果州刺史；[55]韦岳由渠州别驾，“稍迁陕州刺史”[56]。

韦嗣立，自岳州别驾，“久之，迁陈州刺史”[57]。

令狐?`被贬为吉州别驾后，“久之，授吉州刺史”
[58]。

由以上史料可推测，大抵唐代别驾迁转为刺史时，通常不在本州擢升，而是在异地任职，只有极少数在本州升职的事例。

此类史料颇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当然也有迁转为其他地方官职的，比如，李季卿，肃宗时被贬为通州别驾，代宗即位后，“自通州征为京兆少尹”
[59]。

再如王韦，自蕲州别驾，“寻迁朝议郎，加轻车都尉，行贝州司马”[60]。

唐河上，“贞观年中，拜交河道行军铠曹，以军功授朝散大夫、行卫州别驾，又迁豪州司马”[61]。

不过，更多的还是迁转为州刺史，这应该是别驾一职迁转为地方官时的一个主要去向。

综上所述，唐代府州别驾的建置虽然更迭频繁，并且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闲职性的特征，但应当承认别驾是有具体职掌的。

此外，唐代府州别驾由于其本身的特征又导致其任用具有特殊性，并且其迁转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以上所论，为本人浅见，如有讹误，还望指正。

注释：
[1][3][4][6][7]（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9页，第184页，第185页，第184页，第189页。

[2]（西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14页。

[5][24]（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42页，第743页。

[8][25]（北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96页，第1215页。

[9][21][42][45][46]（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17页，第5719页，第3592页，第5043页，第535页。

[10][11][18][27][29][30][31][32][33][34][35][36][38][39][41][4 3][44][48][50][51][55][56][57][58][59]（后晋）刘?d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19页，第1919页，第3628页，第2649页，第165页，第3637页，第3173页，第5026页，第2592页，第4186页，第381页，第282页，第2656页，第3766页，第3719页，第2673页，第3042页，第3760页，第1863页，第1804-1805页，第353页，第4797页，第3103页，第4013-4014页，第2873页。

[12][23]严耕望：《唐代府州僚佐考》，《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第345-347页。

[13]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
育出版杜，2002年，第96-97页。

[14]夏炎：《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15]（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05页。

[16]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卷二十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38页。

[17][47]（北宋）李?P等：《文苑英华》卷九百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5121页，第5121页。

[19]（北宋）李?P等：《太平御览》（第3卷）卷二百六十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50页。

[20]夏炎在《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中，虽然总论上佐的闲职性特征，但别驾实际应包含在内。

其认为：“必须承认唐代的上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内又具有闲职性的特征。

然而，上佐的闲职性却是一个变量，上佐的职掌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再由虚到实的过程。

因此，上佐并不是完全不厘实务，不应当片面看待唐代上佐的闲职性。

”
[22][52][53][54][60][61]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页，第519页，第698页，第517页，第519页，第202页。

[26]（北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九，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6页。

[28]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景云??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9页。

[37] 张艳云：《唐代量移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67页。

[4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6933页。

[49]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94-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