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孔子社会思想之比较

柏拉图与孔子社会思想之比较内容摘要：柏拉图和孔子是东西方思想史上的两颗璀璨的明珠，他们的思想对整个人类文明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现今的时代，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这两人的思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先是比较了两人在社会思想的背景，进而阐述了两人思想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得出他们关于政治，教育，正义等的看法，以史为鉴，从而指导现代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仁正义异同圣德哲学王

一、柏拉图和孔子社会思想的产生背景

孔子和柏拉图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两个巨匠，作为东西“轴心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对东西方文明产生重要的影响，并长久的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上绽放出永恒的光芒。孔子和柏拉图不仅大致处于同一个时代，而且个人经历也出奇的相似，比较两个人对于现今的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生活在“春秋已将，礼崩乐坏，政权下移，民心不古”的动荡年代。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之际，当时周天子权威下降，各诸侯为争夺权力，各种违反道德礼仪的行为司空见惯。传统的礼仪制度失去了权威，道德规范荡然无存。孔子认为出现“礼崩乐坏”的原因在于人们缺乏宽厚仁爱之心，并且认为只有用道德的力量，才能使社会回到和谐的关系中，天下才能安定。孔子提出“仁”来挽救世道人心。

柏拉图的一生正处于雅典政治巨变改革的不稳定时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对于死亡的恐惧让人们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柏拉图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能正确理解知识的内涵，因而现实世界中便缺少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客观标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论”来建立衡量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

孔子与柏拉图的个人经历也比较相似。青年时的他们都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都从政不利的孔子开始周游列国，而柏拉图则远走意大利，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们都没能取得较大的成绩，于是他们都选择教育来推广他们的思想：孔子兴办私学，开中国民间教育之始；柏拉图则兴办了“阿卡德米学园”，来传授自己的理论。

根据两者的个人经历可以看出，孔子和柏拉图都处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并且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二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分别提出了“仁学”和“正义论”。这两种离路面那是他们思想的基础和关键。

二、柏拉图和孔子社会思想的相同点

1、关于政治的思想

由于两人相处的时代的相似性，两人对于动荡的社会都有着同样的情感，所以虽然在政治制度的具体说法上有所不同，但所包涵的思想内涵还是极为相同的。孔子提出“圣德”的思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思想。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公民分为三种，既哲学家，军人和生产者。他认为在政治社会的角色分工中，最适合担当政治角色的就是

哲学家。军人，则适合当统治者的辅助阶级，劳动者，则适合当被统治者。柏拉图强调社会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合理性，认为社会中存在着等级制度。

而孔子处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自周平王迁都后，周天子权力衰微，不能号令天下，齐桓公等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对礼的僭越，所以孔子认为，要安定必须“正名”。孔子是倾向于要保护奴隶制的伦理等级制度的。

2、关于教育的思想

《论语》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此之时，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称雄，相互攻伐，谋取天下霸权。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下，新旧制度的冲突在所难免，百家争鸣的出现更加剧了这样的趋势。面对这样的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社会，孔子意识到当下纷乱的局面并非常态。虽然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注定了会最终消失，但如何能够加速消除这种社会政治的非正常状态，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扭转“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样天下无道的现实状况，成为了孔子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一番思考后，他提出了应对之策，即，通过教育培养一批新型的人才，从而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广为传播，由此从根本上改变天下无道的现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论语》就是孔子将其解决方法付诸实践的一个真实体现。

无独有偶，在当时的古希腊，虽然没有出现如同中华大地上的群雄纷争，但城邦政治的日益腐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扭转的社会趋势。在城邦政治的体制下，绝对权威往往被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

亲眼目睹希腊城邦政治现状的柏拉图虽然持有极度的不满，但他也反对用武力的手段打破当前的政体，因为他坚信，诉诸武力即使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也决不能永久地解决问题。通过武力手段产生的新政体极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重蹈前者的覆辙。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柏拉图看来是徒劳无益的，是治标不治本的。于是，他通过自己的文字构造出了一副虚拟的理想社会图景。他把这种社会理想称之为“理想国”。同时他明确指出，要实现这一理想，“根本的问题是需要有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作保证。”简而言之，即实现理想国，除教育之外，别无他法。从这一点上而言，孔夫子与柏拉图可谓是殊途同归了，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唯有教育方能拯救当前混乱的国家政治局面。

但是，相比较而言，孔子的理念则更加贴近现实。孔子在提出教育是唯一出路的同时，也确定了自己理念的实践对象，自己理念的接受者。他敏锐地注意到，在社会极度混乱的表现之下，涌动着一股新兴力量，而且这股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至于其对与社会影响的潜力大到未可估量的地步。这股力量就是春秋时期被称为“士”的社会阶层。历史已经证明，孔子在这一点上的洞察力是极为准确，这在相当意义上也为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埋下了伏笔。

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和谐社会理想中，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孔子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柏拉图与孔子相距不过百年，二者均身处传统价值观念崩溃，社会动荡混乱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有生之年，又大多数时间惶惶不得其志。二者作为东西方文化中的先哲，在人类社会摆脱蒙昧，试图对人生、

社会、世界和宇宙进行思考和理解时，不约而同地期盼回归远古醇和、宁静、和谐的社会。他们所依靠的，同样时是教育，认为美的标准同样是“文质”相符。

3、“仁”和“正义”的思想

柏拉图对正义的讨论，是从区分城邦正义、个人正义开始的。柏拉图感到个人的德行属于微观世界，较为抽象，不易说明，需要借助于一种显明的、宏观的事物来说明。柏拉图采取的论证方法是，以城邦来比方个人，借助于阐明城邦正义来阐明个人正义。柏拉图认为，所以要建立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人们自然地倾向于不同的工作。每个城邦都有统治者、守卫者和劳动者。这三个阶层都各有其责，各有其美德。城邦统治者因具有知识，考虑整个国家大事，对国家事务进行谋划安排；城邦守卫者是被选拔出来的专门从事战争、保卫城邦的人；各种劳动者从事自己的手艺工作，农夫种地，商人贸易。由此，按照三种人各自的品性，各自从事适宜于其从事的职业。当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一统治者以自己的智慧统治城邦，守卫者以自己的勇敢保卫城邦，工匠商人农民等节制欲望、接受哲学家的智慧统治而互不干扰时，城邦就是正义的。

柏拉图在推导出城邦正义之后，进而论述个人正义。在他看来，个人与城邦相似，在个人的灵魂中也具有和城邦的构成成份相似的三个组成部分：用以思考和推理的理性；使人发怒的激情；使人感受到爱、饿、渴的欲望。柏拉图认为：理性体现出智慧，类似于城邦的统治者，是为整个城邦的利益而谋划的，所以它在个人灵魂中应该起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