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研究

——由内在论向外在论的转变

宋霞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摘要：二战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最瞩目的变化是外在主义取代了内 在主义。学者们不再仅局限于科学技术内部，而是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 济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对科技、高新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 研究，并形成了一个新的专门研究科技与社会的科目——科学、技术与社会学。

二战后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高新科学技术的研究，而科学技术化、技术 科学化和科学技术社会化是高新科学技术的特征之一，这是被历史所证实了的。

本文旨在通过评介二战后国外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成果，指出在这一领域由内在 主义向外在主义转变是必然的。

关键词：内在主义外在主义高科技社会

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是一个很久远的历史现象。几乎有了科学技术的萌芽，就有了对它们的研究。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宏大理论研究等。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主要处于“内在主义”（internalism）阶段，即从哲学或历史角度对科学和技术本身进行研究，他们很少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持“技术乐观主义”立场，但也已出现了技术悲观主义。如德国学者阿格瑞巴的《论科学和技艺的无益和不可靠》（1530年）和法国学者卢梭的《科学和技艺的复兴有助于敦风化俗吗？》（1750年）等著作。他们认为科学和技术使人堕落。卢梭的这一观点被20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称为“卢梭问题”。

另外，20世纪以前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仍是分散的，不成派别，影响很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人们还无法及时认清科学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科学与资本、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结合日益密切，科学技术象飓风一样充斥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时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骤然增多起来，并形成了多种派别。而且他们大多是从各个角度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始转向“外在主义”(externalism)阶段。二战以后，随着高科技革命的发生，这种转变真正完成。60年代还兴起了一个专门研究科技与社会的科目——科学、技术与社会学（STS，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对科技以及科技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一

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发生的从内在主义到外在主义的转变有着特定的历史

背景。第一，源于美国的高科技革命，带来了高新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了科学、技术和产业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使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物质领域的生产模式和交换方式，并渗入到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领域，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第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也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领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娱乐方式，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和技术不再孤立地发展，而是与社会产生了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只研究科学技术本身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也无法厘清社会和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说这是人类认识领域的一次革命；第三，二战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科学技术成为真正全球化的东西，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因此，对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领域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一个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对科技的研究从内在主义转为外在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科学技术的研究不再仅仅是科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理论家的范畴，而是逐渐成为学术界各个领域的研究课题。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科技问题，加速了科学技术研究从内在主义向外在主义的转变。二战后学术界和理论界掀起了一场研究科技和社会问题的风潮。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科技问题。如以哈贝马斯为首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利奥塔、日本的堺屋太一、美国的波斯特、德鲁克以及加拿大的斯特尔等。他们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理论进行了重构。现实的需要也大大促进了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

应该说，二战后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探索有一定历史特色，即受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在科技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倾向于从不同角度研究科技与高科技本身，以及高科技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联动作用。笔者认为，对科技问题的研究就象科技本身的发展一样，是极其复杂的。而且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加速度发展，学科也在不断细化，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众多，因此很难对研究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派别进行确切地分类。

一般而言，二战以后，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主要分为3个时期：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学者们主要对科学和技术分别做理论上和哲学上的探讨，同时开始尝试关于技术变革和技术进步的经济思考；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理论界开始将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高科技影响下的社会进行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技术经济理论；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是一个研究高科技的高潮时期。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都对高科技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新技术尤其是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创新和普及，使得技术开始真正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形成了一种“信息爆炸”的社会现象。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和新型社会理论，如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等，而且高科技的发展真正成为全球化的焦点，世界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和各种国际机构纷纷召开各级国际会议，重视高科技的交流和传播。

二

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对高科技理论进行初步探索。

（一）科学理论的重构。从1950年代以来，分别以波普（Karl Popper）和库恩（T.S.Kuhn,1922-）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学派，从哲学和社会学领域重构了科学发展的理论和方法。50年代，波普强调证伪的作用，认为科学是靠不断发现和改正错误而发展起来的，以“批判理性”为动力的“试错法”（Trial-and-Error）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方法。波普提出了一种科学发展的波普模式，即“四段图式”（tetradicschema）——问题——猜测——反驳——新问题（P1→TT→EE→P2……），认为科学增长的过程是一个无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1]（P121）波普的这一理论和方法对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大影响。他指出了高科技发展的某些特色，如自动试错性或除错性。

196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教授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进了“范式的概念”（concept of a paradigm）①，提出研究科学的理论问题和科学发展的一个开放范式，即库恩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2]（P102），这就是“库恩式革命”（Kuhnian Revolution）。这一范式开始将科学作为“大科学”②，即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了的科学来研究，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和历史产物。

（二）新技术理论的探索。这一时期技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埃吕尔和芒福德等。他们关于技术发展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对我们理解高科技是有指导意义的。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和他的信徒阿诺德·格伦、赫尔穆特·谢尔斯基等注重对技术本质的研究。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问题》（1954）、《关于存在的问题》（1955）和《关于事物的问题》（1967）等书中对技术的本质作了考察，指出：“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二者是一体的。”因此，“技术就不仅仅是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das Entbergen）方式。”[3]（P931）他认为技术是达到真理的手段和方式。

法国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法律学家和社会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则侧重技术伦理学以及技术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他在《技术社会》（1954）和《技术系统》（1977）等著作中提出了“技术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思想。技术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并且不受人类控制的生命有机体。他指出，技术不仅仅是机器或一种物质手段。机器只不过是作为方法的技术的一个结果。技术还有其社会性，技术统治（Technocracy）就是这种社会性在政治领域的表现。笔者认为，埃吕尔对技术的探讨实际上是对现代高科技的探讨，因为只有程序化的高科技才是一种连续性的、有自身发展逻辑的有机体，它们不再是可以相互独立的机械性互联。另外，只是到了高科技发展阶段，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独立的技术专家阶级。

以美国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为代表的英美学派，对技术进行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方面的探讨。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1934）和《机器的神话》（1967、1970）等著作中，把技术分为综合技术和单一技术，认为综合技术以生活为中心，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这是好的技术；而单一技术是权利技术，

① paradigm（规范，范式）原指拉丁文动词变位的规则，库恩则指科学团体在研究中共同遵循的守则，

更多时候则是指科学发展的规律。

②“大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1890年，德国历史学家曼逊（T. Mommsen）正式使用“大科学”的

概念。第一个对大科学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贝尔纳，他于1939年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是科学学的奠基作。1962年美国科学学家普赖斯（D. Price）的名著《小科学、大科学》，提出一套大科学理论和研究范式，将“大科学”思想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