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中的女性人物比较

摘要：美国现代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的处女作《嘉莉妹妹》创作于1900年，正值现代美国消费文化蓬勃兴起之时，消费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显，人们不仅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把购买和消费商品当作显示财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符号看待。

本文通过分析《嘉莉妹妹》中彰显身份和地位的消费符号——服装和豪宅对主人公命运的影响，反映出德莱塞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消费社会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德莱塞；嘉莉妹妹；符号；消费文化西奥多·德莱塞既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作家，也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

他的代表作《嘉莉妹妹》不仅为他带来了享誉全球的声誉，也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的基础。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嘉莉，从身无分文的农村少女到上流社会的名媛，经历了“迷梦—寻梦—幻梦”这一抛物线式“美国梦”的追寻过程。

当她一步一步地爬上社会阶梯的顶端时，却没有收获到快乐，而是无尽的迷茫与挣扎，她感到人生的幻灭和生存的无价值。

嘉莉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是德莱塞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大多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写照。

《嘉莉妹妹》创作于1900年，正值消费文化在美国蓬勃兴起之时，美国“正在从一个以生产型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消费型为主的社会。

”[1]当时美国社会消费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人们不仅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把购买和消费商品当作显示财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符号看待。

商品可以建构人的身份，表明人的地位和身价。

在《嘉莉妹妹》中，通过对世纪之交充满欲望的消费社会的详细描述，德莱塞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幅生动的消费社会的图像，从而反映出他本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消费社会的深刻思考。

一、约翰·杰伊·查普曼早在189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分析了美国商业文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他说：“美国社会的主导力量不是政治，而是商业。

”[2]查普曼这里所说的商业文化就是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包括人们在消费行为中体现的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习惯、消费时尚及消费审美等。

它因时代、社会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

那么，消费文化的主要含义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企业或广告公司充分挖掘消费者的欲望，使他们相信自己仍然还需要自己实际上并不需要的物品。

他们通过心理技巧使消费者产生出欲望和需求，这些需求和欲望最后表现为对商品的需求。

”[3]消费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企图赋予商品以意义。

有论者指出“生产者企图把意义商品化，把形象或象征注入可以出售或可以购买的物当中。

而消费者则在另一方面企图赋予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和附带的服务以新的意义。

”[4]在消费者看来，商品或者物的使用价值并不那么重要，起主要作用的将是商品的象征意义。

个人将根据自己的意愿赋予商品独特的个人意义。

我们依次类推，可以推理出商品可以建构人的身份，表明人的地位和身价。

在此基础上，法国社会学家鲍德利亚阐述了符号在消费社会的作用，较为系统地发展了关于物的符号象征意义。

他将无比丰富的物看成“是一个商品系列，而这个商品系列就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里面的符号本身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具有对等、不可替代和可互换等性质，并受制于系统内部的规则、符码和符号逻辑的支配。

”[5]与此同时，鲍德利亚还将物的符号意义推广到社会意义，指出物只有在形成物的系列时，对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吸引力时，在人们进行购买并把它视为欲望的满足时，才具有符号功能和符号价值。

而物一旦具有符号功能和符号意义，那么它就不再仅仅代表过去的使用价值，而更多地代表着人的声誉、社会地位、身份等等。

二、细读《嘉莉妹妹》这部小说，我们发现服装在嘉莉人生各个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初到大城市，嘉莉对服装的敏感已初见端倪。

在工厂里，她对周围的男工从不在意，因为在她眼里，这些人衣衫破旧———与德鲁埃相比“似乎野蛮可笑”[6]，她“像普通女人一样，认为西装领带就是有钱，品德好，有名望，把这些穿工作装和短褂的人看作品质低劣、不值得注意的人。

”[7]在城市里生活得越久，嘉莉购买衣服的欲望就愈加强烈。

小说多次描述了嘉莉在商业大街上徘徊驻足的场景。

她在每一件华丽的服装面前都要停留一会儿，她那颗女人的心强烈地向往着这些东西。

寒冷的冬天，嘉莉由于缺衣少穿而生病，进而失业，丧失了消费能力，是处在消费奢靡的大都市里的一个“可怜虫”。

德鲁埃的帮助缓解了她的困境。

穿着德鲁埃为她购买的新衣服，新鞋子，新帽子，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有了力量”[8]。

走在工友的面前，她显得光彩夺人。

也正是这样的改变使嘉莉妹妹投到了德鲁埃的怀抱，因为她不愿意再穿那些象征着穷苦女工身份的破旧衣衫。

在穿着打扮方面，嘉莉确实有着惊人的模仿天赋。

在德鲁埃和其她名媛淑女的影响之下，她对服装的品味不断地提高。

当她第一次见到赫斯特伍德的时候，她一眼就判断出他是一个比德鲁埃更强的人。

他的“衣服又新又时髦，上衣的领子挺直地翻着，因为是上等的料子。

他的衣服不像德鲁埃的那样刺眼，但嘉莉看得出来料子的档次。

”[9]嘉莉在不知不觉中对两个男人进行比较，在她看来，他们的衣着品味反映了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的差异。

在百老汇一夜成名之后，嘉莉对服装的偏爱有增无减。

她发现她的“钱包里装满了许多大票面的绿色钞票，她开始购置漂亮的衣服和好看的装饰品”[10]她开始觉得自己是有钱人，与富有的万斯太太在一起时，她发现自己“现在已比得上这个女人——也许比她更高明了。

”[11]在小说中，德莱塞巧妙地将服装安排成象征着两个主人公人生跌宕起伏的符号。

一个是从底层社会一步步攀爬到上流社会的嘉莉，一个是由上层社会堕落到底层的赫斯特伍德。

嘉莉在社会阶梯上不断攀爬的同时，她对服装的追求也在无限升级，她的衣服越来越华丽；而赫斯特伍德却在背叛婚姻之后，丢掉了钱财，丢掉了高贵的地位，在新的世界里，他难以生存。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穿着考究，因为他知道他已不再富有，他已经配不上穿戴那些象征地位的服装。

这是令嘉莉难以忍受的事情，最终使她逃之夭夭，她要和赫斯特伍德划清界限。

他们不再属于同一个世界。

嘉莉“已进入了禁城。

禁城那些辉煌的大门已向她打开”[12]，而赫斯特伍德却被无情地留在了那个冷酷、凄惨的大门外面。

三、除了服装之外，住宅也是德莱塞用来表征人物社会地位、身份和财富的符号。

正如嘉莉的服装不断变换一样，随着嘉莉生活境遇的不断改善，嘉莉的居住环境也是一处更比一处强。

初到姐姐家，她就对姐姐的房子有了一种直觉。

她感到“有一种无力寒伤的生活压力。

房间的墙糊得乱七八糟，地板上铺着麻袋，客厅铺着破旧的地毯。

”[13]姐姐的居住环境让嘉莉觉得寒酸，就连德鲁埃要来拜访，她都羞于答应。

自从做了德鲁埃的情人，嘉莉住进了宽敞明亮而装饰考究的公寓里，她感觉自己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因为周围的邻居开始称呼她德鲁埃太太，并且时常到她家串门。

她也经常邀请好友来家里做客，培养深厚友谊。

因此，在消费意识如此浓厚的社会里，她开始拥有一定的身份，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无人问津的“某某”了。

嘉莉就这样幸福而满足地生活着，然而赫斯特伍德的介入使嘉莉的生活又重新掀起波澜，她开始不满足于那租赁来的三居室的套房，她幻想有朝一日她能走进“那华丽的、宝石般漂亮的大门，身着高贵、华丽的服饰，神气十足地进去当家作主，发号施令——噢！那她的忧愁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心中的痛苦也会在顷刻间消失。

”[14]在嘉莉心中，地位无疑是由豪宅、华丽装饰等决定的。

拥有了这一切，就等于拥有了权利和魅力，当然也就意味着幸福了。

她深深地相信赫斯特伍德可以给她所有这一切，于是她离开了德鲁埃，同赫斯特伍德一起私奔到纽约。

在纽约租住的住宅比嘉莉以前住的舒适多了，她变得比以前更自信，并与富有的邻居万斯太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万斯太太经常带她到百老汇大街散步，这里的见闻使嘉莉感慨不已。

身边的商品琳琅满目，倩男靓女们花钱如流水，在她心中“形成了一支可以吟唱的渴望之歌。

”[15]她打量着这些衣着华丽的富人，思忖着“这些漂亮的女人都住在什么地方？她们在雕刻优美的家具、装潢考究的四壁、豪华无比的挂毯中是如何生活的呢？一定是那些高级住宅造就出了这等人物。

而与那些豪宅相比，她那小巧玲珑的公寓似乎变得再平凡不过了。

”[16]她渴望拥有能造就出如此身份的住宅。

然而，赫斯特伍德在工作上一再失利，迫使他们一次一次地搬家，破旧的住宅再也难以抚平嘉莉那日益破碎的心，她毅然离开了那个贫民区，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成名之后的她终于如愿以偿地住进了奢华住所，只有这样，她才觉得实至名归。

有了豪华的住所，嘉莉的人气如日中天，戏约不断。

商界名流也频频给她发来邀请，她已成为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一家豪华酒店常年为她提供免费奢华套房，因为在那个时代，她的名望和身份即可支付一切。

四、结论通过以上分析，小说主人公嘉莉身上深深地打上了符号性消费文化的烙印，服装、豪宅等象征地位和身份的符号成为她追逐的对象，也成为改变她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种消费文化语境下，她的欲望不断升级，人性开始异化。

德莱塞在表面上刻画了周围的生活和现状使嘉莉妹妹感受到了人们的穷奢极侈，激发了她出人头地的思想，然而，德莱塞最终想表达的却是鲍德里亚的符号性消费文化观，表现了人对服装、住宅等物的无限欲望，而通过对物的获得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

德莱塞通过对世纪之交充满欲望的消费社会的详细描述，反映出他本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消费社会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1]蒋道超，《德莱塞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第212页。

[2]Donald Pizer,ed.American Thought and Writing: The1890s.New York and et al: Th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2,p.416.[3][4]Conrad Lodziak; “On Explaining Consumption”,Capital& Class, Autumn 2000,Issue 72,p.111.[5]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Semiotext (e)and Jean Baudrillard,1983.p.23.[6][7][8][9][10][11][12][13][14][15][16]《嘉莉妹妹》西奥多·德莱塞著王艳燕胡莺译[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p29,p29,p50,p72,p345,p356,p350 p.9p.111p.235 p.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