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述评

收稿日期:　2005—10—08;修回日期:　2005—11—20

作者简介:　李翔海(1981-),男,河南省焦作市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硕士生。

第22卷第1期 华　北　水　利　水　电　学　院　学　报　(社科版) V ol.22N o.1

2006年2月 Journal of N 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 ater C 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 ower (S ocial Science ) Feb 12006

西方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述评

李翔海,杨　静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　新自由主义继承和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内核,同时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

自己的福利思想。新自由主义者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基本出发点,对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进行批判,反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思想渐渐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主流思想,以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为指导的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开始实施。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福利国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44(2006)01—0066—03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的思想流派的指导下摒弃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渐式微;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由理想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垄断。曾作为近现代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陷入低潮,但是自由主义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仍然在西方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当福利国家遇到了不能解决的矛盾时,新自由主义福利理论应运而生,成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改革的指导思想。

一、新自由主义及其兴起的历史背景

有着悠久自由传统的英国以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为蓝本率先建立了福利国家,随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纷纷效仿。福利国家以其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和广泛的覆盖面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复苏,摆脱了二战的阴影,因此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追求自由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在对凯恩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研究后,他们提出了新自由主义思想,来批判试图挽救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核,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喊出了回到亚当・斯密去的口号。他们坚持自由,坚信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只要实现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资本主义世界就会实现社会和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他们认为只有市场体制才是最符合人性的,自由繁荣的全球市场社会是人类共同的必然的归宿。

在20世纪70年代,当奉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福利国家背负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时,两次石油危机引起了世界经济的剧烈震荡,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大爆发。以巨额财政赤字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的福利国家面临

着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具有刚性的福利财政

支出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经济危机引发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危机。以英国为例,从上世纪50年代到福利黄金期70年代,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增长了2.7倍,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4%上升到29.4%,80年代这一比重继续升高,1983年已增至527亿英镑,占财政总支出的

38.2%[1](P107)

。1961-1971年间,瑞典的国民经济每年递增617%,而政府的社会保障津贴和社会救济开支每年递增912%。国民经济与社会福利开支增长速度的对比为1:1137。在同一时期,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丹麦的这一对

比分别为:1:1128、1:1141、1:1196、1:11202和1:11217[2](P196)

。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和臃肿的福利机构无不成为各国头疼的难题,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在此后无不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作为和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这时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

二、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的基本观点

新自由主义者以自己的经济学和哲学理论为基础,对国家干预下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政策提出批评,并诠释自己的福利思想,试图向人们展示只有在自由得到珍视和保障的情况下,人们才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使生活得到真正的保障。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提出了不同看法

11崇尚自由市场,限制政府权力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崇尚一个最低限度的政府和一个自由的市场。他们从强化市场自由、弱化政府职能入手,否定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要求政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降低福利标准,缩小福利保障范围,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同时通过

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放松管制,加快私有化,促进经济发展。巨额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妨碍国家经济增长和降低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21强调供给的作用,批判需求管理模式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大都回归“萨伊定律”的判断,相信供给会自然产生需求,资本主义的全面生产过剩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福利国家试图利用给人们提供较高的收入替代保障,来实现低收入者需求的增加,并通过增加政府财政的支出,实现国内总需求的增加。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严重的滞胀表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实效。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因为国家的过多干预造成了市场的失灵,并不是生产的过剩,应该通过一系列“供给鼓励政策”来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促进生产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实现合适的就业率[3](P89-P92)。他们认为较高的福利不能刺激供给,反而打击了生产的积极性。所以任何增加供给方的生产成本的福利政策都是不利于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

31反对失业的国家控制

他们认为对失业进行国家干预是不实际的,保持自然的失业率比充分就业更能实现经济的增长。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工资的涨落和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自发调节,这也是市场机制的完美作用[4]。国家对失业者的福利一方面加强了他们的惰性,另一方面不利于劳动力的再发展。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给人们提供了广泛的高水平的保障,并不一定可以实现其对宏观经济的有效管理的初衷。

41强调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失效性

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可能会有无效性。政府通过累进税制实现收入的转移支付,达到社会保障资金的转移。但是根据阿瑟・奥肯的分析,政府的转移支付可能会产生漏桶效应:那就是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会有一大部分在政府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损失,这也许就是新自由主义者对效率损失的不可接受[5](P190-193)。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增长是最好的社会政策,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公平不能依靠政府的再分配,而是通过有产者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产生的积极成果层层渗透,来改善不公。

他们认为在人们的理性预期下,市场会自发地产生经验,提高预期的准确性,实现经济的正常发展[3](P249-P251)。而福利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使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和解读产生偏差,以致误导市场行为,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国家无法实现对信息的充分掌握,就不能保证有足够的能力实现正确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二)新自由主义哲学家也提出了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不同的看法

11强化理性人的意识

他们认为福利国家对人性的理解有偏差,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趋利避害的,经过一些失败和挫折对人是必要的[6]。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是为了保护在竞争中失败的弱势群体,使他们的生活得以继续。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失败后仍会得到较高的福利,那么就会降低竞争的成本,要收入较高的人拿出自己的利益来弥补失败者的损失,这将导致成功的回报的减少。

21厌恶专制,追求自由

出于对自由的理解,他们厌恶国家的干预。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性状态”[7](P4)。自由的目的是向个人提供机

会,使个人的知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福利国家以整齐的标准剥夺了个人在诸多问题上的选择权,在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国家更像是一个“家长式国家”,家长控制着社会大多数人的财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分配财富,使政府的权力大增,个人的自由和责任日益削弱。在哈耶克看来,福利国家的制度是一种人为的设计,而不是单纯的人类行动,完全忽视了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中建立“自发秩序”的必要条件。

31效率至上,反对社会平等

对于公平和效率,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们认为真正的公平没有确切的定义,强求人们的结果平等是不现实的,由于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天然的,强制的平等会破坏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8]。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而单一性和整齐划一会窒息人的活力与自由。不论平等有多大的价值,用政府的权力强制造成的平等是不明智的、不正当的、不安全的。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诺齐克认为,任何一种模式化的收入分配方式,包括平等,都会使自由受到损伤[9](P149-154)。虽然温和的新自由主义者不根本否定平等观念,但反对追求物质平等,认为财产和收入差别是个人能力所致。其实机会的平等比结果的平等更具有意义。他们认为,政府可以提供某些服务,补贴最低收入,但不能以平等为目标而过多行使福利职能。新自由主义者还批评平均主义的道德观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认为人既然在天赋和能力上是不平等的,社会就应该把这样的差异体现出来,否则,没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

41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批判功利主义

现代新自由主义哲学家罗尔斯对古典自由主义福利思想的核心———功利主义也提出了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福利思想是以帕累托最优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但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以社会契约论为价值观对功利主义进行内部批判。功利主义主张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以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代价,这实际上是对个人自由的最大侵犯。在他看来,个人自由最容易受到忽视和损害的是那种“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因此提出一个新的原则,即“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0](P457)。罗尔斯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从非社会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才可以真正实现自由。立约者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通过理性的选择,可以在不同的选择中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契约及权力的出让建立一个“适度”政府,可以实现每个人的福利。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另一面,任何一个新自由主义者都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他们知道保护民主和自由也需要政府的作用。因此,在分析自由的含义时,伯林将自由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两种,过分强求积极的自由必然会导致集权的统治,从而使人们失去自由。他曾说过,提倡积极自由很容易带来很坏的后果,积极自由很容易陷入他的反面———强制或不自由。因此,消极的自由,也就是一个人受到强制的限度,才是自由主义者真正关心的[10](P64-P69)。消极自由意味着个人不是完全的自我控制,必然要求政府的保护。社会福利的一部分由政府提供正是体现消极自由实现的一个方面。

三、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指导下的社会福利改革

当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占主流时,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钟摆向右倾斜,一系列福利政策改革措施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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