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

一、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儒家倡导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来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人生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而当儒家这种积极的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受到挫折而无法实现时，他们继而转向道家思想中去寻找寄托。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内核。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注重内在修养，即人格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儒道互补，进可攻退可守的人生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人们的身心平衡，体现了人生进展的有张有弛、张弛相融的生命哲学。

然而，如此的价值取向似乎暗示着世人，个人要想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仿佛只有走从政当官这条路，这就促成了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建立，也给中国传统思想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官本位”的思想，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不仅容易导致全社会的单一行政化，也是社会落后和腐败现象的重要成因。

二、以伦理道德为评判一切是非的价值观。儒家去分析和评判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要求忠君爱国，孝敬父母，友兄悌弟，舍生取义，讲求信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风情风俗、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意义上看，它强化了个人的道德品行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的既定秩序，中国历来被誉为“礼仪之邦”与此不无关系。从消极方面来看，它不是从平等的角度去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而是体现出上下贵贱、尊卑长幼的严格等级差别，甚至于性别歧视。它扭曲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各种社会关系，使人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异化，甚至成为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桎梏。

三、片面的夸大“义”，贬低“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战国时期的孟子则趋于极端，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迨及宋明，理学家们把贵义贱利的儒学传统推向戕害人性的阶段。在他们看来，所谓“义”，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仁、礼、孝、悌、忠、恕等；所谓“利”，是指人们切身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功利。他们认为，人生价值中，道德生活是最高尚的，对道德生活的追求是实现人生最高目标和价值的惟一途径，因此，道德生活绝对高于物质生活。

先秦儒家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地位的重视和对道德精神的高扬上。先秦儒家首先肯定人的价值。《孝经》记述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提出“良贵”观念。所谓“良贵”，就是“人人有贵于己者”亦即人的内在价值最宝贵，是任何身外之物所不能比拟的。荀子也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其次，先秦儒家强调道德人格的培养，以及人格尊严的不可侵犯。他们提倡松柏气节，主张“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提出“大丈夫”人格标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苟子提出“德操”观念：“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谓德操。”先秦儒家这种重视气节操守的价值取向有很多良好表现，它可以表现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斗争精神，可以表现为“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不屈精神，可以表现为“士可杀不可辱”的抗暴精神，也可以表现为“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牺牲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再次，先秦儒家还倡导“内圣外王”、“参赞化育”之道。他们主张先完善个人道德人格的修养，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开物成务、建立事功。对这一思想表达最为系统的是《大学》、《中庸》。《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

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即是儒家著名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日属内圣之学，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之学。《中庸》论述“尽性”(即内在道德修养)与“参赞化育”(即对外部事物的改造)的关系云：“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被后世儒者视为儒家价值观的核心，并称之为内外并举、本末兼顾的“十字大开”的基本模式。然而从实践中看，从儒家价值观整体看来，它重视道德的扶植，而忽视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讨和功利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德力分离、德智分离和义利分离的不良倾向。用当代某些学者的话来说，先秦儒家及一般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有“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偏颇。

下面我将从儒家文化的几大重要思想谈谈我个人对于儒家文化的认识。

1.礼的思想：

可以说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孔子本人即崇尚“周礼”倡导克己复礼，主张回复到周礼社会。以达到拯救春秋乱世、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治理想。可以说孔子所谓的“礼”就是指周礼。孔子甚至参照周礼社会和三皇五帝时代企求建立一个从互敬互爱、人人各得其志的和谐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篇中，就记载了孔子关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一席谈话，其中心意思是说，在小康社会之上，有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充满了“和谐”的色彩；而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治理的小康社会，讲究礼义，政教修明，但毕竟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私有社会，因而仍然比不上大同社会。这种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可以说是一种原始朴素的“和谐社会”的理想这种想象的理想社会曾令中国文人崇尚近千年。

但是后来“礼”就逐渐的扩大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牟宗三先生所谓的“政通”的合理性。此时“礼”就成了封建统治的工具。“礼教”就是对于这一封建统治工具的最高形式。可以说儒家文化起初的“礼”和后来的“礼教”有着天壤之别。

2.仁的思想：

可以说“礼”和“仁”是儒家文化起始最重要的两大思想。但是在没有“仁”的思想之前，儒家还不能成为儒家。因为“礼”早于儒家出现，而“仁”的思想才是儒家的真正的独创。因而“仁”也是儒家文化最为核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