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理论思考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理论思考

内容提要缘起于1990年代中期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命题，是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产物，是社会婚恋观多元化的折射，是相对于女性或无选择、或不敢选择的一种进步。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相关研究存在概念较为模糊，因果关系出现混淆，仅关注该命题的结果侧而忽视原因侧等问题。文章试图全方位解析该命题的各个元素，厘清其所蕴藏的要义，并从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和经济体制转型多个视角，剖析其发生和延续的原因，认为该命题的出现和流行折射出在社会转型时期和男权语境环境中，抑干扬嫁的显性思潮。但是，干得好、嫁得好都具有主观和客观双重属性，透视出物质（初级）与精神（高级）的双重需求，未来的研究需要从因果双方、多维度和多视角地探讨干得好、嫁得好以及干得好和嫁得好所带来的“好”的后果。

关键词干得好嫁得好干得好与嫁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干得好也要嫁得好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 （2017）10-0110-12

1995年，在市场经济逐步推进、大量女性因企业改制而“下岗”和“转岗”的转型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命题，

并围绕这一命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社会大辩论。传统性别观念的遗产、市场经济扩展中女性弱势地位的凸现和新闻媒体的渲染相互联手，使得在过去20多年中，人们对“干”与“嫁”关系的关注久盛不衰。但是，对现存文献的梳理发现，相较于媒体和社会的大肆渲染，严谨的学术探究则稍显不足，很多问题都未厘清。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关注人们对这一说法的认同态度及其影响要素，①但少有研究剖析以下问题：什么是“干得好”？什么是“嫁得好”？什么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干得好”二者“好”在哪里？这个命题背后的理论意蕴和具体表象为何？

本文围绕该命题中这几个核心概念所蕴含的意义展开学理分析，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解答。首先，论文将这一命题置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历史进程中，解析该命题出台和持续深受关切的宏观背景；其次，分解“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命题，尝试对“干得好”“嫁得好”“干得好与嫁得好”的“好”加以辨识，厘清这几个核心概念；再次，描述新世纪前10年人们对该命题的态度及其变动趋势；最后，剖析和挖掘该命题背后的理论意涵、文化支撑和结构制约，并指出在未来的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中，需同时关注干得好、嫁得好的因与果。

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宏观背景

工作和家庭是人生的两大重心，身处现代社会中的女性作为自然的个体，“干”与“嫁”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辈子的事业，这对多数女性而言是理所当然、无需争辩的。出现于改

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命题将工作和婚嫁对立起来，迫使不少女性必须在“干”与“嫁”中做出选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949年前，受文化规制和性别分工的约束，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经济缺乏独立性，婚姻没有自主权，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命运由他人掌控；嫁得好与不好，多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解放后的前30年，是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的制度安排，干好工作居首，婚恋位居其次，人们只能埋头苦干，不敢言要“嫁得好”。后毛泽东时代，社会思潮趋于多样化，女性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抉择权，既可选择干得好，也不惧坦言要嫁得好，还期待既要干得好也要嫁得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一命题的认知停留于此，褒扬它进步的一面，并把这样一个牵及甚广的重要问题归之于女性个人的选择或家庭决策问题，那么，我们就忽略了它背后深刻的结构和文化动因，抛却了这一社会思潮在那个特殊时点出现的核心意涵。相反，将该命题的出台和延续置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便可发现，它的提出与持续不衰，深深植根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传统文化观念相联手的大背景中。因此，对背景的系统认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命题的把握和解析。

1970年代末期，經济体制改革发端于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释放了劳动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带来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

动力。在农村改革的同时且受其推动，1979-1982年间，城市进行经济改革试点，重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于是，1983年，上海出现“女性退居家庭”的讨论；虽然该讨论本身并非直接针对“干”与“嫁”的关系问题，但透视出社会对女性劳动力认知的传统回归，即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只是作为“蓄水池”而存在，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需时便取，闲时便弃。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的推进和改革的全面探索，1987年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1988年，企业开始进行劳动力优化组合，出于降低成本和高额逐利的目的大量裁员，女性因人口再生产功能和家庭责任而被判定为低效的劳动力，首先被“优化”下岗，女性作为劳动力的存在受到挑战，由此引发了关于妇女回家的大讨论。于是，《中国妇女》杂志在1988年第1期以《我的出路在哪里？》和《大邱庄“妇女回家”的思索》两篇文章为开端，展开了“1988——女人的出路”问题的大讨论。马丽珍：《就业还是回家？——关于妇女出路问题的讨论》，《今日中国》（中文版）1989年第3期。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台商、港商大量进入沿海地区，很多国企也纷纷南下开办分公司，吸引了女性大量涌向被称为“遍地黄金”的广东，极大地推动了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然而，在个人层面，她们的劳动成果被剥削得所剩无几，生活难有尊严，离过上好日子的理

想十分遥远。面对金钱的诱惑，一些女性成为有房有车，过上相对优渥日子的“二奶”。相反，那些可能是“二奶”的亲戚、同乡，但在工厂打工的女性工作仍然辛劳，收入依然很低，两类人群俨然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因此，“二奶”虽不是“嫁”，但这种现象无疑助推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思潮的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