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及意识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 ) 在1986 年发表的、为纪念马尔库塞七十诞辰所写的长篇论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也论述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即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得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要素,因此,“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

”[3 ] (P62) 这必然导致人们的阶级意识淡化,民众渐渐倾向于非政治化。

第二,由于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行政机构都取得了合理化的形式,政治让位于科学技术,“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3 ] (P60) ,从而使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具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功能。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起到了使公众舆论非政治化的目的,“它不管实践问题,因而也不管关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识形态的标准的讨论”,“随着实践问题的排除,政治舆论也就失去了作用。

”[3 ] (P61)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只关注技术问题,而不关心政治实践问题、人的解放问题,公众舆论只起着投票选举领导人的作用,而不开展对大政方针的公开讨论。

概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论证,达到了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辩护的目的,因此,科学技术成了意识形态,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作为当代科技革命及其社会后果的理论反映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技术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科技进步导致人们将其变成了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精神领域的终极标准,造成工具理性横行,科学技术成为统治者对人进行统治的有效手段。

应当承认,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并提醒人们对此要有所警惕,这些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他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则是错误的。

第一,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混淆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关系。

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作用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

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混淆起来,把科学技术本身同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混淆起来。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被用来为维护统治服务,成为社会对人进行压抑、操纵的有效工具,这是客观事实。

但这一局面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决定的,而是由其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和压抑,表面上看似乎来源于科学技术,而实际上它恰恰来源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科学技术的利用。

第二,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 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存在,用价值因素取代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性。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关系。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背景,会渗透到科学中,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起着世界观、舆论等导引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向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不能用科学技术中的价值成分否认科学技术中的真
理性和客观性。

“真”是科学技术得以成立的首要条件。

第三,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混淆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有交叉的地方,但不能完全等同。

意识形态ideology ,是从希腊文idea 和logos 演变而来的,而社会意识形式则是form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意识形态这个词在马克思以前就已经使用了,而社会意识形式是马克思以后才开始用的。

它们的内容也不完全一样,意识形态是人们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它不包括科学技术,是社会意识形式当中排除了科学技术的一种思想体系,所以它具有观念上层建筑的性质。

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它不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没有阶级性。

社会意识形式则是人们对包括人类的生产活动在内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意识形式除了包括政治法律观点、文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以外,也包括科学技术在内。

科学技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精神产品,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

三、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与联系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看待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呢? 应当指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作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指出它们的区别和联系。

而对于意识形态概念,人们并没有一致的理解。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表现为哲学、宗教、道德等一系列形式。

换言之,意识形态是由哲学、法律、道德、美学等观点组合而成的,这些观点反映出一定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根本利益。

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系统性和知识性的特征,但是它还具有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

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性质表现为阶级性,它只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科学是一种知识的体系,它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也表现为系统化的知识,特别是经过理性加工过的理论知识。

科学虽然是一种社会意识,然而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它从属于人与自然斗争的生产力,而不是社会意识形态。

科学以它特有的属性和功能(如知识性、系统性、非阶级性等) 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

这种特殊性质表现为,它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总是处在向物质形态的不断转化过程中,它的生命力、它的存在价值和它对社会进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式,而且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而使整个社会产生革命性变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既属于社会意识形式范围,又属于生产力范畴,它对社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社会进步”这样一个公式。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没有把科学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是将它归入生产力的范畴。

在他们看来,科学不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属于一般社会生产力,并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科学在本质上并不是意识形态,它所反映的是客观规律或自然界的本质关系,不受阶级利益的支配,没有阶级性。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与意识形态没有关联。

科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与意识形态既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又是不断地处于或明或暗的相互冲突之中, 意识形态是为维护、加强或改变某一社会制度服务的。

科学的领域,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也是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舞台。

科学的发展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意识形态也影响科学。

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科学理论的发现、检验、修改、发展、应用,无不受意识形态(世界观、宗教、道德等) 的制约和影响。

反过来,伟大的科学发现则往往影响意识形态的内容及形式,特别是
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和宗教信仰。

同时,科学成就也常常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利用,被用于论证和维护特定的政治制度。

（以上观点主要整理自莫茜[1]和李桂花[2]文章观点）
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阶级已经消灭的时候，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性”差别已经消亡，也就是意识形态不再是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马克思认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不再虚假。

另外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人们不但使人与物的实践具备工具理性，同样也使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具备工具理性，使自然科学获得了价值体系，进而使科学技术取代了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一致与分歧
吴瑞财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几乎将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对马尔库塞的观点做了回应。

本文试图详细分析二者在此问题上的一致与分歧的地方，认为二者一致的地方多于分歧的地方，分歧是次要的。

本文同时也注意到了二者对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分析是始终与对理性的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近代理性主义的重新审查构成启蒙反思的核心话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始终遵循了这一理论思路。

他们将其一系列理论主题牢牢地奠基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一种批判理性的重建上。

这种探讨直接出现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科学技术如何充当起意识形态的职能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态度并不一致。

本文希望一方面可以消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具有同质性观点的误解，然而另一方面也指出虽然哈贝马斯的文章是直接以挑战马尔库塞的命题为出发点的，但是两者的分歧实际上是论证框架和论证过程的歧异，而这种歧异并不影响两者在具体结论上具有相当多的一致之处。

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必须注意，这就是对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探讨始终与对理性的思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惊呼当代的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单向度的社会，而其中的人也已经变成单向度的人。

这其中失去的另一向度是什么呢？是批判、是否定。

批判否定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是一种永远不满足于现状并超向于更美好的精神。

一旦失去这一向度，那么在马尔库塞看来历史也就在这里终结了。

那么这一向度又是怎样失去的呢？马尔库塞认为在这其中科学技术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他又是怎样将其分析紧紧地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联系起来的？
马尔库塞认为，理性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化的概念，“极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领域
是理性观念的最后变形。

”[1]马尔库塞所要重建的正是与这种技术理性相对立的批判理性，他认为这种批判理性的精神包含在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中。

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他对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给予了详细的分析。

马尔库塞指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中包含了一种批判否定的精神和一种颠覆性的力量。

这种理性精神强调了同现实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它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本身包含着一种寻求对现实的不断超越的精神上面。

马尔库塞也据此规定了他对哲学的本质与任务的看法。

在他看来，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就是理性，理性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惟一方式。

哲学试图去发现存在的最终和最普遍的根基。

哲学起源于辩证法，它在本质上是对一个本身对抗性的的经验世界的反映。

但它的和谐性也正在于此，因为它在反映对抗性矛盾现实的同时更是按照终极原因来构造的。

“就那种对一个对抗性世界的经验指导着哲学范畴的发展而言，哲学是在一个本身断裂的（本体论的断裂）——双向度的——领域里运动的。

”[2]但是理性的这种精神和哲学的这种辨证思维特点却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危机，批判理性已经为技术理性取代，哲学的领导已经被实证主义填满，技术理性已经为自己重新塑造了一个世界。

马克斯·韦伯曾经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合理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韦伯看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工具的合理性将会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总体上推动现代社会的合理化。

但工具的合理性的发展也会造成物对人的统治、官僚化等消极因素，从而给现代社会合理化的过程投下阴影。

马尔库塞沿着韦伯的思路继续思考。

在《单向度的人》中他警告人们：“技术的合理性”正在转化为“技术的拜物教”并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

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就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

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来加以设计。

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

”[3]总之，马尔库塞认为，贯穿和体现在科学和技术活动中的这种技术合理性本身包含着一种支配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

这也是科学技术能够充当意识形态的内在原因。

科学技术本身已经是有了足够的“邪恶性”，更何况它的巨大成功。

发达工业社会依靠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它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生活。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切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拒绝“服从”，都将显得神经过敏和苍白无力。

“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这很难令人信服。

”[4]而马尔库塞认为恰恰相反，这个社会仍然是不自由的、是压制人的。

而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已经不再依靠传统的合法性来为自己辩护了，它将合法性基础移交给了科学技术，让科学技术充当意识形态。

而事实证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是成功的，它的要害就在于表面上的中立性，它的成功还在于它已经渗透进了广大人民的意识当中。

那么出路何在？事情还得从科学技术本身中来寻找解决之道。

正如哈贝马斯说的“离开了科学技术本身的革命化来谈论解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5]既然对自然的统治与对人的统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从根本上就必须确立不同的自然概念，自然不再是我们剥夺的对象，自然是我们的生存伙伴。

虽然自然仍然是作为客体而存在，但是，马尔库塞认为有两种支配的方式：压制的支配和自由的支配。

“如果自然本身是科学合理的、合法的
对象，那么它就不仅是权力理性的合法对象，也是自由理性的合法对象，不仅是统治的对象，也是解放的对象。

”[6]当自然获得了这样全新的概念以后，科学“在保持它的合理特征的情况下，它的假说就可能在一个根本不同的经验联系中（即在一个和平的世界的经验联系中）得到发展。

”[7]马尔库塞的这种想法遭到了哈贝马斯的嘲笑，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既然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那么反过来就必然会削弱马尔库塞前面分析的力度。

哈贝马斯接过了马尔库塞的话题，但是他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讨论将遵循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

二
哈贝马斯提出了劳动和相互作用，并希望严格区分这组概念。

他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

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

……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

”[8]目的理性的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

而相互作用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

“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主体的理解和承认。

”[9]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个概念分别指示着人类活动的两个不同领域，劳动是目的理性的活动，严格遵循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最终规定着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

一个遵循的是技术规则，一个遵循的是社会规范。

破坏两者所受到的惩罚也是不同的，前者的惩罚包含在实际的失败中，而后者的惩罚是受到制裁。

在这两个领域中分别体现着不同的合理化目标。

在劳动系统中的合理化目标是“生产力的提高，支配技术力量的技术”，在制度框架系统中合理化的目标是“解放，个体化，自由交往活动的扩大”。

哈贝马斯对两者作出区分是希望说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冒然地宣称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显然是不恰当的，马尔库塞提出的“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一命题是粗糙的。

我们不要忘了哈贝马斯给自己书名中的“意识形态”加了个引号。

哈贝马斯通过考察科学史发现，科学与技术在历史上并非如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技术的科学化只不过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事情。

技术的科学化使得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这也使得哈贝马斯断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过时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好像已经使科学技术成了独立的变数，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

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而服从于功能性需要的政治，则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

”[10]科学技术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实际上推动了目的理性活动与社会的制度框架之间的合理性的转换，体现在制度框架中的合理性已经被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中的合理性吸收了。

技术统治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得以产生。

技术统治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就在于它掩盖了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区别，混淆了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区别，使明显的政治统治让位于技术管理的压力。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明显的，不如说是微不足道的。

马尔库塞的思路是技术理性具有先验的支配性，由此科学技术可以方便地成为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的思路依赖于一种“渗透”或者说是“转换”，他的结论是“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11]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它按自己的面貌来塑造一个世界。

三
科学技术难道真的是人类自己呼唤出来的天使与魔鬼吗？如果说17、18世纪人们还在科技进步的指引下一路高奏着凯歌前行，那么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它已经将它的另一面非常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科学技术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正像马尔库塞说的，对自然的改造必然牵涉到对人的改造。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对人的控制范围达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

而正像马尔库塞的弟子赖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对自然的控制实际上是一个迷惑人的概念，作为单个的人谁都无法真正控制自然。

在控制自然的口号下，实际上要达到的是对人的控制。

技术理性的过度发展所造成的偏差，无论是被表述为“异化”、“物化”或者是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深深忧虑，都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代表一切。

怎么办？
在国内学术界，有一部分人提出了以人文精神来平衡、补充科学精神，也算做是一种纠正技术理性偏差的解决之道吧。

这也恐怕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习惯。

但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怎样补充、怎样平衡？是靠教育吗？但是教育又如何能够做到阻挡技术理性的无限制蔓延。

“教育者本身是要受教育的”，更何况教育总是在一种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

只要人类仍然必须从事技术活动，那么贯穿在技术活动中的技术理性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它要越出技术活动的范围，渗透到其他领域的趋势也是不可阻止的。

人类离不开技术理性，关键的是怎么样将技术理性限制在技术活动的范围内。

可以说上述的解决方案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否真能够达成目标则是众说纷纭。

不管怎么样绝不可以说上述的理论努力是徒劳的，也许对技术理性的遏制就包含在这种不断的理论努力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