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二、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文化源远流长，“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中华文明腹心地带浓郁的文化积淀和表里山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三晋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使三晋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和渗透力，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一）山西文化的精髓

山西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播撒了千万里而不散，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山西文化的精髓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

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如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杰出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不断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王维把田园诗和山水诗融合到一起，开创了新的山水田园派。白居易《长恨歌》和《琵琶行》是我国最早的七言长篇叙事诗。柳宗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革新派，在文学上，他与韩愈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他谪居永州时所写的“永州八记”则在散文领域开发出山水游记的新品种。

另一个例子是元代的杂剧。平阳（今临汾）是杂剧的发祥地之一。把文学艺术从文人的书斋引入百姓的街坊市肆，是杂剧作家的巨大贡献。从此以后，以抒情为主的诗词的主流地位开始被以叙事为主的戏曲、小说所取代，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元代的杂剧作家中有许多是山西人，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郑光祖是襄陵人，白朴是河曲人，关汉卿的籍贯有几种

说法，一说是解州人。四个人当中倒有三个是山西人，可见山西籍人士对杂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又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

3．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

文化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产品，封闭禁锢的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山西文化区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主要纽带，山西文化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中。这首先是由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山西是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的衔接部，南属中原，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山西北邻大漠，与塞外游牧民族相接，这里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冲撞交汇的前沿。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山西是保卫汉族政权的前沿阵地，当民族矛盾缓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交往的时候，山西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天然通道。地理优势对山西文化的传承开拓，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山西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持续创新的，山西文化的开放性和开拓性由此得到充分展示。战国时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起先在鲁，后来在楚，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是在魏国。他在魏国推行了一项重大的军事制度改革，这就是建立职业化的“武卒”制度，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大大提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为后来汉民族引进胡俗、改革军事战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胡服骑射的结果不仅使赵武灵王在国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增强了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将改革推向全国，魏晋以后，着胡服穿胡靴成为新的潮流和时尚，对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也有间接的推动作用。山西文化的传承历史告诉我们，兼容并蓄和开拓创新，是让古老的文化机体焕发青春活力的最有效途径。

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都是一次新文化的生成过程，山西文化在兼容并蓄和传承开拓中孕育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北朝文化是山西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佛教东传的内在特征，给山西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东汉，开始它与中国文化融合不起来，谈论佛教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佛教文化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是南北朝时期在山西这一区域首先开始的。北魏时期，山西有一批高僧，如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特别是慧远对佛教汉化做出重大贡献，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思辨活力。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缺乏思辨，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这是儒家文化的先天不足。佛教文化进来以后，从哲学层面来讲，思想是相当丰富的，思辨深度对一般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推论非常缜密，博大精深。佛教深入民间以后，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革新，最终实现儒、道、释相辅相成。应该说这次伟大的文化变革是从山西开始深化的，然后推动了中国文化大繁荣。山西的寺庙那么多，太原的佛教文化那么丰富，都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系，这是三晋文化特色中最闪亮的部分。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蒙山大佛、天龙山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