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科举制度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读书笔记

试说科举制度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读书笔记本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士”的起源和流变的过程来回答了为什么科举萌芽如此之早，持续如此之久这个问题。第二部分为了进一步说明科举的统合功能，详细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人才的地区分布，二是科举如何适应社会流动。第三部分则通过社会的流动性来观察科举制度的弹性。第四部分则谈了科举制度所采用的文本的问题。在结语中，余英时先生提到自己的态度：“本文的主旨仅在与揭示造成此现象的历史动力与客观条件。所以本文完全不涉及主观评价的问题，既不为它辩护，也不施以谴责。”1

读完文章后，受益颇多，首先是余英时先生澄清了一直以来大家的几个惯性的认知误区。比如，科举的文本依据是一直不变的吗？，科举制度的实际操纵人真的是皇帝吗？以及科举制度下文人是否气节全无，只知道迎合，颂圣？

在谈科举制度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的时候，余英时先首先讲了“士”的起源与流变。原因有两点，一是“士”被假定默认为治国人才的主要来源。二是“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巨大的社会动力和自身实力对统治王朝（这里指大一统的汉帝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倒逼统治者将政权向“士”开放。接下来，余英时先生在第一部分里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科举为什么早在2世纪便已在中国萌发。二是科举为什么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室式微；铁犁牛耕出现及普及，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小农经济萌芽。种种巨大的变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士”阶层开始形成，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最具代表性“士”的原型则是儒墨两家：他们担当起“士志于道”的重任，着力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而孟子更是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这两种因素的诱导之下，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甚至在战国晚期出现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政治格言。在战国中晚期，士已经成为四民之首，并且受到系统的精神训练和经典教育。这就为士进入政治领域打下了基础，而士也具有了自己作为政治主体的积极意识。汉初，刘邦分封刘氏子弟，政治中心由一元变得多元化，游士开始活跃。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中游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汉武帝不得不在广纳贤士，招揽人才。这是科举在中国萌发如此之早的原因。那么，它又是如何维持了两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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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呢？最重要的原因依旧是“士”阶层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对皇帝造成了一定的倒逼作用。“士”脱离游士之后，开始了宗族化和恒产化，具有了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因而在其所居住的郡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他们作为四民之首的领导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增强。这么强大的影响力使统治王朝不得不考虑怎样与“士”阶层建立起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使“士”不至于危及自己的统治，又能为己所用。

第二部分主要讲了人才的分布和科举如何适应社会的流动。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从东汉，北宋，明，清几个朝代来讲。在东汉，由于郡县向中央政府推举孝廉的名额日益增多，所以中央政府开始对孝廉加以限制。其中有一项限制特别值得注意，就是要求推举名额必须与人口成比例。这一限定是为了平衡各个地区的人才出头率，但更重要的则是统治者把孝廉当成了政府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一道桥梁，使各个地区的士平均地进入国家统治中心，如此既能平衡各个地区的利益，也能使得大一统的文化价值观传到全国各地，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互交融，整合。在北宋时期，由于战乱，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经逐步转移到东南地区。因此，欧阳修观察后曾说：“东南俗好文，故进士多；西北人尚质，故经学多。科场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明经。”2学术上，东南自然高于西北。但是，西北士人的入仕机会却高于东南士人几乎十倍。曾就这一问题，王安石和司马光展开了辩论。王安石强调唯才是举，而司马光却强调要逐路取人。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司马光废新法，否定唯才是举的原则。明清则延续了司马光逐路取人的传统，其进士考试分南、北、中卷，或分省录取。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科举考试制度。甚至可以说，科举是地方与政府，地方与地方相互博弈而产生的一种结果。比如说，科举本来应该是唯才是举的平等，公开机制，但博弈的结果却使之有了地域性这么一个很难断定公平与否的元素。也正是由于科举的这种地方性，各地的进士往往会在政府中为自己所在的地区争取利益。韦伯论近代官僚系统的建立中提出了“消极的民主化”，其中便举出了中国的例子，按此说法，科举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代议制的作用。

第三部分则是通过社会流动性来看科举制度的弹性。余英时先生说的社会流动性是指商人大量上升为“士”，商人子弟通过科举，获得“士”的身份。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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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程度甚至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明代的科举制度中有两条途径可以让“士”获得任官资格：正常考试和贡举。余英时先生特别注意到要从科举制看商上升为“士”的社会流动，最重要的关口便是生员。而生员和贡生都可以用银子买到，所以商人子弟可以通过捐纳成为监生和生员。除此之外，商人子弟还可以以童生通过考试成为生员。凡此种种，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士商之间的界限已经混淆难分。商人阶级的利益也能由此得到极大的照顾。可见，科举制度确实是帝国系统中最为敏感的一架调节机器，当某个阀值超过稳定界限，科举制便会发挥其强大的调节能力，使整个帝国结构既不至于僵化，又不至于崩溃。

第四部分主要讲了科举制度所采取的文本问题。余英时先生按照考试所依据的文本把科举史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太学，五经博士。第二阶段始于元代，改成以四书试“士”，依据的文本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要注意，艺，是古圣六艺，和百家之间有一条鲜明的界限，即六艺是古圣先王治天下的记录，而百家则是战国以下诸子的私家言论，私家言论是不能作为圣典的。之后，经的观念不断扩大，比如：《论语》和《孝经》在唐代已经正式获得了圣典的地位。而《孟子》在北宋时期也上升为经，《大学》和《中庸》早已具有经的身份，但至北宋初期它们已经受到朝廷的特别重视。可以看出，四书取士早已先在科举中实现了。余英时先生着重指出四书不是少数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经的观念随着时代而不断扩大与改变，且经过学术界的长期酝酿，被逼出来的概念，是公认的圣典。因为科举的规定是死的，而主持科考的官员则是活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偏向调整取舍标准。因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科举对文化产生的整合作用以及它自身的弹性，科举的弹性使得它不会与科场之外的思想动态完全隔绝，甚至在特定时候起到了引领风潮的作用。余英时先生也在第四部分的最后回答了为什么科举制度会有自我调适的弹性。首先，科举制度的实际操纵权在“士”的手里；其次，“士”往往以政治主体自居，希望通过科举达到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目的。故在实际运作中，他们会比较灵活变通。

尽管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但每每被人提及争议依旧很大。不是被斥为封建体制下束缚思想，残害身心的万恶制度，就是被尊为伟大的，先进的选拔制度。关于科举制的两个极端的争论，很令人惊讶。但也让我想起了关于资本主义和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