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简介
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

因首次发现的良渚时期黑陶罐于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於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

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

实际上是余杭区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瓶窑镇是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心。

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

年代距今5300-4300年左右。

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

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

2012年良渚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9年，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良渚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

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

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

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之一，同马家浜文化、马桥文化一样，其考古地点分布於太湖周围地区。

良渚文化遗址的历史意义
“良渚文化遗址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课题，它关系到国家的起源。

良渚城墙的发现让人更加确信中华文明至少诞生于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前。

良渚文化一向被誉为“文明的曙光”。

”
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

考古人员2007年11月29日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

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等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同时代中国最大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的原有认识，标志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

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遗址考古往事
少有人知的是，良渚文化背后的考古往事跨越了七十余年岁月。

如果没有战争，良渚文化本应更早被世人所熟知
中国人常常以“五千年文明”自豪。

然而长久以来，中国的信史却一直止步于四千年而难以向更古老的文明源头回溯。

上世纪末，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开始的年代暂定为公元前2070年，中国四千年信史在传统的“上下五千年”观念面前，终究似乎差了一口“气”。

这口“气”，直到良渚文化被发现、被肯定，才渐渐舒展开来。

根据对碳14测定，位于钱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距今大约4700年至5300年，前后延续达千年之久——这一片文化肇兴之地，直接将中国长久以来“失落”的千年岁月填补。

7月6日，在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
遗址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从此为世界所公认。

中国考古人萦绕在心头许久的心结，就此了结。

少有人知的是，良渚文化背后的考古往事跨越了七十余年岁月，可谓书写了一篇辉煌的近现代考古史诗。

战乱年代的开场
如果将良渚文化的考古看成一部小说，那这部小说的开场则是由两位年轻的学者书写的。

其中之一是何天行。

何天行于1913年出身于一个医学世家，其父、其弟均为颇有名望的医生，然而何天行熟读诗书，走上了一条“文人”之路。

后何天行考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其中有一门课为考古学——就是这门并非主流的文学课程，开启了他的考古之路。

出于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何天行开始利用假期四处探访，搜集各种古代器物。

当时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但盗挖者往往将视线聚焦于“贵重”的玉器，而对石器与黑陶不屑一顾。

在看到这些被随挖随弃的器物之后，生性敏锐的何天行当下判断这绝非普通器物，埋藏这些石器、黑陶的良渚，一定藏着一个优秀的古文化遗址。

一年寒假，何天行前往良渚考察时发现了一个刻有十几个符号的黑色陶盘。

在与甲骨文、金文对照分析后，何天行确定其中十个符号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同形字，因而进一步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

就这样，他成为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将古代符号定性为文字是一件需要魄力的事情。

当时的何天行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然而他当时还不知道，一年之后，另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
年轻人，将为良渚文化打下更清晰的烙印，那就是风华正茂的施昕更。

施昕更是土生土长的良渚人。

他出身贫困，却天资聪颖。

13岁时，施昕更辍学在家，余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的校长见他勤奋上进，主动借钱送他到杭州贡院读初中。

校长的苦心没有白费，施昕更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因表现优异，经老师推荐前往西湖博览会担任讲解员——这在当时，可是个难得的机遇。

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是中国会展史上一次规模极大、影响深远的展销会，观众前后达10万多人，号称“洵吾浙旷代之盛典，湖山空前之嘉会”。

担任讲解员的过程中，施昕更眼界大开，同时对考古学、地质学产生了兴趣。

西湖博览会结束后，施昕更便到西湖博物馆工作。

到博物馆的施昕更很快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在一次位于古荡的考古工作中，施昕更发现一件石斧与他家乡盗挖者们所挖掘、遗弃的器物石器颇为相似。

为什么良渚会有石斧?良渚与古荡的石斧形制又为何如此相似?抱着这些疑问，施昕更回到良渚开展调查，并搜集到了不少陶片。

面对这些陶片，施昕更作出了与何天行一样的判断：良渚一定有古遗址存在。

这一年是1935年，施昕更25岁，而何天行刚刚23岁。

在西湖博物馆馆长的支持下，施昕更很快主持了对良渚遗址的发掘。

自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3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

在大量的考古基础之上，施昕更写就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详细介绍了良渚地区的发掘经过、收获。

只可惜，这本书问世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国乱岁凶，四方扰攘，其印刷也不得不中断。

战争年代，考古工作成了与时间赛跑的游戏。

1937年4月，何天行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

1937年12月23日，《东南日报》刊登了施昕更考古发现的报道，正式提出良渚文化乃“在殷商以前”的“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重要分子”。

第二天，杭州便在日军的战火中沦陷了。

两个年轻人的开场就这样被战争中断。

施昕更在《良渚》中写道：“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斑斑血泪，非亲历者难以体会。

良渚文化的新坐标
如果没有战争，良渚文化本应更早被世人所熟知。

乱世之路，人命卑贱如蝼蚁，更何况埋在土地中的遗迹。

经过漫长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良渚的史诗又一次断断续续地书写开来。

上世纪50年代，良渚出土的陶片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些陶片数量众多且相对完整，因此考古人员判断这应当是一个古代黑陶作坊的遗址。

1959年，结合解放前的种种考古成果，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两年后，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又将良渚遗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良渚发生了一个小误会：当时刚刚年满30岁的考古学家牟永抗带队在良渚遗址进行考古作业时，挖掘出了半件玉琮。

凭考古经验，牟永抗认为这件玉琮为西周文物，还为此颇为自责，认为是自己未将地层清理干净，才导致良渚混进其他时代的器物。

然而十年之后，牟永抗的自责就被另一个考古发现冲得烟消云散——1973年，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玉琮、玉璧等玉制礼器，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事实上有着更久远的历史。

牟永抗挖出的玉琮，正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定位一旦明确，考古工作便迈出了新的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是良渚玉器大发现的时代，江苏张陵山、寺墩，上海福泉山，浙江反山、瑶山、莫角山等遗址纷纷出土了大量玉制品，其中以反山遗址的挖掘最为耀眼。

1986年5月30日，3200多件玉器、陶器、石器等在反山出土，其中还包括称为良渚“玉琮王”“玉钺王”的两件超大型玉器。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地图上，良渚文化的坐标愈加清晰。

“玉琮王”“玉钺王”等玉制品的出土，意义非凡。

《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尚书·牧誓》中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琮与钺均是中国封建王朝王权与军权的重要象征。

而在更古老的新石器时代，这些雕刻神人兽面纹的礼器，也只有具备崇高宗教地位的巫师才能持有。

反山遗址中的墓葬出现了琮钺合葬，那此中埋葬的究竟是何许人也，就不难猜测了——这些被百姓翻越过无数次的小山头，会不会是五千年前的王宫?
这个猜测令考古人员热血沸腾，而考古工作也在这种期盼下继续开展。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庙前、汇观山、梅园里、卢村、姚家墩、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一系列遗址渐次被发掘。

截至1996年底，良渚遗址群约3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遗址50余处。

2002年，遗址群内发现的遗址点已增至135处，良渚遗址保护区的范围也扩展到50多平方公里……
西汉长安城不过36平方公里，唐朝长安也不过约90平方公里，当时没有任
何一个考古学家敢预测良渚究竟埋藏了多少秘密。

但毫无疑问，这些秘密一旦被解开，必将震惊世界。

震撼世人的古城遗址
2007年，瓶窑古城墙被发现，考古人员赶紧跟进，进一步找到了北城墙、东城墙、南城墙……当年11月，一座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大小的良渚古城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玉琮王”“玉钺王”的出土令人惊艳，那良渚古城则让人震撼。

良渚古城自核心区、水利系统至外围郊区，总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

其布局分为三重，最中心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堪称中国最早的宫城，其面积远远超过年代更晚的龙山时代的石峁、陶寺和夏代的二里头宫殿区。

良渚古城拥有9座城门，其中8座为水门。

沿着水门通向内城，纵横交错的古河道多由人工开凿或改道，组成了一套发达的水路交通和水利系统。

五千年前，神态威严的祭祀站在高台上俯瞰城外的人工水库，君主在王宫的层层高墙内训诫着官员，女子们乘独木舟、竹筏穿梭在水网之中，男人们挥舞着石镰刀在稻田田埂中劳作……这一派田园牧歌般的景象，实在让后人悠然神往。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规模宏大、设施齐全的良渚古城足以代表文明的发展程度——如此规模的工程，没有健全的组织、有效的规划，是不可能完成的。

可想而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流域一定存在过一个发达的文明，这个文明兼具土筑文明、水利文明、稻作文明的特色，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

同时，这一文明还有高度发达的玉器工艺、文明体系。

良渚古城给了考古人员极大的热情与信心。

在2016年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假若良渚是一个国都的话，那些就是各
个州郡所在地，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了。

”
考古学家李伯谦也认为良渚文化已正式进入王国阶段，是中国王国阶段的开端。

到此基本可以断定：良渚文化已处于成熟的文明阶段，且是同时期中国最先进的文明。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背后的东方古老文明终于走出中国，在世界大放异彩。

良渚文化之于中国人，其意义不仅是拓展了文明的起源。

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曾说：“我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第二次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这意义比较起来是更加重大罢!”
而今，当后人站在饱经战火而又重归和平的土地上，是否也当有此一问：从良渚文化到夏商周，中华文明经历秦汉晋唐宋元明清及至今天，其五千余年岁月不中断，依靠的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