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一)

《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一)

一引言

假使《周礼》真出于周公而是西周政典的话，也只有史料上的价值，作为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一种材料。假使它不是一部西周的作品，出于后人的伪托，我们当它是一部假古董，分析它、批判它，看它还有没有一些史料上的价值。其实，无论真伪，《周礼》本身不应负责任，从《天官冢宰》以至于《秋官》(《考工记》暂除外)，没有一句话说到它是西周的政典，也没有说到它是周公的书。它开头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是几句纲领性的说明，既没有指出武王或者成王来，也没有提到周公，它也没有说明是一部实际的政治典范，或者是一部理想的书。

把《周礼》一部书的问题当作政治史、学术史上的大问题来看，是由于经学今古文之争；而经学今古文之争基本上还是因为统治阶级本身的矛盾，造成思想上的纠纷。如果说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是封建领主阶级的反映，今文经学的产生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地主阶级起来以后，他们要求变，要求变更那已经腐朽了的封建领主制度，今文经学也正好代表这种要求。到西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还是代表部分地主阶级的思想，来作推翻汉朝统治者的企图，所以从昭帝时起，社会上盛传“汉历将终”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被王莽利用了，帮助他推翻了汉朝的统治，但新莽的设施对于地主阶级有更多的不利，于是部分地主阶级也在响应着农民起义。东汉建立后，政权完全掌握在地主

阶级手中，这时他们不再要求变了，他们要巩固政权，加紧剥削，力图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于是代表今文经学传统的变的哲学，遭遇到了个不要求变的场面，原来反映这种思想的阶级变了，他们放弃了这种思想体系，因之今文经学在学统上遭逢不利，而古文经学兴起。我们研究王莽夺得政权的经过，知道经今文经学给了他许多方便。然而后来的经今文学派，尤其是晚清的今文学派，硬说王莽夺得政权和古文学派有关，说是由古文学派所包办。康有为就是说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他又说刘歆遍伪诸经，以《周礼》及《左氏传》为主，然后遍伪诸经以作佐证(均见《伪经考》)。这是缺乏根据的说法，古文经的出现及其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及历史原因，不是一两个人能够伪造出来并且使之发达的。这些经典也不可一概而论，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类。

一、整部全是古文经，它本身并没有今古文的分别，如《周礼》、《左传》；

二、部分的古文经，如《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等；

三、传授上的今古之别．如《诗经》齐、鲁、韩诗是今文，《毛诗》是古文，《论语》鲁论是今文，古论是古文等。

第二类古文经已不可得，是真是伪可以不说，第三类古文经与今文经只有篇目或字句上的不同，也不是有什么根本上的歧异。只有第一类古文经书是非常突出的两部，虽然在西汉以前这两部书没有师法传授，然而却不是新莽时代伪造出来的。为什么这两部篇幅很多的书，在西

汉惠帝以后，大举搜求遗经的时候，没有经师传授?这是当时和后来的人致疑于这两部书的重要原因。当今文经学最发皇的时候，本来提倡今文学的(如刘歆)为什么又推崇几部古文经?这也是使人怀疑的重要原因。《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一般经师既不注意史学，也不了解史学，所以在《春秋》三传中，《公羊》有传人，《谷梁》有传人，这两部书注重所谓《春秋》的“微言大义”，它们鼓吹唯心论的历史哲学，它们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经师们可以“持以干禄”。《左传》纯粹是历史记述，虽然有时也讲些“义法”，在经师看起来是卑微不足道的。司马迁是懂得历史的人，他首先看重了《左传》，《史记》中关于春秋史和古代史的材料，很多取自《左传》，假使没有《左传》，《史记》的成书是不可想象的。司马迁就是《左传》的传人，不过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一百年后，刘歆继承了司马迁的事业，又来表彰《左传》。《周礼》也是一部历史著作，是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并没有微言大义。西汉经师们不重视历史记载，也不重视典章制度，《周礼》所以没有传人，理由和《左传》相同。

今文经学虽然给王莽夺得政权许多帮助，但那里面缺少典章制度，少有可供王莽取法的地方，所以他重视《周礼》，也曾经取法《周礼》。王莽要以复古作维新，他要恢复领主封建制度，消灭和他争夺土地的地主阶级，《周礼》正好供给他一些材料。井田制也就是领主封建时代的制度，没有大地主，土地是国家的“王田”，农民是国家的农奴，所以王莽要尊重《周礼》，“以明因监”了。东汉以后，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

希望社会能够安定，而古文经学是古代的历史与典章制度，这种学风至多只能造成讲章句的儒生，对于统治者会有帮助的，于是在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与《古文尚书》、《毛诗》等经同置弟子员。此后经师多是呫哔小儒，埋头于章句的钻研。由此知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兴起，各有其社会根源，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与条件下，它们全可以为地主阶级服务，然而彼此却长期地在斗争中。

二《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度

我们研究《周礼》中的经济制度，不是要肯定它是某一代的实际制度，只是要说明它是《周礼》中的制度。研究的结果如果和某一时代的制度相当，也不能说明《周礼》就是某时代的著述，因为当我们还没有判定它是一部实录或者是一部托古书以前，还不能遽下断语。就《周礼》的内容说，它有着奴隶制残余材料，但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周礼中有“人民’可以买卖，证明这些“人民”不是自由人。《地官·质人》中说：

“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

这上面的“人民”，自来经解全说成奴隶。在春秋以及战国时代有几种人是可以买卖的，一是俘虏，《庄子·徐无鬼》说南伯子綦的儿子梱遇盗，被刖而卖到齐国；一是妾，《檀弓》中记载子硕曾经请求卖他庶弟的母亲；一是犯罪的人，《国语·吴语》有：“王乃命有司，大徇于军曰：“谓二三子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斩，妻子鬻。”这全是处于奴隶地位的人。虽然奴隶的来源不

一，然而最重要的来源是俘获，《秋官·朝士》说：

“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所谓“得获”，是指战争中的得获说，《左传》定公九年有云：“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公羊》昭公二十三年也有：“君……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的记载，这全是说战争中的得获。大的得获，即是说重要的物资和成年的人民，归于公家，小的得获，即不重要的物资和没有成年的人民，归于私人所有。

无论奴隶的来源如何，他们是罪人的身份，在《周礼·秋官》中有许多专管奴隶的机关，《司厉》说：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春稿。”

奴隶就是罪人，所以“罪隶”一名，几乎是专称了。《周礼·秋官》中有罪隶百二十人，是罪犯而罚作官奴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裴豹隶也，着于丹书。”杜预注云：“盖犯罪没为官奴。”这是正确的解释。《鹞冠子·世兵》说：“百里奚官奴官。”也是指罪隶说。《周礼》中又有许多女奴，如《天官》中的女酒、女浆、女篷、女醢、女醯、女盐、女幂，《地官》中的女春枕、女囊，这些全是官奴婢。他们不从事主要生产事业，是家内仆役的性质。俘获奴隶的对象以外族为主，所以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等职别，另外有罪隶，他们全归司隶所辖。司隶的职掌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