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一)

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一)

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宗室刘歆请建立《春秋左氏传》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乃若静水投物，其波浪经久不息。刘氏请建立者，除此书外，尚有《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等。《毛诗》问题已因郑樵、朱熹以及牟庭、崔述、康有为等之攻击而知其伪。《逸礼》已佚，无可详考。《古文尚书》原本亦佚，今所存者为伪中之伪，经阎若璩、惠栋等之考证，已成定论；虽有毛奇龄、吴光耀、洪良品及王小航(照)等之辩护，其案终不能平反。《周礼》问题则最近得郭沫若(有《周宫质疑》一文，见《金文丛考》)，钱宾四(有《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见《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诸家之考订，亦知此书为晚周时物；虽未能如今文家之豫期，谓为歆、莽所伪，然其非周公之作，则无疑矣。独《左传》问题，乃愈久而愈棼，今文家攻之愈急，古文家守之亦愈坚，一似永无解决之希望者，宁非奇耶?盖《左传》之问题，实较他书为复杂，若《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问题仅限于该书之本身，而欲订《左传》之真伪，则至少须涉及《春秋》及《国语》二书。欲问《左氏》究否传《经》，则其与《春秋》之关系、不能不详加考察；欲问其是否自《国语》分出，则其与《国语》之异同、又不能不详加考察。所牵涉者广，所藉者多，故歧义既伙，欲图解决乃愈难。

当刘歆建议立《左氏春秋》之时，即引起执政大臣及群儡不满，事具《汉书．刘歆传》，今引其原文，以见始末。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宫。哀帝令歆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日：，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是知刘歆为学术而牺牲，千载而后，平情而论，当服其勇敢。乃因其政治生活，遭逢莽篡，而王莽标榜周公，于是绎今文家乃谓《周礼》伪群经以佐证，而《左传》为其首要，于是刘歆之罪不容诛矣！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有云：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午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

于是臣君二人，一篡汉室，一纂孔学；刘歆之罪尤甚于莽，因新室

不久即亡，而歆经大行，影响及于千余年之后。康氏之言否，则待《周礼》及《左传》二书之考订。余前已言之，《周礼》定为晚周之书，盖无疑义。《左传》问题则亟待解决者也。哀帝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虽遭贬斥，但其后不久，平帝时诸书终立于学官。《汉书?儒林传》云；。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其后诸书虽屡立屡废；而古文经学之党徒渐多，《左氏》学乃日渐得势，贾逵主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至于汉末，关羽、吕蒙之属，亦莫不竟读《左氏春秋》。下迄六朝，《春秋》学为《左传》所统一，《隋书?经籍志》始叹《公》、《谷》之垂绝。唐世竞尚辞章，《左氏传》益盛行，刘知几《史通?申左》乃盛倡《左氏》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之说。然当其盛时，并非无反对意见，其著者如啖助、赵匡于《左传》皆有所讽刺，啖助之言曰：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泰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

此外，于书法凡例等条，亦颇多讥为妄涎者。其后赵匡则曰：

“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逼人，岂宜若此?（《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赵氏与书法，凡例并多辨正，如云：“左氏乱记事迹，不达经意，遂妄云：‘礼也。’今考其合经者留之，余悉不取”（《春秋集传纂例啖赵取舍三传义例》）。此后学者，于《左传》之书法、凡便乃益多攻击，最著名如宋刘敞之《春秋权衡》，清姚际恒之《春秋无例详考》以及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崔适之《史记探源》等书，并不满于《左氏》。但为《左》辩护者，自亦有人，如晚近之刘师培、章炳麟诸古文学家。

东汉王充亦表扬《左传》者，其言曰：

“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不相合诸家又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论衡?案书篇》）。

此乃古文家之言，但其下文，则双导今文学家学说之路，如云：

“《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谓“《左氏》传《经》，辞语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此非康有为等所主张《左传》为割裂《国语》而成之说之先趋乎？不意表扬之者适作成其罪状也。

近今左氏学复盛，单篇论文见于报章杂志者不下十数，专书行世者，则有瑞典人高本汉之《左传真伪考》（陆侃如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及国人卫聚贤之《古史研究》（第一集）；类能抛弃经师见解，从事《左传》本身之考证。但于解决《左传》问题，距离尚远，此所以今日须重提此案之原因也。

上篇论《左传》之性质

一论书法及解经语

今文家既谓《左氏传》不传《春秋》，于是谓书法、凡例、“君子曰”及缘《经》立说之语，皆为后人所窜加。盖《左》非传《经》，则此等言辞当无所附丽也。如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有云：

“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此谓书法不可信。又于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传文证曰：

“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词，不可枚举。‘未王命’云者，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此谓解《经》语不可信。刘氏仅疑其伪，而未详言造伪之人及所以造伪之由，康有为乃补足之曰：

“《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却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各罪宛。’种种邪说出矣……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