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论开卷语”和批《武训传》无关

“鲁论开卷语”和批《武训传》无关

谢泳先生去夏在《上海书评》发表文章，就陈寅恪《经史》一诗中的“鲁论开卷语”另辟新解，认为与批判电影《武训传》有关。确实别开生面，但亦不无疑问。

首先得指出，谢文中有两处疏忽。第一，《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那篇由毛泽东拟定初稿的社论，准确题名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第二，金克木后来回忆，当年在向达处看到这首“陈寅恪近作”后，两人起初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还是金先生打破僵局，先开了口。不过具体说了些什么，他也忘了。非要交代的话，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大概是：我说‘陈先生还是陈先生’。我还说‘诗最好不要传观’。”而谢文的引述则称，金先生的“判断”为“陈先生还是陈先生。诗最好不要传观”。显然不太准确。比较妥当的方式是两句分别引，中间以逗号、句号或省略号隔开为宜。这样处理一下，可能更符合当时的对话场景以及金先生原话之本意，也不会在阅读中引起误解。

当然，这对谢文的整体论证并无实质影响。而且，认为“虚经腐史”未必真的是暗指马列，敢于对目前几乎已成定论之说提出异议，确实可佩。不过在大胆提出新见之时，谢先生偶尔亦走得太快，反倒离事实可能相去更远。尤其是对

“竞作鲁论开卷语”的解读。他宣称：“这是陈诗又一高妙今典”。因为在别的稿本中，“竞作”也有抄为“见说”的情形。基于独特的论证思路，谢先生以为“见说”更确。但短短二十八字就出现两个“说”字，显然不太合乎常规。何况如陈先生这样的善为诗者，当不至如此；即便初稿一度是这样，早晚也必做修订。故此句仍以“竞作”为是。

不过关键还不在此。以有关批山东人武训的社论来解“鲁论”，视之为暗喻，本无不可；但是谢文给出的相关论据却不敢苟同。尤其是他断定：“开卷语”即“社论”之代称，并谓“这是陈寅恪自造的词”。继而称，因为“社论均在头版，开卷即见”，所以称为“开卷语”，他觉得“很妙”。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谢先生的推论有些想当然，未必站得住。

质言之，“开卷语”不太可能是指社论。翻翻新闻史就不难发现，陈寅恪早年间能读到的中国报纸，有些可能并无社论，也不一定叫社论，比如发端于天津的《大公报》几乎一直以社评名之。即便有社论，也未必在头版。还是以《大公报》为例，在张季鸾等接办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其社评是在第一张第四版即封底位置。只是后来尤其抗战军兴，纸张不够，只剩下一开四版，才逐渐把社评转移到第一版即封面位置上来。早年间的报纸，第一版往往只有报头，其他都是各种各样的广告。上海滩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

等亦是如此。即便谢文提及的《人民日报》，起初也不是天天有社论；而且即便在第一版上有社论，其版面位置亦不固定，未必总是“开卷即见”。顺便说一句，即便“开卷”可以勉强解释为读报，那也得是非常早期的报。如清末书函式的《万国公报》之类，从形态上看，其实更像今天所说的杂志。读那个时候的这种报，或可确实谓之“开卷”，但如前所言，此类开卷却并无社论。

因此，尽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确实发表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显著位置，但谢文认定其为“今典”，并对此事和“鲁论开卷语”之间的关系做出新解释，总体看还是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此诗颇合陈寅恪当时的思想动向，甚至用典方式也很符合其为文写诗的习惯，但遽尔断言“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代背景下，诗意自然通解”，似还嫌早。不妨重温陈寅恪的一段话：“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套用到这儿，或亦适用。虽然自认“不能确知陈寅恪当时是否有此判断”，但谢先生的推测还是很大胆，有时想得太多，甚至更像以“后见之明”去“倒放电影”，由此出现各种想象乃至过度解读。“虚经腐史意何如？”陈先生的这首诗确实“不好懂”，或许“其中有多层意思，不便明讲”。具体所指如何，还是敬待高明吧。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