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作者：姚战琪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05期
摘要：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发资本存量；国际技术溢出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5-0022-09
一国技术进步途径有二：国外研发溢出和国内研发活动。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国外研发溢出受到更多企业关注。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正式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能否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值得关注。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连续快速增长，沿线国家OFDI存量占比明显提升，2014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合计已达到912.68万亿美元。

据统计，沿线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重达44%，GDP规模占全球总量的17%，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存量占总存量的比重接近四成，沿线国家发展潜力巨大。

本文建立中国OFDI及沿线国家OFDI的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最早始于Grossman和Helpman以及Coe和Helpman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只是侧重国际贸易对进口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他们认为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研发溢出效应能提升进口国的技术水平。

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约束性决定了靠近技术资源是分享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Jaffe 等，1993；Fosfuri和Motta，1999）。

首先，早期的学者关注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Potterie和Lichtenberg（2001）认为一国从他国获得的R&D溢出不仅受到进口规模的影响，而且相关于两国之间的双向投资。

利用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13个国家1971—1990年的面板数据，对通过进口、FDI、对外直接投资等三种渠道溢出的国
外R&D 资本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确实能够获得他国的技术溢出，进而促进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证明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大量学者运用P-L方法验证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且R&D 密集部门溢出效应更为明显（Bernstein和Mohen，1998；Driffield和Love，2003；Zhao W等，2010；VZ Chen等，2012）。

此类文献证实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但并未对发展中国O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

其次，极少部分学者和研究人员开始关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Borensztein（1998）运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吸收能力，研究表明对外投资与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要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

但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

Xu（2000）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与技术领导国的人力资本差距较小的国家能够在技术获取型投资中获得逆向技术溢出，而技术更为落后的国家却难以获得相应的好处。

此类文献侧重于使用数理建模方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测算，但缺乏针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当前在学术界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概念得到确认，现有观点认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投资国企业OFDI对投资国自身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

首先，部分学者将中国对外投资分类，对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

尹东东、张建清（2016）认为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金融发展规模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他发现现阶段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尚未显现，并且分区域检验时则表现出明显差异。

霍忻、刘宏（2016）利用1985—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即对外直接投资每上升1%将提高国内全要素生产率0.016 3%，但影响效果不及外商投资、进口贸易和国内研发；此外，逆向技术溢出作用程度受到国内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技术差距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其次，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将中国对外投资分为两大类，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并针对两者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展开研究。

陈昊、吴雯（2016）使用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方法（IVFE），建立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的机制模型，我国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够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对转型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能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反而产生正向技术输出。

此类文献主要使用基于固定年份的时间序列，由于所用时间序列较短，影响了该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最后，部分学者不但分析通过对外投资获得技术进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关注中国通过OFDI获得技术进步水平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赵桂梅等（2016）发现，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我国的技术水平提高效果并不明显。

此类文献测算了各因素对技术水平的影响，但仍缺乏中国对沿线各国OFDI对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第一，目前在学术界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技术进步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成果很少，而本文研究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和通过对外投资渠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是否促进
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绝大多数文献忽略了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的逆向技术输出通过何种方法实现，本文使用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变量等变量与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检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生产率的影响。

二、母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模型设定及扩展
一国技术进步水平不但与该国国内研发资本有关，而且与国际研发溢出有关，因此本文设定以下基本模型：
TFP=F（RD，RF）（1）
其中TFP为全要素生产率，RD为国内研发资本，RF为国际研发溢出。

国外研发溢出通过三种方式获得：第一，进口贸易获得的技术溢出；第二，OFDI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第三，外商投资获得的技术溢出。

因此将基本模型（1）进一步定义为：
TFP=F（ROFDI，RFDI，RIMP）（2）
其中ROFDI、RFDI、RIMP分别表示从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获得的技术溢出。

可将ROFDI进一步细分为从发展中国OFDI和发达国家OFDI获得的研发溢出，因此模型2可进一步定义为：
TFP=F（ROFDI1，ROFDI2，RFDI，RIMP）（3）
其中ROFDI1、ROFDI2分别表示中国从发达国家OFDI和发展中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

由于人力资本显著影响母国吸收能力，因此本文将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视为母国人力资本存量（H）的函数，即：
ROFDI1=ROFDI1（H）（4）
从转型及发展中国家OFDI获得的技术溢出主要影响母国国内研发资本，因此ROFDI2可视为关于RD的函数，即：
ROFDI2=ROFDI2（RD）（5）
将模型（2）、（3）、（4）、（5）带入模型（1）得到母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模型：
TFP=F（RD，RF）=F（RD，ROFDI1（H）），ROFDI2（RD），RFDI，RIMP）（6）
根据模型（4）、（5）、（6），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可能获得逆向技术输出效应。

中国技术回收的速度较快，在建设一个我国与沿线国家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国际区域合作平台的进程中，中国对沿线各国直接投资有可能促进中国最终获得逆向技术输出。

假设2：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沿线国家OFDI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吸收作用。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本文数据样本涉及的沿线国家是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沿线国家名单》出现的52个国家，包括东部区域（亚洲）和西部区域（中东欧、西亚）（见表1）。

截至2014年末，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存量占总存量的比重达37.1%，52国进口占比为22.32%，获得的FDI占比为17.33%。

因此沿线国家是我国重要的OFDI流向国、国际贸易进口国和FDI来源国。

将母国技术进步与中国对沿线各国的OFDI国别差异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Ln（TFPit）=αi+β11Ln（RYIMPit）+β12Ln（RYFDIit）+β13Ln（ROFDIit）+εit（7）
Ln（TFPit）=αi+β21Ln（RYIMPit）+β22L n（RYFDIit）+β23Ln（ROFDIit）+β24Ln （LnRDit）+β25Ln（RDit）Ln（ROFDIit）+εit（8）
Ln（TFPit）=αi+β31Ln（RYIMPit）+β32Ln（RYFDIit）+β33Ln（ROFDIit）+β34Ln （Hit）+β35Ln（Hit）Ln（ROFDIit）+εit（9）
各变量含义如下：TFP表示各省全要素生产率，RD表示各省国内研发资本存量，ROFDI 表示各省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RYFDI表示各省通过沿线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RYIMP表示各省通过沿线各国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H表示各省人力资本存量（见表2）。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各省TFPit，表示各省不同时期技术进步水平，通过使用数据包络法（DEA）计算i省t时期Malmquisit指数得到各省各时期技术进步水平。

其中产出是各省GDP，投入要素为各省不同时期就业人员总数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为了得到2003年Malmquist指数，本文使用2002年各省GDP、就业人员总数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同
时将资本存量和GDP按照CPI指数进行平减，从而得到以2002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的GDP 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投入要素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

RDit表示i省t时期国内研发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如下：首先使用2003年各地区R&D经费支出除以12年R&D经费支出平均增长率加上折旧率，从而得到2003年研发资本存量，即RDi2003=R&Di2003/（δ+gi），其中R&Di2003为i省2003年R&D经费支出，δ为折旧率（5%），gi为2003—2014年各省R&D经费支出对数形式增长率的平均值，然后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2004—2014年各省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即RDit=R&Dit+（1-δ）R&Dit-1，R&Dit为i 省t期R&D经费支出，同时各省R&D经费支出按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换算成以2003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ROFDIit为i省t期通过对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
我国各省技术进步水平影响因素涉及到的序列包括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通过沿线国家外商投资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通过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获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与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具体数据来源和含义已在前文交代过。

为避免伪回归，首先使用ADF方法对模型7-模型9的所有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发现除LnH以外的其他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对LnH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平稳，因此需进行协整检验。

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本文分别建立3个随机效应模型，直接得出Hausman检验结果。

首先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并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见表4。

可以看到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因此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在回归分析中，使用处理异方差的命令，我们发现模型7—模型9的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较高的相关程度，模型7—模型9的P值分别为0.11008、0.295 2、0.196 0，得到残差与拟合值的散点图也表明不存在异方差，即扰动项的方差不随着观察值而变（见图1-图3）。

（二）中国对沿线各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模型7—模型9的结果显示，针对模型7，中国从沿线各国的进口和通过对外投资渠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显著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
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沿线国家外商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不显著。

针对模型8，当存在人力资本时，通过进口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

将LnTFPit对LnROFDIit求偏导，？鄣Ln（TFPit）/？鄣Ln（ROFDIit）=
-1.685 6+0.249 0Ln（H），将Ln（H）均值（6.798）代入得0.007，这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逆向技术输出（见表5），人力资本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明显。

同时可看到，人力资本与中国通过对沿线各国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交叉项系数为0.2490，并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力资本对我国通过沿线国家OFDI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我国从沿线各国最终获得逆向技术输出，这是因为：第一，我国从沿线各国获得的技术回收速度快。

第二，“一带一路”不是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不是针对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发展战略，不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专属性工作，“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是一个举国战略，是一个更为宏大和长远的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

同时也要认识到，“一带一路”并非要恢复古代贸易线路。

“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我国与沿线国家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国际区域合作平台，因此中国在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有助于中国把握世界技术前沿和动态。

第三，中国在沿线各国的研发成果返回机制虽然刚开始建立并起步，但得到了认可，因此会促进我国从“一带一路”获得小部分逆向技术输出，技术溢出方向为沿线国家流向我国。

因此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最终使我国能够获得逆向技术输出，中国应加大对沿线国家投资力度。

针对模型9，当存在国内研发资本投入时，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这种“抑制作用”与管理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得不到优化紧密关联。

同时可看到，我国从沿线国家获得的逆向技术输出总额也可通过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消化吸收OFDI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实现，从而积极促进我国技术进步。

将LnTFPit对LnROFDIit求偏导，？鄣Ln（TFPit）/？鄣Ln（ROFDIit）=-0.212 79+0.010 85Ln（RD），将Ln（RD）均值（22.226 9）代入得0.028 5。

因此，对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

同时可看到，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从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沿线国家OFDI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中国对沿线各国OFDI的国别差异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各省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我国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各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我国技术进步显著负相关。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使用因变量滞后一期为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与此同时文中关键控制变量即通过从沿线52国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用中国各省全球进口贸易规模占GDP比重（LnRIMP1）来代替，文中使用中国各省全球进口贸易规模占GDP的比重主要是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见表6。

估计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变量的估计值、t统计量乃至拟合优度并不因关键控制变量设置的不同而出现显著的改变，说明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来看，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通过沿线国家OFDI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误差项相关系数以及相关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未发生较大改变，说明本文的基本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四）通过外商投资和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析
第一，通过沿线各国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析（见表7）。

继续计算通过沿线各国外商投资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发现通过沿线各国外商投资获得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极低，这与前文分析一致，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外商投资获得的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极其微弱，综合关联度仅为0.56，必然导致通过沿线各国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低。

第二，从沿线各国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析（见表8）。

计算从沿线各国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发现二者的关联度较高，相对关联度为0.74，与前文分析一致，即我国从沿线各国进口贸易获得技术溢出积极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因此从沿线各国进口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必然推动我国经济较快增长。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分别构建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基于母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逆向技术输出通过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消化吸收。

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 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中国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与对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的交叉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通过沿线国家OFDI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同时，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后的沿线国家OFDI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也存在积极影响。

第二，针对沿线各国的中国OFDI国别差异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明显不同，我国从沿线国家OFDI能够获得逆向技术输出。

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南亚和东南亚转型及发展中国家转移。

加大与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等陆地接壤国家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等海上相邻国家的合作力度，加大制鞋、纺织服装等有助于转移国内部分劳动力的产业。

加强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在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洋生物制药、海水养殖、海洋工程和海上旅游等海洋经济领域投资与合作，通过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显著提高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利润。

第二，增强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

当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不足程度高于对北美投资，中国对外投资偏好于技术水平更低、制度质量不高的国家和地区。

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聚集区进行研究与开发性投资，通过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该国先进技术。

同时利用中欧和东欧劳动力素质高和背靠欧盟市场的优势，优先在该地区高铁、航空、核电、钢铁、新能源等领域进行战略投资合作。

第三，保持适度进口，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充分吸收服务贸易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

中国作为服务贸易进口大国，必须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充分吸收服务贸易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

推动企业创新，促进企业快速成长，制定政策构建服务业科技进步平台，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由当前中国单纯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建立并主导全球价值链转变，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逐渐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陈昊，吴雯.中国OFDI 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J].科学学研究，2016，（1）：30-35.
[2]霍忻，刘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2）：128-135.
[3]尹东东，张建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1）：25-32.
[4]赵桂梅，陈丽珍，孙华平.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6，（7）：67-75.
[5]Barro R J，Lee J W.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363-394.
[6]Bernstein J.I.，Mohnen P.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between US and Japanese R&D Intensive Sector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2）：315-338.
[7]Borensztein E.，De Gregorio J.，Lee J.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1）：115-135.
[8]Coe D. T.，Helpman 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859- 887.
[9]De La Potterie B.V.P.，Lichtenberg F.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3）：490-497.
[10]Driffield N.，Love J.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echnology Sourcing and Reverse Spillovers[J]. The Manchester School，2003，（6）：659-672.
[11]Fosfuri A.，Motta M. Multinationals without Advantages[J].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4）：617-630.
[12]Jaffe A.B，Trajtenberg M.，Henderson R.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s Evidenced by Patent Citation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3）：577-598.
[13]VZ Chen，J.Li，DM Shapiro. International Reverse Spillover Effects on Parent Firms：Evidences from Emerging-market MNEs in Developed Market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12.
[14]Xu B.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Technology Diffusion，and Host Country Productivity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2）：477-493.
[15]Zhao W.，Liu L.，Zhao T. The Contribution of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to Productivity Changes within China，1991—2007[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0，（2）：121-130.
Analysis on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OFDI
upo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Yao Zhanqi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14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capital intensive division in the host country， China has analyzed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to promote ou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led by China's OFDI effect upo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use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4 to make an empirical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OFDI upo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been caused； and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gained from China's OFDI upo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been absorbed by human capital； although the effect of the domestic R&D capital stock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not
obvious， it has a significant absorption as to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OFDI upo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OFDI； Reverse Technological Spillover Effect； R&D Capital Stock；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