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_史记_传记文学的真实性_赵华

[文章编号]1000—3541(2000)05—0070—05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赵　华1,孙志勇2
(1.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辽宁沈阳　110006;
2.黑龙江电视台新闻部,哈尔滨150001)
[摘　要]　《史记》传记文学写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为确保传记文学的真实性,确定并遵循四项写作原则:一是忠实于“六艺”,不随意杜撰;二是忠实于古籍,不偏离古
文;三是对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四是搜集逸闻轶事,纠正谬误。

从这一点上,司马迁的“实
录”精神,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关键词]　《史记》;传记文学;写作原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史传有别于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诸如小说、戏剧,为塑造典型形象的需要,允许虚构、想象和夸张。

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人物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有普遍性,从而更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史传则不允许虚构、想象和夸张,讲求良史之直笔。

对人物、事件乃至时间、地点、环境等等,要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要绝对真实。

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司马迁为了确保历史的真实,大体确定并遵循了以下四项写作原则:
一、忠实于六艺,不随意杜撰
《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可见,“考信于六艺”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原则。

“六艺”又称“六经”,据说是经孔子删定的,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六部著作。

这六部著作,在儒家看来,都是有关治国之道的著作。

《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治一也'。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道义。

”六艺虽不都是史书,但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史实。

所以在司马迁时代,由于远古书缺有间,文不足征,又加之“学者载籍极博”,传闻异辞,因而,他是尊重历史事实,取信于六艺的,尤其取信于《诗》、《书》和《春秋》的。

这从他的自述里可以得到印证。

《殷本纪》:“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

”
《乐书》:“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

”
《货殖列传》:“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

虽户
[收稿日期]2000—03—10
[作者简介]赵华(1952—),女,辽宁辽阳人,辽宁省体育运动学院副教授。

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争之'。

”
从这些自述里可以得知,他写远古历史,考信于六艺,重视古代文献的严肃态度。

但又有别于儒家忠实信徒那样拜倒在六艺脚下,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地照搬六艺的作法,而是有分辨、有选择地加以采用,甚或对六艺记述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在《伯夷列传》里,对孔子删定的《诗》、《书》里所载的舜、禹、伯夷、叔齐的事迹甚详,而与他们的品质同样高尚的许由、卞随、务光的事迹却只字不提,表示不满。

文中说:“而说者曰,光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

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

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论评矣。

余以所闻由、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

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对孔子不记载许由等人的事迹表示不满,对许由等人淹没无闻深表憾恨。

由此可见,司马迁既尊重六艺,又不拘泥于六艺,一切从实际出发,表现出一个史学家所具备的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

二、忠实于古籍,不偏离古文
《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洞,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
《史记》提到“古文”的地方,共有六处:
《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不离古文者近是。

”
《三代世表》:“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

稽其历谱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
《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人者要删焉”。

《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

'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

”
《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均之未厥客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并问次为篇,疑者阙焉。

”
《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颂古文。

”又云:“国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名堂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
凡此六用“古文”一词,除《仲尼弟子列传》所说“孔子古文”专指《论语》一书外,其它都是泛指《诗》、《书》、《春秋》、《左传》、《国语》等用古文写的先秦典籍。

所以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卷十四引俞正燮说:“《史记》言古文者,犹言古字本《尚书》、《春秋》,其特举古文者,以所采辑与博士不同,故申别之曰古文。

”[1](P893)这话是符合实际的。

可见,司马迁忠实于史籍,“不离古文”,是他写作的又一项原则。

那么,他既忠实于“六艺”,又不离古文,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古文”已不限于“六艺”,它比“六艺”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不离古文”的原则,就是一方面要忠实于先秦史料,另一方面要把调查得来的材料与史料加以对照、验证。

与史料接近的,就是可信的。

这样,不仅使史料更确凿、更真实,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史料的内容。

但应当看到,司马迁对“古文”的态度与对“六艺”的态度一样,他
既尊重“古文”,却又不盲目相信“古文”,而是经过他审慎思虑,然后抉择选取的。

诸如他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这里所说的“近是”,是接近正确的意思。

接近正确,不等于完全正确。

可见他对“古文”史料,一是要尊重,二是要抉择去取。

对那些置疑的材料,舍而不取,宁缺勿滥。

他在《日者列传》里对司马季主记载较详,而对古之卜人略而不记,也正在于古之卜人不见于篇籍。

他说:“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

”这种事必有据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是可取的,是可贵的。

三、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
《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书》缺有间焉,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段文字,概括论述了他写《五帝本纪》,特别是写黄帝本纪取材的情况。

关于黄帝的史料,《尚书》不见记载,“而百家言黄帝,文不雅驯”。

仅括《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载黄帝书一百篇,神仙家载黄帝书十一卷,五行家载黄帝书五十卷,历谱家载黄帝书三十二卷,阴阳家载黄帝书七十二卷(篇),真可谓汗牛充栋,诸说纷纭。

”[2](P189)然而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

他所采用的是收入戴德《大戴礼》中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两篇著作。

对这两篇著作,汉代儒者以为系非正式经典,不是圣人之言,所以大都不信,多不传学。

他通过走访“长老”所得来的传闻,再验之以《左传》、《国语》的记载,证明这两篇著作言黄帝之事是信而有证、完全可靠的,也就是他所说的“择其言尤雅者”。

这里所说的“雅”,就是典雅、正确、可靠的意思。

即使他采用《五帝德》、《帝系姓》为说,也严加分辨,抉择去取,绝不盲从照搬。

对其中“文不雅驯”、有荒诞迷信之处,照样予以删削。

诸如《五帝德》中所载黄帝“乘龙展云”之事,“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之语,就只字不取。

可见他选取史料是经过深思熟虑,去伪存真之功的。

他这种订正事实,补偏纠谬的科学态度,为后世所称道。

他不取信于荒诞之说的突出例证是《封禅书》。

书中如实地记述了秦始皇、汉武帝祭天帝、信鬼神的迷信,以及神仙家、方士们迎合帝王延年益寿、长治久安的心理所陈述的种种怪说谬论。

他如实地记载这些情况,并不是为了宣扬它,相反却是为了讥讽它。

这在字里行间就有表露。

诸如写秦始皇封禅时说:“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

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又“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

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

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

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

然羁縻不绝。

冀遇其真。

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其文最后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

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若至俎豆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具见其表里”一语,含蓄深刻地道出了他写《封禅书》不在于称道封禅之事,而在于对神仙家和方士们弄虚作假的骗局,以及对皇帝迷信天地鬼神的愚昧无和的讽刺和揭露。

从而看出一个唯物思想家的唯物思想。

但他的唯物思想又是不彻底的,时而又表现出对鬼神的半信半疑。

诸如在《殷本纪》里,记帝喾次妃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之契”。

《周本纪》记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生契。

《秦本纪》记女修吞玄鸟陨卵而生大业。

《高祖本纪》记“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

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还有刘季拔剑斩蛇之事,虽出自传说,但均属迷信。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入引俞樾说:“《五帝本纪》云,择其言尤雅者,故唐虞二纪悉本《尚书》,高辛以上,无稽则略。

《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不以入史。

至《高帝记》乃有
刘媪梦神白帝化蛇之事。

盖当时以为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

事以史公为好奇,过矣。

”[1](P140)这说明在多数情况下,他还是坚持唯物原则,而不相信天地鬼神。

四、搜集逸闻轶事,纠正谬误
《太史公自序》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报任少卿书》也说:“仆窃不逊,近自抚无能之辞,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

”可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是对整个《史记》的著述而言。

从《史记》来看,作者“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有三方面:
一是罔罗天下文献资料。

经过春秋战国连年战乱,特别是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古代文献资料损失殆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所叙说。

在《六国年表》里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

《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由此可见散亡之一斑。

”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讫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司马迁由于任太史令职务之便,得以广泛阅览皇家藏书,为他撰写《史记》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原始材料。

二是与友人交往中罔罗遗事。

比如:《田叔列传》:“太史公曰:……仁(田仁,田叔之子)与余善,余故并论之。

”
《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乃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
《屈原贾生列传》:“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

”
从上述例证可看出,他与友人交往中或以耳闻目睹的实际情况为据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叙写和评述,或以历史事实为据去纠正传闻是非。

尽管情况不一,角度不同,但终归是尊重事实,务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又见其严肃的科学态度。

三是在亲自考察访问中罔罗天下逸闻轶事。

司马迁青壮年时代,游历了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他每到一地,在凭吊古迹之余,进行考察访问工作。

在调查研究中得来的逸闻轶事,大大补正了许多历史事实,为写《史记》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比如:
《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
窥洛、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
《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

”
《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
《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又“奉使西征巴
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
从上述诸多自述可以看出,他游历祖国各地,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收集了许多逸事轶事。

这为他著述《史记》提供了丰富宝贵的资料,补正了历史事实。

司马迁用亲自调查得来的材料写历史、写传记,在古史作家中的确是罕见的。

总之,他或忠实于“六艺”,或忠实于史籍,或怪诞之语舍而不取,或搜集逸闻轶事,纠正谬误,都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要把传记包括整个《史记》,写成言必有据,信而有证的“信史”。

在《太史公自序》里,当他回答上大夫壶遂的问题时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正表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班固在《司马迁传赞》里说,《史记》的取材,是以《春秋》、《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七书为蓝本的。

这话大体上是对的,但很不全面。

他所掌握和依据的材料,远远超出了这七部书。

但他又说:“其言秦汉译矣。

”司马迁之所以译近略远,正是由于古代史料不足,或“虽有遗文,其语不经,”为他所不取。

而近代不仅史料较多,而且有的人物、事件,是他耳闻目睹的,对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写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加充实、生动、亲切。

这也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

班固又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写《史记》要求其“实录”但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选择在历史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可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种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参　考　文　献]
[1]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上海: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
[2]施丁,陈可卿.司马迁研究新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On The Truthfulness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in
“Records of Historical Events”
ZHAO Hua,SUN Zhi-yong
(Liaoning Sports Techniques Institute,Shenyang110006,C hina)
A bstract:Historical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is different from literature creation.Fabrication, imagination and exaggeration mustn't be employed in historical biography.It is particular about the straightfor wardness of good historical records.It demands that figures,events as well as time,settings and surroundings and so on be reproduced in a matter-of-fact manner according to their true colors.`truth-r ecording'spirit embodied in Rec ords of H istorical Events by Si Ma Qian sets a brilliant exa mple for later his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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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