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作品中人鱼意象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内容摘要：关于人鱼的传说历来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由于其背后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内涵，这些传说成为文学创作的丰富题材。本文通过探讨对比人鱼形象在中国文学中的演变过程，阐述人们通过人鱼形象来表达爱欲、死亡等主题的表现方式，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民族文化心理，以此表现人鱼形象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人鱼演变文化内涵

中国有关人鱼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袁光、孙冬梅 2014）。作为记录中国神话的重要典籍，《山海经》描绘了众多神人形象，人鱼神人形象是该典籍中人兽合体类形象之一。该书对人鱼的描述首见于《南山经》，“其中多赤鱬，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鸯鸳，食之不疥。”

[1]《海内南经》首次提出了鲛人的说法，“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郁水南。注:离耳，搜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澹耳也，在朱崖海诸中；雕题，葱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2]其中的鱿人外表是人头鱼身，长着四只脚的鱼（黄雪敏 2009）。又如《海内北经》记载“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3]此外，《西山经》中直接提到“人鱼”这一说法，“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4]。以及在《北次三经》中更为详细地提出“又东北二百里，曰龙侯之山东，无草木，多金玉。决决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鱼，其状如鳗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5]。根据该鱼形状和叫声的描述进行推断，《山海经》记载的人鱼很可能是现实中的鲵鱼，即“娃娃鱼”（黄雪敏 2009；付瑶 2012）。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尽管在《山海经》中人鱼有着多种不同的称呼，如“陵鱼”、“赤孺”等,但使用最频繁的还是“人鱼”，且人鱼最原始的形象为长得像人形，全身披覆着鳞片，一幅怪兽模样的水中生物。

以上记载仅只提及了人鱼形象的形态，并未表现出文学色彩。但在《大荒西经》中的描述“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6]（袁珂注：据经文之意，鱼妇当即颛顼之所化）在这里，“人鱼”形象开始和性、生殖有了关系，这种形象或是对以前或当时的现实生活文化的一种文学化反映，在其后文学和艺术创造中，这也成为了“人鱼”形象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审美构建（付瑶 2012）。

此后的文献中，多把“人鱼”称为“鲛人”，“鲛人”形象的出现使“人鱼”形象的塑造开始丰富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植在《七启》说：“然后采菱华，摧水苹，弄珠蚌，戏鲛人。”讲述了曹植在海中与“鲛人”嬉戏的场景，这里的“鲛人”其实就是人鱼。晋代张华《博物志》云:“南海外有纹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张华所说的鲛人，亦作蛟人，就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人鱼，它们哭泣的时候，眼泪会化为珍珠。《博物志》中又有记载，“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此处增加了鲛人卖绢的行为。且“寓”、“卖”等字的出现，不同于以往神明对人类的“授”，亦表明人鱼与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开始与人平等交流。东晋干宝《搜神记》“南海之外，有蛟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这里提到了蛟人会纺织技术，能泣珠，基本是沿袭先前文艺的续作。其后南朝梁任昉在《述异记》中也有对“鲛人”的描述：“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出蛟绢纱，泉先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入水不濡。”这里只提到了鲛人的纺织品，不提泣珠。唐诗中不乏对“鲛绡”、“鲛泪”等的描写，如李颀在《鲛人歌》中唱到“泣珠报恩君莫辞，今年相见明年期”，以及李商隐在流传千古的名诗《锦瑟》中说道“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又如唐代诗人吴融以《鲛绡》为题写了一首诗，其中道“莫道不蚕能致此，海边何事有扶桑。”[7]

据此可看出，相比于《山海经》中对“人鱼”的描写，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中对鲛人的叙述更具情节性和动态性，有头有尾；其故事性则与“鲛人眼泪化珠”的故事模型有关。“以珠报恩”这一情节的出现亦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看出海洋所具有的巨大财富价值属性（倪浓水2008付瑶2012）。其次，鲛人“卖绢”、“纺织”等行为的出现，表明鲛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向人类趋近，反映了人鱼的人化过程。再次，从《山海经》到唐诗，尽管中国古代文献中

对“鲛人”的记述层出不穷，但相应的外貌描写不多，多多把它认为是海中奇异的鱼类，突出“泣，则能出珠”的特点。最后，鲛人形象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这得益于“绡（绢）”、“龙纱”意象的出现。泣“泪”和擦泪的“绢”就这样开始联系在一起，以“鲛绢”来代指素绢制成的手帕，使其成为一种诗化意象（倪浓水 2008）。由于文人骚客爱在“鲛绢”上题字作诗，这又使其成为文人们寄托情感之物。如陆游在《钗头凤》中提到，“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鲛绡”在这里被用来象征陆游和其表妹唐婉凄美的爱情。

及至宋朝，人鱼意象经过前人的铺垫和后人的不断加工与完善，变得更加丰富起来。宋代丛书《太平广记》对人鱼也有记载：“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娜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在该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与西方文化中的美人鱼形象接近的“海人鱼”，强调了女性特征，且对其的描述极为详尽，凸显风情与诱惑。在宋聂田所撰《徂异记》中则明确指出了人鱼的概念：待制查道，奉使高丽，晚泊一山而止。望见沙中有一妇人，红裳双袒，髻发纷乱，肘后微有红鬣。查命水工以篙扶于水中，勿令伤。妇人得水，偃仰复身，望查拜手，感恋而没。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见此，何物？’查曰：‘此人鱼也。能与人奸处，水族人性也。’”从该段描述中可以看出，该人鱼形象不同于之前《山海经》的“陵鱼人”、《博物志》的“鲛人”，这段故事里的“人鱼”，同样是一名女性，这里还强调了她作为鱼的习性，和《太平广记》一致地说明了人鱼作为女性的性吸引力，至此“人鱼”是与“风情”有关的特定性话语符号（倪浓水 2008）。

宋人的作品中，人鱼的形象比起前代有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些作品并没有平等地将“人鱼”作为人来对待，换句话说只把“人鱼”当成具有美女生理特征的鱼罢了。宋之后的女性人鱼已经开始具备了更接近于人类的外形,但还缺乏进一步的挖掘。明代对“人鱼”的描述也没有长足进展，在《镜花缘》中是这样说的，“水中有白骥，状类妇人，乳阴具毕，唯尾似鱼。路上行人谓见之者凶。”这就是女性的人鱼了。而到了清代，“人鱼”形象又加入了新的叙事元素，从而使得“人鱼”形象更加丰满。清中叶戏曲作家沈起凤《谐铎》中有一则故事《鲛奴》，是中国古代“人鱼”故事中情节最曲折、情感最动人的一则叙事，其“鲛奴”形象也是此类形象构建中比较丰厚和成功的一个。这个故事里出现的不再是带着人类某些特征的鱼，而是有着人类情感来自于海洋深处的人。鲛人怀抱着对主人的知遇之恩，愿意为他做出自我牺牲和奉献，以主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是人类的好友知己。同时，在故事中再一次运用到了鲛人泣珠的古老叙事模式，并进行了重新的创作提炼，对“人鱼”形象的塑造完成了对历史的超越，达到了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倪浓水 2008；付瑶 2012）。

以上我们考察了中国古代各种“人鱼”叙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个意象性符号，“人鱼”形象并不是在一次性叙事中完成的，它经过了不同的时期、多人多次的创造性勾勒从而得以清晰明朗化。“人鱼”形象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和再创造，为文学史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素材，并为人们所钟爱。在此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美人鱼”的概念和形象直到“五四“才从西方传入中国。在中国对“美人鱼”的了解是伴随着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而展开的由于安徒生的巨大影响力，美人鱼的形象很快便深入人心，但那都是近代的事了。

总的说来，中国汉民族的在农业文明、儒道释影响下的文化心理偏向中和,追求稳定，渴望永恒不变。但由于在中国“狐狸精”意象的深远影响，使“美人鱼”形象并没有在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只是把它视为满足猎奇心理的“异物”，而不是把它作为充满诱惑力的美丽精灵，从而阻碍了美人鱼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同为水族的“龙女”故事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民众对人鱼的关注。而且这些人鱼的形象总被盖上一层封建伦理道德的外衣，有恩必报、格守妇德是中方人鱼故事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