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史学的对比中看中国史学的特点

从中西史学的对比中看中国史学的特点

中西史学是在辽阔的中西大地上，从各自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坏境中，经过长期的平行发展而形成各具特色、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两大独立史学发展系统。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来探讨中西史学的不同之处，以此来深入认识中国史学的特点。

一、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

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截然相反。事实上，中国史家比西方史家更重视人物传记。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与日本的史家不知道时代之间的差别。西方史学家也注意到，在中国与日本的绘画与雕塑中，人物的服饰与风格便常常变化。与此相对照，从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西方艺术中对过去的描绘则很明显是非历史的。甚至那个关键的问题，即对历史知识论的重视，也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以人为主，事为副，中国史学以人为中心，旨在彰扬人的心性道德。中国史学以人为中心的突出表现是中国史学成为圣人之学，中国最早的史书《西周书》（即《尚书》中的《周书》）和第二部史书《春秋》分别由中国古代两大圣人周公和孔子所写，可见中国史学，其先乃是出自圣人之手。亦可说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学。西方史学却是重事不重人，以事为主，人为副。如果把西方人和中国人写的历史作一比较，中国人则更看重在其事背后的这人，西方人则更看重在由此人所表现出来的事。这是很大的不同。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和事的地位与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中西史学编纂体例和品评历中人物标准的

不同。中国史学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为主要体裁，西方史书则主要以事为主，以人为副，人物的活动，只附带于事变的演进中，此种历史体裁，略相当于中国史书中的记事本末体。

二、中国史学注重对史料的批判

在史料批判的问题上，中国人十分重视证伪、考证与理解文本，由此来获取可靠的知识。早在司马迁的年代，中国人就在考证和批判史料的工作上获得了不少成就，而西方则要一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才有相似的成就。但中国人在考证史料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外证这一方面，即如何确定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在史料内证的方面，也即在探究史料内容是否真实这一方面，中国学术的成就相对少一些。但我们也应承认，刘知几的《史通》是史料批判上的一部伟大的经典。在近代以前，西方无法找到同样伟大的著作。艾尔曼在他的一部近作中指出，18世纪中国江南一带的学术圈里，已经运用了相当成熟的批判史料的方法。那些中国学者以发现和考证历史知识为治学的主要目标，与当时的西方学者十分类似，但又是在中国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西方史学的特点没有在其它历史文化的传统中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些特点在西方也是在现代才出现的。这里面最重要的特点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这一概念。但这已经到了18世纪，而在历史研究中也只是得到了局部的反映。这一新的历史观还没有像它所号称的那样，完全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相反，它还重新制造了不少神话与权威。

三、中国史学注重会通和贯通

中国史学注重历史的会通和贯通，其集中体现就是司马迁“通天人之际，成古今之变”的思想。钱穆说，所谓“通天人之际”是说天时与人生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两者需会通和合以求之；“成古今之变”则专指人生史事方面，但也可说包涵天时在内，因天时也有古今之变，惟天时之变实多定于人生，是则天时人生之与历史，乃亦可谓三而一，一而三。中国历史不仅通于天地，而且通于世间万物，凡是属于衣食住行、佩带玩弄和人生日常所需等等，虽历代都有变化，也是一气相承，古今相通的，“物变即以济人文，人文乃以成物变，而一切则惟以人为主。”全部中国史则亦可用这一句话概括。西方历史却不然，西方讲究的是物与史别，即物为主，而史为副，这就是它们又不同点。中国人讲历史的贯通，虽一文一物必求能历久相传，一气贯注，如一生命存在，没有古今新旧的隔阂。在这种历史生命通变观下，中国人能将我心等同于史心，将个人小生命融入五千年民族大生命中。这样，人生便无所谓新旧之分，中国五千年历史便能一气相承和绵延不绝。西方历史却不重人生与历史的合一，此外，西方史学以物变为主，人文为附，虽然也尊古好旧，惟其所尊所好之古与旧，多属物，少属人。这亦可见中西历史精神的一大不同。

四、中国史学注重历史的资鉴作用

中西史学对历史通变的不同认识导致中西文化对历史新旧持不

同态度，进而使中西文化对史学的功用产生不同认识。由于中国史学把历史看成是一通贯古今的生命，强调历史演变的连续性，故中

国史学重视过往的历史。这使中国史学十分重视历史的资鉴作用，中国文化自古重视以前人之得失为资鉴，很早就有“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之说，史学在中国，乃成为一种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学问。由于中国史学注重从历史寻求资鉴，因此它特别重视对历史往迹的记载编纂，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史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史学讲记注与撰述的分别，由此中国史书分记注和撰述两大部分。记注就是史料编纂，撰述则是根据史料写成的专著，即专家之学。撰述固然重要，记注而成的史籍也重要，无史料，人们又凭什么而著史。故后人有亡实录是亡国史之说。对某一时代的既存史料而为之整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国史，使后来的治史者有所参考，其功不可没。因断代史体例的限制，中国史学自班固以后实际上成为记注之学。然而，正是这些记注而成的史籍为中国史学的不断创新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同时，它也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内容和各时代生活的演变，可供此后、有意研究以往人类文化演进作一精细完备的样子与标本用，这就是中国史学较值得重视的特点。

五、中国史学主要为官修史学

中西史学对历史价值的不同认识态度，还使中国史学形成了悠久和富于独立精神的史官制度。西方的现代社会，比中国的社会更为多元化，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大致上也是如此。这两个文化都经历了许多变化，也存在内部的差异，但同时也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存在。中国与西方的政治结构是不同的。在西方的古代、中世

纪到现代，城市向来具有较大的自治性，因此造成其政治权力与中国相比比较分散。显然，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官僚结构。中国史学的主要部分是朝代史，通常在一个朝代结束之后才加以编写。虽然中国也有私史，但撰写历史的主要工作由官方的史家所承担。因此，中国的历史是“由官僚写给官僚看的。编写历史的目的是收集必要的资料和事例，用来训练培养官僚的统治技能”。中国的历史编撰于是就成了一种集体的事业。中国至少在西周宣王时已单独设置了史官，从中央到诸侯列国均有史官分驻，各地史官按年按月记载历史，形成了一个颇为完密的历史网。此后两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记载基本没有断过。另外，中国史官有一种独立精神，一、史官讲究的是要能刚直不阿和据事直书，这从春秋时齐太史直记崔杼弑其君和晋国史官董狐的故事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历史上远有端绪的一种史官精神。二、史官在政府中的地位是超然独立的，史官所载都是君王当时之事，即后来的实录，这对后来人修史有极重要的参考作用。（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