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综述

国学研究综述
梁大新韦文华
【摘要】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

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近年的“寻根”热、“国学”热使国学再掀研究热潮，这反映了当下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即国学是什么、国学有什么、为什么学国学集中整理、分析、总结有关研究现状及成果，以期为所有关注国学的人士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研究参考。

【关键词】国学国学研究综述
早在1992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著名学者袁行霈被任命为中心主任，他倡议、创办了《国学研究》年刊，并出版了国学研究丛刊。

可惜笔者困于偏隅，未能读到，深以为憾。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一些国内著名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研究院、所，开办国学班，各地媒体此起彼伏地报道有关“国学启蒙班”、“少年读经（典）热”等。

不少学者也相继撰文发表自己关于国学话题的观点。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即国学是什么、国学有什么、为什么学国学集中整理有关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

一、国学是什么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致《社会科学报》的一份书函中说：“今日言‘国学’，……应自己先弄清‘国学’是什么……”。

国学是什么？大家好像都清楚，但一具体到什么是国学？好象又说不清楚，仿佛是有点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似的。

翻检《辞海》、《辞源》一类工具书，对“国学”一词的定义均谓“本国固有之学术也”。

显然，这种释义比较抽象，仍给人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感觉。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一词的本源何在呢？
我们先看看国学一词源自哪里。

牟润孙先生在《敬悼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所谓‘国学’，其实是一个来自外国的名词，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自称为‘汉学’、sinology、文字、语言、历史、地理、考古、民俗、美术，无所不包。

中国人自己创办研究所，自然不能用‘汉学’两个字，于是改称‘国学’。

几十年积非成是，大家沿用不疑。

”
黄兴涛在《国学与现代意识》一文中说：“中国古代虽有‘国学’二字，但意为国家所设立的最高级别的学校兼教育管理部门（如国子监就被称为‘国学’）。

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乃是清末以来的新名词、新概念，它最早从日本传来，大意是指与西学相对的、本国所固有的学问、文化。

黄遵宪1887年完稿，1895年正式刊行的《日本同志》里就是这样使用的。

二十世纪初年以后，在西方学术研究文化的冲击下，与之相对的此种意义的‘国学’一词，才逐渐传播开来。

”
从上述材料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学一词的本源有三种：一说来源于外国
的汉学；二是传自日本；三是受西学冲击而产生的国学。

三种说法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

概括起来，“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东学式微的文化碰撞转型期。

有人概括“国学”乃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学术现代意识，这两种现代意识同时觉醒的特殊凝固结合体。

下面再看诸家是怎样解释“国学”这个概念的。

清末民粹派代表人物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1906年《国粹学报》第19期）
著名学者曹聚仁说：“其实‘国学’者，只是‘在中国的’学术思想。

”
著名学者胡适说：“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
总三家所述，我们认为，邓氏关于国学的解释很宽泛，但却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曹氏和胡氏都属于概念一般性的解释，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国学是一个中性词，既有“国粹”，也有“国渣”，而我们往往认为“国学”不是一个中性词。

正如吴亚生在《弘扬“国学”要弘扬什么？》一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人修养和社会伦理方面的内容要具体分析，有些是应该继承的，有些是应该批判的。

《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说的就是做人要自强不息。

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的是做人要有坚定的信仰。

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秀思想。

但是，三纲五常的等级思想是与当今世界民主、平等的思想不相容的。

其他还有不少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东西，都是应该摈弃的。

”
有没有对国学的概念给以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中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定义，他说：“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我们认为这个定义不同于一般的词语解释，它符合逻辑学下定义的概念，等于种差加属概念。

”纪宝成在文中论述道：“国学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始于20世纪初。

一般认为，国学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

引申而言，它即众人眼中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可以把国学看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国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

”（2005年6月7日《光明日报》笔者以为这是迄今为止对国学这个概念最完整最权威的定义了。

二、国学有什么
国学有什么，这就涉及到国学的范畴及具体内容。

国学有什么？梁启超说：“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藏异常丰富。

”胡适说：“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人，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周汝昌说：“‘是国学’者，他们都属于‘国学’范围之内。

‘不是者’，他们孤立起来，哪个也代表不了‘国学’。

而其全部整体才是‘国学’的真正实质和精神
命脉。

”
三位国学大师所论，概括起来就是，研究国学的范围是非常大的，而我们往往把国学融化为儒学一家。

国学的内容包罗万象，需从整体上把握国学的精神实质。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它既包括了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也包括了天文、地理、中医、中药、戏剧、书画、音乐、五行、八卦、考古、鉴伪、星相、术数等。

这些都属于国学的范围，也就是国学的外延。

国学是一种繁荣与腐朽共生的文化现象。

因此，李银河在《国学可以研究，前提应为批判》一文中指出：“国学应当研究，但前提是应当有一个批判的态度，至少在研究时应当将国学做上述两个部分的区分：与进步无关的那部分传统文化可以多加肯定，而与进步有关的那部分文化特别是其中阻碍了中国进步的部分则应多加批判。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清末时，以章太炎，邓实为代表的民粹派将为专制服务的所谓“君学”剔除于“国学”的范围，同时把昔日被儒学排斥的诸子学等“异端”部分纳入“国学”正统。

这就充分说明国学内容菁华与糟粕共存。

我们讨论国学的范畴时，还应注意到国学的分类问题。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部分摘录自南柯舟《国学热中谈国学》）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学术主要不是靠口头传承的，而有着许许多多的著作作为载体。

那么能否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选择一些精华部分提供给有志于弘扬国学的人们呢？国学大师梁启超于1924年写的《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就是这样一篇名文。

笔者作为有心人列数国学入门的篇目竟有七十种之多。

此文将国学入门书目分两类，甲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为政治史及其他文献书类。

除了一些经典外，还介绍不少学术著作。

也许梁任公怕人接受不了，在文尾处为我们再拟了最低限度的书目：《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此后的1937年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名著《国学概论》以十章论国学：第一章为“孔子与六经”，第二章为“先秦诸子”，第三章为“嬴秦之焚书坑儒”，第四章为“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第五章为“晚汉之新思潮”，第六章为“魏晋清谈”，第七章为“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曲翻译”，第八章为“宋明理学”，第九章为“清代考证学”，第十章为“最近期之学术思想”。

钱氏在此书序言中写道：“国学特为一时代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本书特应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

于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义潮流所在，略加阐发。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
明白了国学虽然包孕了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与学术，但国学应该是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优秀文化与学术。

关于国学范畴近年有识之士提出“大国学论”。

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生前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

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畴，不是狭义的国学。

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董斌在《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一文评论道：“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论，有利于中华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于五千年来积累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

”
是的，正如陈思和教授提出的“只有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个文化自身才可能变得多元和丰富”。

只有更加中国的，才更加世界的。

三、为什么学国学
我们明确国学的定义和范畴，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国学，学习、研究国学是为了传承、振兴国学，让国学为现代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三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为什么学国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孔子研究院名誉院长纪宝成如是说：“国故之成为‘学’，是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中国固有的学问被植根于西方的学术规范、学术体制和学术传统所取代，学术的现代转型被简单理解为学术的西方化。

而中国自身的学术则成为‘国故’，继而几乎沦为‘绝学’，中国的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出现了深刻的断裂。

因此，为了继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必要振兴国学。

”
早在1995年，赵朴初、冰心等9位文化界耆宿联名呼吁“建立幼年古典学校”，并发出了“传统文化正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的警钟之语。

更早于二十世纪初年，西学繁衍于东土，东学式微，清末，以章太炎、邓实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成立“国学保存会”，创《国粹学报》对国学的传播影响很大。

现代自“五四”以来，一些国学大师们，为保护国学开始和西学论战，西学派认为全盘接受西学，而国学家们则誓死保卫祖宗们留下的五千年菁华文化。

实际上，最初提出“国学”问题的人，固然是有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但同时他们也是一些对现代学术有所了解、有所比较，并具有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反思、加以重新解释能力的人。

像章太炎、梁启超等就是典型代表。

他们感觉到，中国再怎么追赶时代潮流，也不能在根本上完全西化自我，比如，你如果连本国语言都不会讲，丝毫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只会说英语或其他外语，就算你有中国国籍，有着遗传的黄皮肤，你还能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包括文化意义在内的）现代中国人吗？所以，在清末，当“新世纪派”的主将吴稚晖主张逐渐废灭汉字，提倡以世界语取而代之，怂勇国人“爱斯不难读”（Esperanto的音译）时，理所当然地遭到来自国学大师章太炎等人的强烈谴责。

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袁行霈在《〈国学研究〉发刊辞》首段写道：“不管
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

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实生活。

因此，有识之士莫不疾呼弘扬我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辅助现代化事业——这实在是远见卓识。

”他在2007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的《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说“经常有人问我：‘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

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

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采取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

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末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

研究国学不是复古，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研究国学不是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

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并不认为现实中真的存在所谓‘传统文化热’。

且不论我们在社会生活层面是大踏步走向‘现代’（西方），就是在知识领域，西方话语也始终占有绝对压倒的优势。

例如在学科配置上，往往重西方，轻本土；重现代，轻传统；重技术，轻人文。

”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郑家栋先生说：“伴随中国当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民族、社群、宗族、个体都不可能长期与自己的历史断开，即便是断开了，也必须重建一种历史叙事把二者连接起来。

”
以上摘引诸家文字，是从不同角度和因果关系来谈学习研究、弘扬国学的重要性，显得有些概略。

下文摘引纪宝成《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有关文字正好弥补了其中不足，而且具有积极的建设性。

首先，研究国学、重振国学是恢复文化自信的需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衰落，在西方列强侵略时的无力，被人们采取一种文化归因的解释策略，简单地把原因和过错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身上。

在这种心态下，国人对于本国固有文化和固有学术的自信心，降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传统学术首先作为“国故”，失去鲜活的创生能力。

今天，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影响力日益提高，世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强烈。

文化，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

重建国学就是要更好地张扬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与时代意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事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应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

每个中华儿女应当坚信，中华文化仍将再次焕发青春，再现活
力，再展魅力。

第二，研究国学、重振国学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国学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核心，以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为手段，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

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

了解和熟悉本国文化经典，是国民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国民能够从国学教育和普及中了解到，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

传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既有孔孟的严谨刚毅，又有老庄的逍遥豁达。

传统文化也是开放的，《周易》尚变，赞“日新之谓盛德”。

传统文化可给予我们更多的灵感、更多的人生启迪。

第三，研究国学、重振国学有助于提高人文学术创造力。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内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即大规模移植西方学术，把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的学术类型和文化类型当作普遍形态，当作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化的典范。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的影响是复杂的。

一方面，我们学习西方人文学术，借鉴西方人文学术建立了学科制度和教育制度，并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造就了大量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人文学术普遍面临的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破解的文化难题。

由于我们失去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失去了固有的人文学术支撑，便不免照抄照搬西方人文学术及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而没有看到作为西方人文学术根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的限度，忽略了中国人文学术自身的经验、问题和语境，从而使中国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依据自己的资源，针对本土经验，不断创生新的文化理论的生命活力。

我国的人文学术若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克服普遍面临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与学科基础理论合法性问题，解决好学科制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真正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第四，研究国学、重振国学是探索新型学科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的一种尝试。

国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因新式教育学科体系的分类而被消解，分别归属于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

在当前人文学术领域，普遍存在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学科壁垒森严，知识结构单一的现象；一批又一批学科背景单一、专业知识狭窄的专业人才，源源不断地被复制出来。

在当今，不仅文理不融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不融通，就是人文学科内部，文史哲也难以融通，甚至在某一专业领域，也被严格限制在划分得更细更小的范围内。

重振国学，恢复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融会贯通的传统，有助于拆除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科壁垒，探索建立新型的学科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

最后引述王武子《国学三题》文尾一段话作为结束：讲国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意义，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一是研究。

没有认识，就谈不上研究；没有研究，更谈不上弘扬。

今天研治国学，应该不只是停留在整理国故，文化积累的层面，更应该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接榫通轨，打通经脉，古为今用，去粗取精，推陈出新，俾使优秀的学术思想之花结出丰硕的文化生活之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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