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白异读现象探究

汉语文白异读现象探究
一．综述
一般而言,汉字的读书音与说话音是相同的,即一字一音。

在普通话里,一字两音较少见,即使有两音,其字义也不同。

但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方言中，一字既有读书音又有说话音，却是较为普遍和常见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读与白读。

文白异读是汉语族的一种特有现象，一些汉字在汉语中存在两种的发音—文读音和白读音，两者代表不同的语音层次：文读，又称文言音、读书音、读音或字音，是语言的外源层；白读，又称白话音、说话音、话音或语音，通常是语言的自源层。

主要表现为“我手无法写我口”，口语和书面语不一致，基本上所有的南方方言都存在文白异读现象，部分北方方言也存在少量文读音，但南方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更为显著。

二．研究现状及问题
国内可查的有关文白异读的资料多以方言观点进行讨论，根据其内容侧重点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对现代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进行描述；2.对具体方言文白异读起源、特点以及发展等进行说明；3.对文白异读的语音层次进行讨论；4.对文白异读现象进行理论探讨。

在整理之后可以认知到如下存在的问题：1.偏重描写，语料的收集是语言研究的基础，在文白异读的研究方面，对现象本身进行描述和说明的文章几乎占据半壁江山；2.理论薄弱，描写性文章所得出的结论过于单薄，专门对文白异读现象进行理论总结的文章数量较少，且各自孤立、较为零散无法形成体系。

因而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白读的产生出发围绕文白异读的性质进行梳理归纳和理论性的摸索探讨。

三．讨论与分析
（一）文白异读的形成
一般认为，汉语中的白读普遍是在《广韵》或更早的音系基础上继承和发展
而来的语言固有成分；文读是从外来强势语言借入的成分，尤其是受历史上的通语影响产生。

古代人认为标准语有正统性、文化性，旧书塾倾向用接近权威的汉语读音教书，成为文读；而本地语的固有读音被文读驱逐出文教领域，被称为白读。

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文白异读的产生应该从文读音的产生开始研究，而文读其来源有二：一是用《切韵》一系的音书、字典的注音、反切折合出来的当地读书音；二是一个地区的权威语言的读音作为当地土语的读书音。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相对本地读音，地方认为更高级的读音借入产生文读音。

在此基础上，结合多种地方语言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得出文白异读形成的模式有如下三种：一是不同语言间互相借用；二是权威语言对于地方语言的影响；三是政治、经济、文化处于高级地位的外来移民语言覆盖于本地语言。

文读音的产生，说白了就是强势文化的影响，比如今天我们还会使用粤语的“猴塞雷（好犀利）”之类的，一方面是由于粤语歌曲、香港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上的强势；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广东地区发展迅速，不论是粤商通行天下，还是更多的年轻人前往广州深圳谋求发展，都对岭南字音的传播产生正向推动。

文读便是如此，人们觉得文雅或者高级的读音好，便借来用就是了。

而文白异读其历史演化过程则表现为：先在借入文读音后，字音中的读书音和口语音并存，形成重叠；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文白读音的使用场合可能发生变化，文读音可能用在口语中，白读音也可能用于正式场合，而难以分辨；然后在不同时期陆续借入文读音，早期借入的文读音在后来借入的文读音推挤下进入口语的领域。

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可以一定程度阐释说明某些地方语言存在一文多白现象的原因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白读音代表较早的历史层次，文读音代表较晚的历史层次。

总体上，俞白的层次俞古和官话差异俞大，俞文层次俞今和官话差距俞小。

（二）文白异读的性质
一般认为，文白异读是一个汉字由于读书、口语不同场合有不同读音。

读书
场合使用的是文读音，是优势语言影响的结果；口语场合使用的是白读，属于本地的土语。

这般定义对于现代的书面语和口语或许可以这样描写，但对于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文白异读而言，却有着相当的局限性。

首先，大部分文白音只固定在各自特定的词语里，并不随意互读，这是汉语文白异读的普遍现象。

其次，多数情况下往往是同一个汉字的文读音和白读音完全相同，与之相反的还有存在具有两种以上读音的文白读；也存在一个汉字存在文读音，但不一定存在白读音与之相匹配，两者并非孤立的字音。

再次，部分方言存在多种读音外，声母是文读、韵母是白读，或声母是白读、韵母是文读的情况。

却是白读。

例如阳韵非母字“方”在厦门话里有 4 种读法：paŋ2、pŋ2、hŋ2、hoŋ2。

厦门话里阳韵读-aŋ、-ŋ是白读，读-oŋ是文读；非母读p-是白读，h-是文读。

所以“方”读paŋ2、pŋ2是白读音，读hoŋ2也可以说是文读音，但是对于hŋ2这个音该如何定性呢？
因而对文白异读现象应当进行重新定义。

文读本质应该是地方语对于外来语的音译，但是由于汉字以义统音的表义文字性质，与其他语言间互译不同，汉语语言之间的互译多是同源成分之间的互译，从而形成了音韵上的对应关系。

徐通锵(1996)指出:“大体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则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某一标准语(现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这一标准语靠拢。

”所谓在本方言所允许的范围内吸收，就是用地方语中最接近外来语的成分对其进行语音上的“模仿”，但吸收之后便不是简单的“语音模仿”可以概况的。

部分学者认为文字对于语言研究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将文白异读现象作为单纯的语音现象研究，我认为不甚妥当。

在汉语研究中将语音与文字割裂的做法过于狭隘并不可取，或许在某种方面摆脱文字的束缚更有利于对一定的语言现象研究，但是，对于一门存在文字的语言，文字必然会对语言的发展变化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

可能对于只存在写音作用的表音文字而言，其影响并不十分广泛，但对于汉语这种以音统义的表意文字，文字的影响应是相当深远的。

对于汉语族
内部的语言而言，这种影响尤其明显，包括古代汉语音韵方面的书籍注音所使用的汉字反切等；以及有研究在对双语者进行知觉水平(部件或字母搜索任务)的词汇加工中,中英文存在着差异,除两者共同激活的脑区外,中文刺激还激活了左侧颞中回、双侧直回以及扣带回前部等脑区，推测汉字符号对渐进式联想等脑区的刺激可能对于音韵关系有着一定程度影响，因而汉字这一特殊语言文字系统的作用不应当被忽视。

此外，由于文读和白读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互相渗透，以及语音地位的变化，难以仅从书面使用或者口语使用分辨，因而不能离开历史因素来厘清文白异读的现状，以及文白异读实际反映的是共存在一汉语语言或方言中的同源成分的不同语音形式,所以这种不同形式折射了历史上的标准语和地方语关系或其他语言历史环境的变迁。

四．总结
一个汉字在不同时空或不同语体的不同读音，通过某种途径在汉语某一语言系统中共同存在的语言现象，其文读是从外来语言中借入的从成分；而文读又是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借入的语音成分，文白异读应该结合历史因素进行探讨，离开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况难以厘清文白异读的现状；汉字作为文白异读的文字载体，因其特殊性对于音韵现象的影响不应当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