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起源(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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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表达了“安史之乱”以后边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热诚盼望国家强盛使大唐帝国再获统一这一强烈愿望。此外,有的民间词还反映了商人游子的旅况与艰辛,反映歌儿舞女的恋情生活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有的词还抒发了征夫思妇对不义之战的厌倦情绪,等等。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不仅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同时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那种质朴与清新的特点,风格也较为多样。正是这种流传在下层人民中间的民间词哺育了文人,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和发展。同时,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里,还保存下一些在现存唐代文人词中很少见的长调。
词起于唐,历五代而至宋而集其大成,南宋称极盛。然而极盛亦即衰落之起点。南宋诸贤,自觉循轨以进,难迈前人。刻意欲不见新途径,而不能开辟新意境。循至末叶,徒事堆砌,已成弩末。即不有南北音调不同,元曲亦将代之而兴已。”所以很多人认为词源于乐府,梁先生是不赞成的,我的观点也是这样。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制约了。正由于词的本源很难判断,所以词的别称也是五花八门。
讲题:词的起源(词一)
7月13日主讲人:宇文拓
今天晚上和大家谈论下词的流源。关于词出现的最早年代,普遍认为是隋唐时期,不过没有非常确切的证据,所以只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清末词学家梁启勋在《词学》中是这么说的:“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难有此名辞,未见遍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观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通。自元曲勃兴词声渐失,然倚声之作,尚代有传人。作品难不难付歌喉,但作者若有一字不师古,辄群起而非之,是以千余年间,绳墨因依,竟无敢以一字背古人,其控制力之伟大,直是一种神秘性,斯亦可惊也已。学问嬗变,逐成进化。韵文亦学问之一种,自不能外此公例。词学将从此遂成僵石耶?抑犹有生机而可以发皇光大也,是在来者。模仿乃创造之媒,但模仿云者,须先周知其内容,是即此书之微义矣。”其中就有讲到词发展的断层,所以词的断定年代就很困难。唐经过到宋的时候,战乱割据,很多词谱都已经失传,大家都知道词是配乐演唱的。没有乐谱的话就想车子没有轮子,跑不起来了。所以梁启勋先生这样说道:“词亦称乐府,但与新乐府迥然不同,何由新乐府之烂漫后变为谨严者也。句有长短,但次序有一定之安排。不能移易篇幅亦有大小。字数严定,不容增减,四声犹重,误则拗嗓,韵叶句逗。条规井然。苟非精于音律者不能易一字。在同意调名之下,句法短长之次第,每首字数之多少,无不相同。
大家觉得最早的词史怎么出现的?我觉得词的出现也是文化嬗变的必然产物。据说词的别称应该有20种以上:
“歌曲”
“琴趣外篇”
“大曲”
“乐章”
“别调”
“遗音”
“笛谱”
“渔谱”
“渔笛谱”
“渔唱”
“Biblioteka Baidu歌”
“痴语”
“语业”
“绮屠债”
还有“诗余”“长短句”“乐府”等等。这些都是词的别称,我举些例子: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
以上就是比较早期的观点,下面我说一下,后来又演化的关于词起源的一下观点。一派的观点也是说词起源于民间,让这个观点站得住脚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敦煌莫高窟的发现!它的发现已经颠覆了很多以前错误的观点,当然在词学上它也是这样。
1900年,敦煌莫高窟第16窟藏经洞的发现,为世人提供了数万件珍贵的唐人文献抄本,其中近200首曲子词面世,它是最早的词体文学,为词体起源提供了新的史实依据。敦煌曲子词的作者群,包括中原、河西、西北少数民族及方外人士等各类士人。这些士人既具备深厚的汉文学素养,又精通音乐及声韵常识,遂创造了一种雅俗共赏的为广大阶层所喜闻乐见的音乐文学形式。所以,很多学者都称敦煌曲子词是词的活化石。对敦煌曲子词的考索表明,早在温庭筠之前的盛唐时期,词体已经相当成熟了。教煌曲子词在时间上更早于《花间集》或与之同步,然而由于历史线索的断裂,所以在赵崇柞编辑《花间集》的时候已经不能得以见到这些曲子词的实体了。这一方面与中唐以后河西陷蕃,中原时局板荡,两地已经失去正常联系的历史情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温庭筠以前,许多曲子词的作者是不留姓名的,随写随弃,这样也就更容易散失。如果我们以为敦煌曲子词是最早的词体文学,而且是最早的律词。所以该词集的成书时间不会晚于唐时。
词人的词集名称是五花八门,这也给词的定名带来麻烦,当然,最后历史认同了“词”作为这个文学体裁的定名。按照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是词,兴起于中唐发展于五代,极盛于两宋。不过这个断定有点保守,因为我们要断定词最早的出现,就要判断我们所拿到的文献材料能不能断定为“词”。而唐中期以前,很多的作品都是似是而非,似乎是词又不是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词早以前就有之。这在唐圭章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有谈到,他引的是清代的汪森的一段话,清代的汪森,他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一卜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饶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不过这个说法也只能姑且听之,最多这些只能当做词的萌芽。
敦煌曲子词中有《菩萨蛮》15首。其中“枕前发尽午般愿”一首,.据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云:此卷背后录壬午年龙兴寺僧学便物字据。据《佛祖统纪》卷五十三云:“玄宗救天下诸郡,建开元寺、龙兴寺。”而壬午年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见龙兴寺僧的字据是天宝元年所写,而照常理来说,正面文字必然比背面写的要早,可见这首《菩萨蛮》是在天宝元年或更早的时间就已经有了。
欧阳修《醉翁琴趣外篇》
晁补之《琴趣外篇》
史浩《鄮蜂真隐大曲》
王安石的词集叫做《临川先生歌曲》
刘仙伦《招山乐章》
刘克庄《后村别调》
石孝友《金谷遗音》
宋自逊《渔樵笛谱》
张辑《清江渔谱》
周密《苹洲渔笛谱》
陈允平《日湖渔唱》
朱敦濡《樵歌》
高观国《竹屋痴语》
杨炎正《西樵语业》
张辑《东泽语债》
还有辛弃疾《稼轩长短句》苏轼《东坡乐府》等等。
而关于词起源于乐府的人,他们也是有论据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云: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直到近代的刘师培,在他的《论文杂记》中也说:降及秦、汉,《乐经》遂亡。然汉设乐府之官,而依永和声,犹不失前王之旨。及乐府之宫废,而乐教尽沦。夫民谣里谚,皆有抑扬缓促之音,声有抑扬,则句有长短。乐教既废,而文人墨客无复永言咏叹以寄其思,乃创为词调,以绍乐府之遗。当然这些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古诗和乐府都是先有诗,然后配上乐曲的。《汉书·食货志》云: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子天子。古诗(包括《诗经》)和乐府也不像词那样“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的。故此,说词是“古已有之”,是“源于乐府”,显然是有问题的。
词起于唐,历五代而至宋而集其大成,南宋称极盛。然而极盛亦即衰落之起点。南宋诸贤,自觉循轨以进,难迈前人。刻意欲不见新途径,而不能开辟新意境。循至末叶,徒事堆砌,已成弩末。即不有南北音调不同,元曲亦将代之而兴已。”所以很多人认为词源于乐府,梁先生是不赞成的,我的观点也是这样。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制约了。正由于词的本源很难判断,所以词的别称也是五花八门。
讲题:词的起源(词一)
7月13日主讲人:宇文拓
今天晚上和大家谈论下词的流源。关于词出现的最早年代,普遍认为是隋唐时期,不过没有非常确切的证据,所以只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清末词学家梁启勋在《词学》中是这么说的:“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难有此名辞,未见遍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观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通。自元曲勃兴词声渐失,然倚声之作,尚代有传人。作品难不难付歌喉,但作者若有一字不师古,辄群起而非之,是以千余年间,绳墨因依,竟无敢以一字背古人,其控制力之伟大,直是一种神秘性,斯亦可惊也已。学问嬗变,逐成进化。韵文亦学问之一种,自不能外此公例。词学将从此遂成僵石耶?抑犹有生机而可以发皇光大也,是在来者。模仿乃创造之媒,但模仿云者,须先周知其内容,是即此书之微义矣。”其中就有讲到词发展的断层,所以词的断定年代就很困难。唐经过到宋的时候,战乱割据,很多词谱都已经失传,大家都知道词是配乐演唱的。没有乐谱的话就想车子没有轮子,跑不起来了。所以梁启勋先生这样说道:“词亦称乐府,但与新乐府迥然不同,何由新乐府之烂漫后变为谨严者也。句有长短,但次序有一定之安排。不能移易篇幅亦有大小。字数严定,不容增减,四声犹重,误则拗嗓,韵叶句逗。条规井然。苟非精于音律者不能易一字。在同意调名之下,句法短长之次第,每首字数之多少,无不相同。
大家觉得最早的词史怎么出现的?我觉得词的出现也是文化嬗变的必然产物。据说词的别称应该有20种以上:
“歌曲”
“琴趣外篇”
“大曲”
“乐章”
“别调”
“遗音”
“笛谱”
“渔谱”
“渔笛谱”
“渔唱”
“Biblioteka Baidu歌”
“痴语”
“语业”
“绮屠债”
还有“诗余”“长短句”“乐府”等等。这些都是词的别称,我举些例子: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
以上就是比较早期的观点,下面我说一下,后来又演化的关于词起源的一下观点。一派的观点也是说词起源于民间,让这个观点站得住脚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敦煌莫高窟的发现!它的发现已经颠覆了很多以前错误的观点,当然在词学上它也是这样。
1900年,敦煌莫高窟第16窟藏经洞的发现,为世人提供了数万件珍贵的唐人文献抄本,其中近200首曲子词面世,它是最早的词体文学,为词体起源提供了新的史实依据。敦煌曲子词的作者群,包括中原、河西、西北少数民族及方外人士等各类士人。这些士人既具备深厚的汉文学素养,又精通音乐及声韵常识,遂创造了一种雅俗共赏的为广大阶层所喜闻乐见的音乐文学形式。所以,很多学者都称敦煌曲子词是词的活化石。对敦煌曲子词的考索表明,早在温庭筠之前的盛唐时期,词体已经相当成熟了。教煌曲子词在时间上更早于《花间集》或与之同步,然而由于历史线索的断裂,所以在赵崇柞编辑《花间集》的时候已经不能得以见到这些曲子词的实体了。这一方面与中唐以后河西陷蕃,中原时局板荡,两地已经失去正常联系的历史情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温庭筠以前,许多曲子词的作者是不留姓名的,随写随弃,这样也就更容易散失。如果我们以为敦煌曲子词是最早的词体文学,而且是最早的律词。所以该词集的成书时间不会晚于唐时。
词人的词集名称是五花八门,这也给词的定名带来麻烦,当然,最后历史认同了“词”作为这个文学体裁的定名。按照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是词,兴起于中唐发展于五代,极盛于两宋。不过这个断定有点保守,因为我们要断定词最早的出现,就要判断我们所拿到的文献材料能不能断定为“词”。而唐中期以前,很多的作品都是似是而非,似乎是词又不是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词早以前就有之。这在唐圭章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有谈到,他引的是清代的汪森的一段话,清代的汪森,他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一卜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饶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不过这个说法也只能姑且听之,最多这些只能当做词的萌芽。
敦煌曲子词中有《菩萨蛮》15首。其中“枕前发尽午般愿”一首,.据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云:此卷背后录壬午年龙兴寺僧学便物字据。据《佛祖统纪》卷五十三云:“玄宗救天下诸郡,建开元寺、龙兴寺。”而壬午年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见龙兴寺僧的字据是天宝元年所写,而照常理来说,正面文字必然比背面写的要早,可见这首《菩萨蛮》是在天宝元年或更早的时间就已经有了。
欧阳修《醉翁琴趣外篇》
晁补之《琴趣外篇》
史浩《鄮蜂真隐大曲》
王安石的词集叫做《临川先生歌曲》
刘仙伦《招山乐章》
刘克庄《后村别调》
石孝友《金谷遗音》
宋自逊《渔樵笛谱》
张辑《清江渔谱》
周密《苹洲渔笛谱》
陈允平《日湖渔唱》
朱敦濡《樵歌》
高观国《竹屋痴语》
杨炎正《西樵语业》
张辑《东泽语债》
还有辛弃疾《稼轩长短句》苏轼《东坡乐府》等等。
而关于词起源于乐府的人,他们也是有论据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云: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直到近代的刘师培,在他的《论文杂记》中也说:降及秦、汉,《乐经》遂亡。然汉设乐府之官,而依永和声,犹不失前王之旨。及乐府之宫废,而乐教尽沦。夫民谣里谚,皆有抑扬缓促之音,声有抑扬,则句有长短。乐教既废,而文人墨客无复永言咏叹以寄其思,乃创为词调,以绍乐府之遗。当然这些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古诗和乐府都是先有诗,然后配上乐曲的。《汉书·食货志》云: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子天子。古诗(包括《诗经》)和乐府也不像词那样“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的。故此,说词是“古已有之”,是“源于乐府”,显然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