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与职业教育

社会分层与职业教育
摘要：职业教育一直没有很好发展，原因很多，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就是职业教育不能很好的促进学生向上的社会流动。

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层状况下，职业教育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阶层文化资源对职业教育对象的影响；阶层的组织资源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阶层的经济资源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流动；职业教育
自80年代末以来，企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不增加，社会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对此，我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和文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应该说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然而，职业教育的实践却没能很好地同步呼应。

这其中虽有学校教育质量及职业教育内部发展自身的问题，但就整个时代背景来看，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作用很大。

社会转型必然会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观念的改变，而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必然影响他对教育类型的选择，虽然这种影响是潜在的，但这种选择却直接关系到职业学校的生源。

一个学校如果生源不能很好的保障，那么它的发展可想而知了。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上学仍是大部分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的也是最正统的途径。

这就为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只有当职业教育更好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促进个体向上的社会流动，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态势。

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分层及流动理论出发，探讨社会分层现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社会分层理论
首先，必须确定用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理论才能更好的揭示社会分层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在社会分层理论中，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的阶层理论。

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

马克思是从生产过程来分析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即由生产方式决定出两个对立的阶级。

韦伯则强调的是市场关系，认为社会阶级结构不过是社会不平等和分配模式的产物，而不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生产关系的对立矛盾已经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消灭，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使得直接以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作为划分阶级的基础变得困难了——人人都可能是老板，又不可能人人都是老板。

新的私人经济成分（包括外资）的产生与发展，使得劳动和资本、雇主和雇工又回到了曾经宣称消灭了经济剥削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显然，仅以经济关系为惟一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是不够的。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的多元分层理论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多元分层理论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历来占主导地位，并且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合并起来的(李路路，1999)。

也就是说，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社会分层是多元的。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的多元分层理论，分别适合于对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分析。

即在经济层面（主要是生产关系）上的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而在财富、权力、声望、生活方式、职业等层面上的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的表层结构(庞树奇、仇
立平，1989)。

或者说，社会阶层的表层结构回答的是“你得到的是什么”；而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回答的是“你为什么得到”。

通过以上的分析，应该采用多元的社会分层理论，按照韦伯的观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分层机制已经转变为“市场型”，即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由改革前的“权力型”转向了“市场型”。

因此现代社会能区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的标准非职业莫属，第一，以上分析可知，职业是联系社会阶层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结合点，它一方面与社会阶层深层结构中的财产所有权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社会阶层的表层结构相联系(庞树奇、仇立平，1989);不同职业所具有的社会声望、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财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很大差别。

再有，职业的社会分层的可行性在于能够直观地反映当前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状况。

第二，现代社会人的财富和权力大多来自其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的职业联系着不同的报酬、福利、特权和声望。

二、社会分层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促进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层状况下，职业教育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由上文确定的社会分层依据，即按照人们从事的不同职业确定其所处的阶层。

那么可以确定社会阶层的流动转化也应该是通过不同职业之间的转换实现的。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影响人们阶层流动的规则通常有两种：一是先赋性规则，就是根据先天获得的条件进行流动的规则。

所谓先天具有的条件，比如性别、出身、长相、年龄以及父母
的社会地位等，这些条件决定一个人的阶层和社会流动；另一种是获得性规则，根据后天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条件决定一个人的阶层归属和社会流动。

这两类规则总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构造，而且其中总有一些规则与一定时期的某种基本社会、经济、政治构造相适应，从而成为一种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支配着社会分层和流动。

显然先赋性规则与传统的农业主导的社会、经济、政治构造相适应，由个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因素决定其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

而在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流动的机会的获得性因素中，个人受教育类型和教育程度极为重要和关键。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R．柯林斯就指出，人们所受的教育（以学校证书来体现）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即存在一种“文凭社会”或文凭主义。

教育的阶梯建构在整个社会阶层的大序列之中，教育作为进入社会、经济方面既得利益阶层的筛选标准，不仅仅存在于市场社会当中，而且作为进入的“门槛”设置，教育与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教育就成了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敲门砖”，而职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社会阶层的高低，教育一职业一阶层就是现代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逻辑。

三、社会分层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阻碍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层状况下，职业教育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障碍。

1、阶层文化资源对职业教育对象的影响
文化资源主要指对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以及所体现思想观念、价值体系。

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资源也不同。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语言类型，并影响到人的教育类型的选择及所取得的教育成就。

伯恩斯坦认为，中上社会阶层家庭的语言类型对子女的教育成就有积极影响，下层家庭的语言类型对子女的教育成就有消极影响；家庭的文化欠缺或学校教育的文化歧视也影响某些家庭孩子的教育机会。

对中产阶级子女而言，其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有连续性；而对劳动阶级的子女而言，两者则没有连续性。

文化体验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导致了学生对学校生活的适应程度不同，从而影响其学业成就。

2、阶层的组织资源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组织资源也就是韦伯所指的权力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

社会的权力资源主要由社会的中、上层阶层所控制，因此职业教育是否能发展或发展程度如何，还要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国近五十多年来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几起几落的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影响的巨大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经济建设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这一阶段主导性的教育方针，并先后被写进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宪法。

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明确指出，新学制专门设立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工作。

这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个大发展期。

“文革”开始后，各类职业学校被取消并转为普通中学，职业教育趋于崩溃的边缘。

从1977年到1997年前这段时期，职业教育得
到了恢复和发展，很多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建立起来，连同原先就有的中专和技校，一起为经济建设培养能操作的中初级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

由此我国职业教育进入第二个大发展期。

世纪之交，职业教育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亟需新的发展，企业对获得高技能人才的愿望也十分迫切，但公众对职业教育似乎不怎么感兴趣。

此所谓政府、企业“热”，而百姓“冷”。

因此，如何启动社会下层参与职业教育成为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

3、阶层的经济资源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经济资源主要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财产层的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

但社会分层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

社会下层所占的经济资源在社会资源总量中所占程度相当低。

从经济方面考虑，职业教育是一个相对于普通教育来说需要更多投入的教育形式。

有研究发现，同等规模的职业中学所需要的经费投入是普通高中的3倍左右。

但遗憾的是，我国教育资源的主要投向却是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主要靠受教育者出资，这就出现经济资源拥有量最少的人接受的却是最昂贵的教育的现状，这就限制了许多人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因此，职业教育要获得良性发展还有赖于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的加大和投入渠道的拓宽。

就我国现状而言，职业教育能促进社会分层向更稳定更合理的结构发展，而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
件。

但另一方面社会阶层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又使职业教育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因此，职业教育要想获得持续发展，还有赖于我国合理的社会分层活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