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苏轼的月与酒及其他

李白和苏轼的月与酒及其他

张林

唐宋文坛浩瀚璀璨的天空曾经出现过两位才气纵横的文学巨星——李白和苏轼，他们以天才的创作给传统意象注入了新的内涵，成就了中国文学最瑰丽的华章，同时也进入了中国人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对李、苏二人喜用的意象，如“月”和“酒”，古今多有阐释且见仁见智，笔者拟从比较的角度，谈谈李白和苏轼在这两种意象使用上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

李白和苏轼都是沐浴着巴风蜀雨成长的天才文豪，艺术造诣臻于绝顶，千年之后仍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李白天纵奇才，是中国唯一的“诗仙”；苏轼少年驰誉，无论是诗词文赋还是绘画书法，在当时均为一流名家。对李、苏在创作风格上的相似性，前人多有论及，王鹏运在《半塘遗稿》中曾说：“惟苏文忠之清雄，复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厂此论简直把苏轼看作宋朝的李白，是“词仙”；王国维则在《清真先生遗事》中更明确地指出：“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而对“月”和“酒”这两种传统意象的使用，两位天才更是将其定格在不可逾越的完美高度，历史的积淀加上天才的创造，“月”与“酒”因而成为中国文人无法忘怀的情结。

意象实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其内涵具有被群体不自觉认同的特性。它至少是三个层次的有机融合：词语是其能指，规范物象指向；物象是其所指，暗示情境指向；意蕴是其核心，生发内涵走向。李白和苏轼将自身特有的生命体验熔铸于传统意象之中，使意象群体性的情感内涵与诗人个体性的生命意识水乳交融，从而使传统意象折射出时代光辉。

首先说月。李白很喜欢月亮，据说醉中捞月是诗人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这真是李白才能拥有的死亡方式。虽然此说未被确切载入正史，但李白对明月的钟爱是无可置疑的，《李太白全集》中写月的诗篇数不胜数，“月下飞天镜，云深接海楼”、“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诗句流传千年而渗入中国人的血脉；而苏轼的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举匏樽而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到今天仍在人们心中回响。当然，泛而言之，中国诗人对月亮的钟情从《诗经》时代就开始了，影响之深远，别的意象鲜能比肩。有的文化学家认为对月的崇拜是对母系文明的追求与回归：世界是无序的痛苦的不可把握的充满着血腥的，而明月却是宁静的安详的永恒的和平的，像母亲温暖的怀抱，安抚着人类在红尘挣扎中不堪重负的疲惫灵魂，她代表着一种超朗的生活态度和洒脱的哲理旨趣，“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是李白孤独人生的唯一知音；“举匏樽而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明月是苏轼想象中长眠的家园。在时间上具有永恒性的明月启迪着诗人的宇宙意识，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的月光弥散着家园的温馨气息。诗人在明月的温柔启示之下，捕捉到了生命至纯至真的光华，有限的悲苦的人生被广博的冲和的明月收容，两颗被现实放逐而辗转流浪的诗人之心也终于找到了安息之所。

两位文豪不但喜欢明月，而且喜欢在月下喝酒。李白与酒关系之密切，从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可略见一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其实诗人是借纵酒来发泄自己的狂傲愤懑罢了。苏轼同样把怀才不遇的人生感慨寄托在酒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可见，酒是诗人和明月酬答的媒介，诗人为现实所弃，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畸零之人”，只好与月举杯酬答。和明月交谈实际是自说白话；给明月敬酒也就是给自己敬酒，实在是孤独到了极致、凄凉到了极致、愤懑到了极致。

月下独酌，有无聊苦闷的一面，也有潇洒豁达的一面。这种潇洒豁达表现在历经宦海沉浮之后，最终指向道家生命哲学，寻找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诗人在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皈依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不懈地追求精神自由，回归生命至

情至美的本真。当然这种放弃政治理想之后的豁达颇有些自欺欺人的苦涩味道：因为不合流俗的人格选择必须在流俗之中才能彰显其意义，所以李白也好，苏轼也罢，他们可以超俗，可以洒脱，可以看透，但骨子里却不可能看得透。因此，李白就说“举杯消愁愁更愁”，苏轼也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诗人终归忘不了红尘，总是陷入济世和遁世的拉锯战中，以愤世的方式表达对人世的渴望。

然而，同是勉强劝慰自己“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李白和苏轼营造情境、突出意象的方式却是颇不相同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李白摆的是华筵，酒器精美，珍馐罗列，享受的是贵族乐趣；苏轼则“举匏樽而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以葫芦为酒壶，以月光为佳肴，在酒酣之后步行也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似乎与自然更为亲密。这种华艳和淡雅的风格对比来源于二人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时代语境。

李白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朝气蓬勃的朝代——唐朝的最繁荣的“开元盛世”，当时的大唐崇尚开疆拓土、积极进取的风气，花团锦簇、群星璀璨的大唐文化造就了天才艳发的李白。道教是唐朝的国教，李白一生深受道教的影响，据诗人自言，五岁能通“六甲”，并懂得一些道教术数，从长安放还后更是投入道教的怀抱，甚至加入了道士籍。道教和先秦的道家是不同的，神仙道教的创始人葛宏曾宣称：“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花璚，势可以总摄罗酆，威可以叱咤梁成”，这真是一个感官、权势、欲望均能够无限满足的享乐世界。李白由于受到大唐时代精神的激励，对有限人生无限热爱，对不拘的生命状态无限崇尚，是天生的漂泊者。世俗缧绁不可能羁绊他追求自由的脚步，因此李白对自由的仙游生活十分向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表现出来的对神仙世界的艳羡：“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整首诗色彩鲜丽，金碧辉煌，仙宫实际是雍容华贵的大唐社会的投影。

与李白不同，苏轼生活在中国封建帝国走过了繁花似锦的春天而进入了萧瑟秋天的时代，没有了金戈铁马、开疆拓土的豪气，整个帝国笼罩着一派“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沉沉暮气。苏轼宦途坎坷，最终被远逐蛮荒，他必须在忧患无穷的苦海中寻找乐趣，使痛苦得以消解。这时，不能不说是道家哲学从生命的根本上拯救了他，使他有勇气在常人不堪忍受的惨痛煎熬中保持内心的安宁，在万里投荒之际升华了精神境界，苏轼的作品因而有了一种无人能及的旷达之气。匏樽也好，玉碗也罢，贬谪也好，荣宠也罢，外界的一切都不能扰乱他平静的灵魂，这种修为，几乎接近于庄子笔下的餐风饮露、寒暑不侵的藐姑射神人。

综上所述，太白、东坡虽同属豪放一脉，但李白重在“豪”，豪气奔涌，瑰丽处如云蒸霞蔚，超逸处如天马行空；苏轼则重在“放”，放旷豁达，清奇时如天风海雨，洒脱时如春花散空，二者气象不同，却都有一种无迹可寻的自然空灵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