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的来历

中国一词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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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zhōng guó各个历史时间段对中华民族所居住的所有区域总称。目前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百家的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中国一词的含义

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

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而华夏民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含义相同。初时本指河南省极其附近地区，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为“中国”。《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中国”指立国于黄河中下游的魏国），

甚至把所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部称为“中国”。《史书·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中国（Madhya-desa）。古地名。即恒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印度，佛教徒译称“中国”。见《法显传》。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始专指我国家全部领土，不作他用。今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国历史简介

在我国古代，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相传3000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度日影，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

汉朝以后，虽然有些外族入侵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也自称“中国”，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中国政权。因为他们这个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根据史料，日本也常常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公元740年（唐代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二战结束，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还把日本称为“神州”，但是日本和中国显然是两国。判断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主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是以国内政权更换的形式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

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概念。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古代中国人历来就有抵抗外侵、保卫家园的光荣传统，一旦有外族入侵，便会英勇反抗，绝不允许外来入侵者篡夺中华正统的地位。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岳飞的“精忠报国”，每一次遭受外侵，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无一不验证了这一光荣传统。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什么叫“披发左衽”？“披发左衽”的反义词，就是“束发右衽”，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装，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可见，孔子也是把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视为中华正统，不容外族取代中华正统。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决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

满清入关，大儒学家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学者黄宗羲所言,“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这里的“亡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权消亡，这里的“亡天下”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沦亡。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可见，明朝的民众，已经把满清入关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严格区分开来。以前的改朝换代，只是中国内部的政权更换，满清入关，则被视为外侵。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中国国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