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职能变迁与工作创新

检察职能变迁与工作创新

[摘要] 新中国的检察制度经历了尝试“一般监督”、强化诉讼监督和完善自身监督等几个阶段，今后检察机关将走向真正的法律监督机关。未来的检察改革，可能会围绕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地方立法权和行政权而展开。这是检察工作创新的立足点。

[关键词] 检察制度工作创新诉讼监督自身监督法律监督

新中国检察制度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的。诞生以来，共和国检察制度经历了初创阶段的艰难探索，经历了波折阶段的中断取消，经历了恢复重建后的创新发展，而今正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蓬勃发展的春天。回顾历史，梳理检察职能的发展变迁脉络，探寻不同时期检察改革与创新的亮点，对把握检察制度发展完善的方向无不裨益。

建国初期：尝试“一般监督”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旧法统的彻底废除，我国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移植前苏联司法制度的高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建设经验师从苏联是唯一的、必然的选择，检察制度建设也不例外。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民检察机关，不仅在任务和组织制度方面，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苏联检察制度的经验；而且要在检察工作方法、作风和方式上，也学习苏联检察人员的精神”。[1]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政法专家苏达里可夫作了专题报告，

对苏联检察制度进行详细介绍。

苏联检察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一般监督”制度。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逐步提出了他的法律监督思想。1922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苏俄检察条例》，建立了一种集一般监督、诉讼监督、犯罪追诉等职能于一身的新型检察制度。这种检察制度模式，在1936年《苏联宪法》中得以定型化。该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苏联总检察长对各部和各部所属的各机关、公务人员及全体苏联公民是否确切遵行法律，负最高的监督责任。自此，“一般监督”制度逐步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传播，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标志性制度”。

1954年9月，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这部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在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获得通过。根据法律确定的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了五个业务部门，即第一厅（一般监督厅）、第二厅（侦查厅）、第三厅（侦查监督厅）、第四厅（审判监督厅）、第五厅（监所、劳动改造机关监督厅）。从当时的检察机关职能排列顺序看，一般监督在检察机关各项业务中居于首位，地位相当重要。

一般监督制度建立后，各地纷纷尝试推行，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例如，1956年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对该省人民委员会颁布

的《禁止滥宰耕牛暂行办法》中规定刑事处罚，以及关于配设乡护林员的通知中规定护林员有拘留权两项违法决定，分别提请该委员会作了纠正；安徽省萧县等人民检察院纠正了当地有些农业社以流通券代替人民币的违法事件。总体上讲，一般监督的监督对象宽泛，监督内容丰富，是一种综合性的“守法监督”。这种监督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守法水平，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能够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

最具有典型性的监督，莫过于人民检察理论的奠基人王桂五先生在其著作中收录的这起事例：1956年9月，广东省阳春县人民检察院发现本县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委员会会议未按法律规定的期限召开，于是发出了《建议书》，要求县人民委员会加以纠正和改进。《建议书》主要内容摘录如下：[1]

阳春县人民委员会：

我院根据副检察长列席你会委员会初步所发现的问题，对你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

组织法》的情况依法进行了检查，经检查结果发现有下列问题：1、阳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6月27日召开，至现在已两年又两个月，仅于1956年1月7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二次”的规定。

2、阳春县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1月10日正式成立之后，于2月18日、7月16日、9月14日先后召开三次委员会会议。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的规定。……

根据上述情况，我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向你会提出建议书，要求你会采取措施，纠正和防止违法，以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

……

兼检察长叶超

副检察长柯金水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检察机关的监督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县人民委员会接到建议书后，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纠正的措施，《人民日报》对这一监督事例进行了报道。此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将阳春县检察院的建议书转发全省各县检察院，要求各县都进行一次检查。不久，《南方日报》报道了广东全省各地纠正不按期召开人代会的情况。

不过，在一般监督工作的试点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地方监督范围过宽，例如某市就把一些国营商店螃蟹跑掉、韭菜烂掉、工厂劳动环境差等问题纳入“一般监督”的范围，令人啼笑皆非；有的时候工作方式不当，例如第一厅在农林部搞试点，在列席该部

部务会议时引发了对方的反感和不满。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方方面面对一般监督工作的看法不太一致。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般监督制度遭到批判。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认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是“专政矛头对内”、“束缚对敌斗争的手脚”，有人甚至指责这项工作“以法抗党”。检察机关内部坚持一般监督工作的代表人物刘惠之、王立中，则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经请示中共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将一般监督从检察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取消。1958年8月，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提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权应该作为一个法律武器保留下来，备而待用。自此，一般监督名存实亡，基本上退出了检察机关的职权体系。就连“一般监督”这个词语本身，也基本上从检察机关的各种文件、会议材料中消失了。

从1957年开始，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受到很大冲击，整个检察制度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几经波折。196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三个单位的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提出《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经中央批示下发后，最高检察院及各地检察院被先后撤销，检察制度至此中断，一般监督制度也退出了中国的法治舞台。

恢复重建至今：强化诉讼监督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