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的结构与政治文化起源_基于潜在类别分析_李锋

收稿日期：2014-08-12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14ZDA011）作者简介：李锋（1987-），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助理；孟天广（1983-），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政治信任与政治效能感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

较高的政治信任能够提高政治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降低政策执行成本。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化严重，矛盾与冲突的解决亟需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良性的政治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政治信任的支撑。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考察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一、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研究假设（一）政治信任政治信任的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1]。

学者从政治信任的定义、测量、结构、起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2]，史天健基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数据的分析，将政治信任界定为对政治制度及体系的整体或局部带来积极成果的信念[3]。

根据政治学者西特林和马斯特（Citrin and Muste ）的总结，学术界关于政治信任的定量测量指标共有六类[4]。

他们还注意到尽管政治信任几类之间大体正相关，但其与人口学变量存在不同的关系，而且公众对不同机构的信任有着不同的内在结构，包含两个基本类型：整体信任因子和一些独立的子信任因子。

诺里斯（Norris ）评价了主要的政治信任测量，将政治信任分为对政治共同体、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威三者的信任，并讨论了三种信任的含义、测量及其基础[5]。

许多学者关注政治信任的起源问题。

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的一般态度相关联，对别人有较高信任者往往表现出政治方面的信任[6]。

莱恩（Lane ）也认为政治信任主要受社会信任的影响，表现为一个人对他人信任的函数。

但是尤斯拉纳则认为二者几乎没有联系，很难期望由信任政府导出对陌生人的信任，但他同时也承认政府信任能够产生出策略信任[7]。

而关于政治信任的来源有着多种理论，影响力较大的有两种解释路径：一种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解释，例如金（Kim ）发现机构绩效是决定政治信任的一个关键变量；一种是政治文化路径，例如学者史天健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任做了对比研究，发现价值取向的不同基本解释了两者间政治信任结构的不同。

近年中国学者也逐步关注政治信任的水平中图分类号：Ｄ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６２１（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４０－０７政治信任的结构与政治文化起源———基于潜在类别分析□李锋１孟天广２（１．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２．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摘要：根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结构从潜在类别分析的角度来看，可分为四类：政治普遍信任、政治信任态度模糊、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象征性政治信任。

采取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影响政治信任结构的两种解释路径：理性选择路径与政治文化路径，最终可发现包括威权主义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在内的政治文化因素显著地影响不同政治信任态度的形成。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威权主义；潜在类别分析DOI:10.16365/ki.11-4054/d.2014.06.007及其根源，且呈现出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例如，李连江发现，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分为不同层次的[8]，史天健比较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治信任结构[3]，马得勇研究了政治威权主义价值观与政治信任的关系[9]，胡荣分析了农民上访对政治信任的影响[10]，孟天广等则发现政治信任的根源正在从经济增长转变为公共产品[11]。

（二）政治效能感安格斯·坎贝尔（Campbell）等学者最早发现政治效能感是影响民众选举行为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个别的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能够有或者一定有所影响的感觉，并进而认为履行公民义务是值得的，其研究视角主要是个体感觉[12]。

伊斯顿和丹尼斯（Easton and Dennis）总结既往研究，区分了三种相互区别又互相关联的政治效能感：作为规范的政治效能感、作为感觉的政治效能感和作为行为方式的政治效能感[13]。

莱恩等人也认为政治效能感不仅只有一个面向，而是拥有至少两个层面的内容：一种是对于自我能力的认知；另一种与民主政府的回应有关。

此后，布莱克（Balch）抽取100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证实了莱恩指出的两个维度存在的合理性，并将其强调为外部政治效能感和内部政治效能感，而外部政治效能感和内部政治效能感关联性较弱[14]。

尼米等（Niemi etc）对这两个方面下了明确的定义：内部政治效能感是指认为自身能够理解并有效参与政治活动的信念，而外部政治效能感是指认为政府能够回应公民需求的信念[15]。

近年国内也开始关注政治效能感。

李蓉蓉对政治效能感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综述[16]，朱妍运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对中国和越南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效能感进行了比较，指出越南中产阶级政治效能感更强，中国的专业技术型中产阶级的政治效能感显著地强于管理型中产阶级，而在越南则没有显著差异[17]。

至于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的关系，西方学者在论述时也有所涉及。

阿伯巴克和沃克（Aberbach and Walker）详细地研究了政治效能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在把政治效能感和个人特征的项目进行对比之后，他们发现“与对他人的信任相比，政治指标与政治信任感具有更强的联系”，认为在对政治信任具有影响的诸多变量中，政治效能感是最重要的[18]。

布莱克运用数据证实了政治信任主要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关联性较强。

胡赫、马里恩（Hooghe and Marien）也用欧洲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证明了政治效能感会影响到公民的政治信任态度，进而影响政治行为[19]。

达索纳维尔（Dassonneville）用2009年的比利时选举数据说明拥有较低政治效能感的公民在选举投票中更容易转向其他政党，对原来政党缺乏信任[20]。

当前关于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并不缺乏，但在中国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政治信任的来源或者论证效能感等政治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中的作用还不多，笔者希望在本文中进行尝试，并综合检验政府绩效、政治文化变量等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基于文献综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经济改善与政治信任呈现正相关，而腐败则会损害政治信任；假设2：政治威权意识越高，政治信任越高；假设3：政治效能感越高，政治信任越高。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制备（一）相关变量的选取与制备本研究需要使用的分析数据库是由亚洲民主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研究组提供的。

调查以PPS分层来随机抽取确定样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直接访问被调查者，在中国大陆共获得有效样本3183个。

在以往的数据研究报告中，研究者常常对政治信任的几道题目进行赋分加权，算出平均分或者进行政治信任高低的分类，但简单加总并不能良好地揭示政治信任的结构。

尤其是作为分析的因变量，不能进行良好的区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进一步分析。

为有效地解决该问题，本文将使用Mplus4.2通过潜在类别分析（LCA），将类别变量的概率参数化后进行拟合，挖掘类别外显变量背后的类别潜在变量[21]。

经过对拟合指标的评估，潜在类别分析的最佳模型是分为四类。

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我们根据受访者在多个观测变量上的作答，按照条件概率的分布将所有人群的政治信任态度分为四类：普遍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态度模糊、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象征性政治信任。

普遍政治信任者对法院、政府、公务员、警察等方面均有极高的信任态度。

而政治信任态度模糊者则是“说不清楚”自己的政治信任态度。

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者是那些不信任公务员、警察、当地政府、法院的人群，他们在面对日常接触到的政治机构或者群体会表示出明显的不信任感，而在面对其他政治机构与群体时则信任。

象征性政治信任者是那些对接触到的政治机构或者群体，如当地政府、警察、公务员、法院没有明显的政治态度或者基本信任，而对日常生活政治机构普遍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态度模糊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象征性政治信任潜在类别概率0.6610.0320.2050.101法院说不清0.0460.7610.0530.548信任0.9120.0850.3680.378不信任0.0410.1530.5800.073中央政府说不清0.0010.8360.0420.163信任0.9990.1640.8990.834不信任0.0000.0000.0590.003政党说不清0.0000.6280.0100.078信任 1.0000.3620.9100.922不信任0.0000.0100.0790.000人大说不清0.0220.9110.0740.365信任0.9780.0890.8650.631不信任0.0000.0000.0600.003公务员说不清0.0190.8970.0340.549信任0.9280.0290.2670.296不信任0.0530.0740.6990.154军队说不清0.0010.5250.0080.073信任0.9980.4650.9190.917不信任0.0020.0100.0730.010警察说不清0.0010.7350.0010.318信任0.9550.1100.3230.588不信任0.0440.1550.6760.094当地政府说不清0.0040.8730.0080.331信任0.9460.0140.3160.549不信任0.0490.1140.6760.120表1针对政治信任的潜在类别分析接触较少或者很难接触到的军队、政党、中央政府表现出高度的信任。

我们会发现“象征性政治信任者”与“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者”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是在面对平日接触到的公务员、警察时，“象征性政治信任者”显然更不愿意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

从分布来看，其中66.1%的人群是普遍信任者，这与胡荣[10]、李连江[8]等人的观察相符，而20.5%的人群是执行性不信任者，10.1%的人群对政治机构与政治群体是象征性信任，这与孟天广[22]的发现类似。

为了观察受访人的政治效能感的水平，我们将衡量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一道题目与外部政治效能感的两道题目测量指标进行赋分，由于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表示政治效能感由弱到强，我们分别赋分为-2，-1，0，1，2，其中中立和无态度、未回答等赋0分，外部政治效能感通过对两道题目求和平均来衡量。

此外，我们还将分析可能影响政治信任的文化心理因素：社会信任以及威权主义价值观（包括政治机构的威权意识、对政府官员的威权意识）。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政治信任深受政府相关经济绩效的影响，因此我们还将考察国家与家庭经济改善的情况、中央与地方腐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