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的文学地理学分析

唐代边塞诗的文学地理学分析

摘要：本文以文学地理学为理论视角，对唐代边塞诗的边塞地理观念、意向地理空间进行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唐代边塞诗中浓郁边愁情绪的产生及原因，最后分析边塞诗兴起与胡乐的关系。本文旨在揭示出唐代中原诗人对塞外地区环境和文化的感知表达，即边塞诗中所蕴含的地理学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

关键词：边塞诗文学地理边愁情绪胡部新声

引言

唐代是诗歌的朝代，边塞诗是其中一颗璀璨明珠。边塞诗人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反复吟咏着他们对塞外所产生的独特情怀。那么唐代诗人有着怎样的边塞地理观念，边塞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存在怎样的文学感知，他们眼中的边塞又存在着怎样的地方意义呢，边塞独特的地理环境对边塞诗的兴起又有何影响呢？本文将对此进行一一探讨和简要论述。

一、唐代边塞诗的意象地理空间

在唐代中原人士眼里，边塞首先代表自然地理分界线，塞外和中原在地形地貌、气候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中原相差甚远的自然环境，通常会在诗人心中打上深刻烙印，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但是，对边塞诗人来讲，边

塞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双重分界线，边塞地区和中原地区在风俗文化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等方面都不一样，而这必然会给中原人士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有效激发诗人创作灵感[1]。在某种意义上，风俗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冲击力会更加明显和强烈。边塞与中原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方面的显著差异是边塞地理概念形成的现实基础，也是中原人士边塞地理认知形成的前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边塞诗人的边塞空间地理印象。

唐代边塞诗所创造的诗性空间，属于具有独特意象的文化空间。在这一文化空间内，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意象特征。经过考证，陇右和河西地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源头，尤其是陇右地区，是周朝和秦朝的发祥地。秦汉郡县制在这两大地区的全面设置，有效奠定了汉文化体制的生存基础。到了魏晋时期，中原动荡，而相对平稳的河西边塞地区成为了中原人士避难的首选之地，大量民众的涌入，促使了这两大地区一度成为汉文化发达的一大区域[2]。但是，当中原恢复稳定，回望陇西和河西地区，却依旧未能摆脱边塞苦寒命运，就算在大唐时代，边塞的苦寒也依然是许多边塞诗人笔下的一大诗词意象。需要提出的一点是，边塞地区并非单一的苦寒之地，还蕴含着许多的思想情感，依附于不同的边塞区域，便产生了不同的意向地理空间。

二、唐代边塞诗浓郁的边愁审美

一般来讲，唐代高昂的时代精神和边塞独特的地理风情相碰撞，应该会产生一批豪迈激情的边塞诗，但事实上，唐代所有的边塞诗都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散发着浓烈的边愁情绪。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思乡怀亲

唐代边塞诗普遍具有一种思乡怀亲的边愁情绪，诗人在表达这种情感时，经常会用到“万里”一词。比如“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万里犹防塞，三年不见家”“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等，都是典型的思乡怀亲诗句。不管是刚从中原来到边塞，还是遥望万里之外的中原故乡，都会产生一种心理距离感，再加上交通和通讯不便，所以边塞诗人经常会感到无限孤独。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深受安土重迁思想熏染的农耕社会下民族都不会轻易背井离乡去陌生的地方的观念影响[3]。可以说，唐代边塞诗人在从中原来到边塞后，势必会产生一种背井离乡的漂泊之感，因此，他们对故土亲人的怀念之情就更加强烈和浓厚。

（二）边地苦寒

唐代边塞诗还散发着浓郁的因苦寒环境引发的边愁情绪。在这些边塞诗中，经常会出现“冰”、“雪”、“流沙”、“愁”和“胡风”等诗词意象。这类边塞诗重点突出了诗人到边塞地区后的两大感受，就是苦和寒。自古以来，

在中原人士眼里，边塞地区就是一块环境恶劣的苦寒之地，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地方，实际上这是因自然环境改变而形成的不适心理的反映[4]。唐代边塞诗中经常会提到胡笳这种乐器，往往用以表达一种难言之苦，正如孟浩然所说的，“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大部分边塞诗人到边塞地区都要长期忍受离家之苦或征战之苦，要长期忍受苦寒的恶劣环境。所以，边塞苦寒便成为了唐代边塞诗的一大主题。

（三）功名难求

唐代边塞诗经常流露出一种远在边塞而功名难求的边愁情绪。儒家文化倡导入世，主张人们要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境界和理想追求，而这一态度恰好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由此便形成了唐代普遍的仕进心理。唐代士人普遍具有高昂精神，渴望建功立业，具有远大抱负，不管现实如何残酷，他们始终未曾泯灭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豪情壮志。唐代仕进途径主要包括科举考试、隐居和边塞从军[5]。科举考试难考，即便考上了也很难平步青云；隐居属于终南捷径，但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边塞从军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一种选择，所以当时很多人为了实现远大理想和人生价值，都积极投身军伍，想要建功立业。但要想走这条路又谈何容易，所以唐代边塞诗中经常散发出浓郁的功名难求的边愁情绪。

三、唐代边塞诗中的胡乐影响

音乐和诗歌是唐代士人生活中两大娱乐内容，是酒宴盛会必不可少的娱乐形式。在探讨宋词的起源时，我们经常将关注点放在唐代燕乐上，但在探讨唐代边塞诗繁盛原因时，却忽略了当时“胡部新声”的重要影响。

（一）“胡部新声”的魅力

根据文献记载，“胡部新声”是唐代已有胡乐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借鉴西域边塞地区乐曲而形成的一种俗乐体系。比如唐代著名的《凉州》《渭州》《苏摩遮》《婆罗门》等都属于“胡部新声”，而这些乐曲所配的歌词都是五言近体和七言近体[6]。在唐代社会，雅乐系统和俗乐系统都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胡乐，而帝王对胡乐的痴迷更是全面提高了胡乐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帝王个人喜好通常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古代的宫廷就相当于当前的风尚发源地。唐玄宗对胡乐的痴迷以及对各种边塞乐器的精通，深刻影响了整个唐代的审美倾向，在当时，胡乐风靡全社会，成为酒宴盛会、街头巷里最流行的乐曲。（二）“胡部新声”推动下的边塞诗创作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王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但却没有指出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忽略了胡乐在边塞诗创作中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胡乐完全不同于清商乐，有时高昂亢奋，有时幽怨悲凉，所以与之最为匹配的歌词就是边塞诗。正如上文所述，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