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外交辞令

浅论《左传》的外交辞令

摘要:《左传》是我国历史上一部杰出的史学巨著,其中记述的外交辞令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就其整体风貌而言,体现出鲜明的崇礼、重礼色彩。本文从《左传》外交辞令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入手,主要就礼对外交辞令的制约作用、积极影响,以及礼在外交斗争中的具体运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674-098x(2011)12(b)-0229-02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名作。《左传》在外交辞令记录整理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而这些外交辞令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诸侯国间运用各种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的具体体现。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的行文当中,记录外交辞令也就是行人辞令的文字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约计有三百八十余次外交活动出现了言语交际现象,是整个《左传》辞令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外交辞令在《左传》中大量出现,是与当时列国间的外交斗争分不开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争斗如此激烈的背景下,各诸侯国往往利用战争或外交手段,避免被敌国兼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混乱的时局使一大批外交人才应运而生,他们正式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折冲樽

俎、斗智斗勇的历史正剧。这些使节除了借国力为后盾,主要运用的工具就是辞令,外交辞令不仅表明使节所在国对于相关外交问题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些外交人才的能力素养、道德品质。春秋外交人才,都是学、德、才、勇四全的高手。学以致用,他们往往见多识广,博闻广记,而又极有修养,彬彬有礼。德是根本,也是对于外交人员的职业要求,其核心内容是忠:忠于国,忠于君,忠于职守。所以能够舍生取义,有献身精神。才是对外交人员综合能力的要求,要求他们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在风云际会中能

快速、机智地应对变化万千、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勇是春秋外交人员不可或缺的一项素质,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维护国家和个人的尊严。依赖行人而使国家转危为安的事情,在《左传》中不乏其例。僖公四年,“屈完盟楚”;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都是借辞令使对方退兵的例子。即使两军对垒,兵刃相接时,也有用辞令使对方偃旗息鼓的,宣公十三年,“摄叔献麋对鲍癸”,使晋鲍癸收兵,放摄叔与乐伯回楚。昭公五年,“蹶由犒师”,由于辞说得体,使楚王休战,放蹶由回吴。辞令在这些时刻就起到了武力所起不到的作用。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若从细处区分,尤其是根据其使用场合、效果的不同,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朝聘吊祭类,即主要为朝聘修好、吊丧送葬等外交活动服务的。如隐公四年,卫国新君即位,派使者出使宋国,请求其出兵伐郑,目的非常明确,“以除君害”,条件则是愿以本国的人力、物力以及盟国陈、蔡一同听从宋国调遣。二

是会盟享宴类,诸侯朝拜完毕后要举行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成公十二年)可见君主们往往借会盟宴享的机会来增进彼此的感情,谋求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与友谊。宾主在享宴中,往往赋诗言志。三是战场攻防类,即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双方相互间进行辩难、争执的外交辞令,不管是战前的挑战、应战,还是战后的和谈、受降,交战双方都力求言辞得体,把握分寸适当。《左传》外交辞令的许多名篇都出现在这种场合里,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等,不胜枚举。四是书信交际类,这是《左传》外交辞令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即书面语体。之所以把书信列入外交辞令的类别之内,这是由说话者即发信人的行人身份所决定的。比如文公十七年郑国子家写给晋国赵宣子的信,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的书信,襄公二十四年郑国子产写给晋国范宣子的书信等等,借辞令取得了道义的胜利。

礼作为中国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礼”字。《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它本是人们祭神祈福的一种仪式,也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体系。随着国家的出现,礼逐渐被统治者利用,礼的内容也由过去的单纯习俗仪式,发展成为约束人们婚姻、血统、亲属、君臣等社会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到了周代,为了发挥它“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作用,周公姬旦借鉴夏朝和商朝,创制出一套适应周代社会的以突出等级尊卑为特征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世称周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春秋时期仍很重礼,具体到《左传》,据杨伯峻先生统

计,《左传》中的“礼”字一共讲了四百六十二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轶”一次,“礼仪”三次。②虽然孔子有“礼崩乐坏”之叹,但整个春秋时期礼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有着较高的地位,尤其是在外交活动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作为一种公认的社会准则渗透于外交辞令之中。以下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交活动成功的前提是要合于礼制。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僖公三十三年)

在这次外交活动中,齐国庄子的核心任务是为齐国争取到盟国。他作为大国的使节并没有用强势来胁迫他国入盟,而是始终处事谨慎,行礼如仪。由于他这样的表现,才使得鲁国的臧文仲深切地感受到齐国的大国之风,他才会劝鲁僖公去朝见齐国,齐国庄子的外交

使命才得以圆满完成。

其二,礼成为诸侯大国争夺霸权的工具,小国、弱国也视之为外交抗争的有力武器。

春秋是个群雄并起、弱肉强食的纷争年代,当兼并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相对的力量平衡时期,也即几个诸侯大国实力相当,彼此势均力敌,相互牵制,小国、弱国不得不频繁变换依附对象,以求得自身的保全。大国争霸,虽然主要靠军事实力,通过战争取得霸权,但任何一国也不忽视外交,无不在外交上挖空心思地制造舆论,争

取主动,孤立对手,他们把辞令作为推行霸权的重要工具,注重“奉辞伐罪”。③每有征伐,出兵的一方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手,往往打出“尊王”或“维礼”的旗号来掩盖他们并不光明正大的目的,使其征伐显得百分之百的有理,而应战的一方往往也不甘示弱,自然

会想方设法在辞令上争取主动,尽量摆出一副道义就在自己手中的架势。于是双方在战前战后,往往会有一番辞令上的的较量,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唇枪舌战,如发生在鲁僖公四年的齐楚召陵之盟就很典型。

其三,礼节性套语、称谓以及《诗》在外交辞令中的应用也是礼乐文明的表现。

在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一段文字中,礼节性套语和称谓的使用最为典型,如展喜称齐侯则“君”、“执事”、“玉趾”、“辱”,称本国国君则“寡君”,本国为“鄙邑”,称自己为“不臣”、“不佞”。采用了大量表达希望与推测语气的句式,且有“诸侯之望曰”,“我鄙邑用不敢保聚”等礼节性套语,希望实现“文辞以行礼”(《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闵马父语)的表达效果。

《左传》外交辞令充分展示了古代中华文明重礼的民族特色,具体体现在对忠、恕、信、和、让等道德准则的推崇与宣扬上,为以后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从一定程度上讲,后来

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和《左传》外交辞令中体现出来的礼乐文化就是同源一体的。

《左传》外交辞令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浓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