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_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

国外文学(季刊)　1998年第1期(总第69期)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

——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

王向远

一、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新理智派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现代文学中的有数的几位一流作家之一。鉴于芥川龙之介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文坛也给了他一定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先生最早译介芥川的作品,之后,芥川的作品便大量地、陆续不断地译成中文。特别是1927年芥川龙之介自杀,对中国文坛也造成了一定的震动,并在其后二三年间形成了一股“芥川龙之介热”,许多刊物纷纷刊登芥川的作品,发表公司芥川的文章。影响很大的《小说月报》还迅速推出了《芥川龙之介专辑》。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的芥川的作品集至少有八种,见诸杂志报端的译文更多。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把20、30年代中国翻译的日本作家的作品按数量多少排了一个队,结果芥川龙之介名列第二。①然而,这种热心的译介,并不表明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认同。相反,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文坛所受的激烈批评、排斥乃至否定,是日本其他作家所没有遇到过的。当中国文坛从日本文学史的角度评论芥川时,尚能对芥川作出客观的肯定评价,如刘大杰、查士元、郑伯奇等就是这样做的;而当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独特的立场上评论芥川时,则鲜有对芥川表示完全赞赏者,更有不少作家对芥川表示了不满、批判甚至是讨厌的态度。这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一方面是热心的大量的译介,一方面是激烈的否定和批评。

对芥川龙之介在译介中含有保留和批评,最早始于鲁迅。鲁迅在1921年写的《〈鼻子〉译者附记》中,坦率地指出:

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②

1929年,评论家韩侍桁在《杂谈日本现代文学》中写道:

说来也奇怪,我自从看过芥川氏的《中国游记》后,我总对他不抱好感,乃至再一看他的出世作品《鼻》与《罗生门》,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艺术良心就根本起了疑问了。(中略)只是从这两篇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全部作品的长处和短处。他文字的美好与构造的精练,在这两篇中也可以说是已达到完成了吧!但同时这位作家对于艺术的缺少真实的态度,也表现得清清楚楚。他的作品是很能给读者一时的兴奋的,但是它们决经不住深思。你若是一细细地琢磨起来,它们的架子将要完全倒毁。③

1931年,冯子韬(乃超)在为他翻译的《芥川龙之介集》写的题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作风和艺术观》的序言中,以讥笑的口吻说:

当芥川龙之介在《新思潮》发表小说《鼻子》的时候,他的先生夏目漱石曾以这样的话去激励

他,——“这样的作品你如果多写十篇,日本自不消说,你可以成为世界上U n ique(意为独一无二,手屈一指,——引者注)的作家的一人。”可是,以我看来,这样的作品已经不止十篇了,世界文坛是不是如他先生那样认识他呢,的确是个疑问。

他耸动了中国文坛的注意,大约是他的自戕而不是他的作品吧。他的作品,成功的作品大都已移植到中国来了,可是国内文坛对他依然地很冷淡。照我想,中国人对菊池宽,谷崎润一郎比之对芥川来得亲热些。

……他的作品是表现某种性格在某种环境中如何发展的记录,换到历史小说上来说,就是一时代特色的记录。的确像他自知之明一样,也许有人因读他的作品而打哈欠呢。④

1935年,巴金在《几段不恭敬的话》中讽刺地说:

……对于享过盛名而且被称为:“现代日本文坛的鬼才”的故芥川氏的作品,我就不能不抱着大的反感了。这位作家有一管犀利的笔和相当的文学修养是实在的。但是此外又有什么呢?就是说除了形式以外他的作品还有什么内容吗?我想拿空虚两个字批评他的全作品,这也不能说是不适当的。在这五百余页的芥川集里面,除了一二篇外,不全都是读了后就不要读第二遍的作品吗?⑤

以上是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有代表性的评价。为什么芥川龙之介在中国受到如此的恶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个很表层的原因,是因为芥川1921到中国来了一趟,回国后发表了《中国游记》、《长江游记》。在这两个游记中,憧憬中国传统文化的芥川对中国的现状表示了失望,在日本帝国主义歧视中国,并对中国虎视耽耽的大背景下,其中有不少描写很容易刺伤中国人的自尊心,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反感是自然的。许多中国作家对难以容忍一个日本作家对中国说三道四。在上述引用的四位中国作家

芥川的评论中,就有两人——巴金和韩侍桁——直接因芥川的《中国游记》或《长江游记》而对芥川抱有反感。韩侍桁对此已有明言,而巴金批评日本文学艺术的《几段不恭敬的话》,也同样导源于芥川在《长江游记》中对中国的“不恭敬”,可以说巴金的那篇文章就是对芥川的反唇相讥。当时芥川已经故去多年,所以巴金在那篇文章和最后还报复似地说:“可惜这样不恭敬的话不能给芥川氏听见了。”另一层原因,是日本文坛在昭和初期,即20年代中期以后,无产阶级(普罗)文学崛起,芥川龙之介被普罗文学阵营视为资产阶级“既成”文学的代表,遭到批判和否定。普罗文学理论家青野季吉在芥川自杀后撰文,认为芥川的死“不过是崩坏期的资产阶级的一种表现罢了”,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也写了题为《败北的文学》的长文,断定芥川的创作是“败北的文学”。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否定性的评价,无疑也受日本文坛左翼的这些影响。

然而只看见些原因还是不够的。20、30年代对中国抱有歧视之意,甚至大放厥词的日本作家不乏其人,被日本左翼文坛批判的“既成”作家也不只是芥川一个。这里反映的不只是对芥川的“反感”,而且更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芥川龙之介、乃至与日本现代文学的某些深刻对立和差异。我们应该在中国文坛对芥川作品既大量译介,又批判否定的奇特的接受现象中,去发现两国现代文学的某些深刻分歧,并获得隐含其中的某些有益的启示。

二、两种根本不同的“理智”:五四文学、鲁迅、周作人与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文学的特点是“理智主义”的。历来的日本评论家们研究和评论芥川,大多以“理智”或“知性”作为切入点,所以把以《新思潮》杂志为中心、以芥川为代表的“新思潮派”称为“新理智派”或“新理智主义”。众所周知,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理智色彩。但是,芥川龙之介的“理智”和中国新文学中的“理智”却有着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