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作者：姚战琪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05期

摘要：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发资本存量；国际技术溢出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5-0022-09

一国技术进步途径有二：国外研发溢出和国内研发活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国外研发溢出受到更多企业关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正式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能否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值得关注。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连续快速增长，沿线国家OFDI存量占比明显提升，2014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合计已达到912.68万亿美元。据统计，沿线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重达44%，GDP规模占全球总量的17%，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存量占总存量的比重接近四成，沿线国家发展潜力巨大。本文建立中国OFDI及沿线国家OFDI的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最早始于Grossman和Helpman以及Coe和Helpman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只是侧重国际贸易对进口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他们认为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研发溢出效应能提升进口国的技术水平。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约束性决定了靠近技术资源是分享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Jaffe 等，1993；Fosfuri和Motta，1999）。首先，早期的学者关注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Potterie和Lichtenberg（2001）认为一国从他国获得的R&D溢出不仅受到进口规模的影响，而且相关于两国之间的双向投资。利用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13个国家1971—1990年的面板数据，对通过进口、FDI、对外直接投资等三种渠道溢出的国

外R&D 资本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确实能够获得他国的技术溢出，进而促进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证明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大量学者运用P-L方法验证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且R&D 密集部门溢出效应更为明显（Bernstein和Mohen，1998；Driffield和Love，2003；Zhao W等，2010；VZ Chen等，2012）。此类文献证实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但并未对发展中国O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其次，极少部分学者和研究人员开始关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Borensztein（1998）运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吸收能力，研究表明对外投资与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要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但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Xu（2000）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与技术领导国的人力资本差距较小的国家能够在技术获取型投资中获得逆向技术溢出，而技术更为落后的国家却难以获得相应的好处。此类文献侧重于使用数理建模方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测算，但缺乏针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当前在学术界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概念得到确认，现有观点认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投资国企业OFDI对投资国自身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首先，部分学者将中国对外投资分类，对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尹东东、张建清（2016）认为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金融发展规模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他发现现阶段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尚未显现，并且分区域检验时则表现出明显差异。霍忻、刘宏（2016）利用1985—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即对外直接投资每上升1%将提高国内全要素生产率0.016 3%，但影响效果不及外商投资、进口贸易和国内研发；此外，逆向技术溢出作用程度受到国内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技术差距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其次，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将中国对外投资分为两大类，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并针对两者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展开研究。陈昊、吴雯（2016）使用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方法（IVFE），建立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的机制模型，我国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够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对转型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能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反而产生正向技术输出。此类文献主要使用基于固定年份的时间序列，由于所用时间序列较短，影响了该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最后，部分学者不但分析通过对外投资获得技术进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关注中国通过OFDI获得技术进步水平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赵桂梅等（2016）发现，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我国的技术水平提高效果并不明显。此类文献测算了各因素对技术水平的影响，但仍缺乏中国对沿线各国OFDI对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第一，目前在学术界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技术进步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成果很少，而本文研究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和通过对外投资渠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是否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