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研究
——由内在论向外在论的转变
宋霞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摘要：二战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最瞩目的变化是外在主义取代了内 在主义。

学者们不再仅局限于科学技术内部，而是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 济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对科技、高新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 研究，并形成了一个新的专门研究科技与社会的科目——科学、技术与社会学。

二战后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高新科学技术的研究，而科学技术化、技术 科学化和科学技术社会化是高新科学技术的特征之一，这是被历史所证实了的。

本文旨在通过评介二战后国外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成果，指出在这一领域由内在 主义向外在主义转变是必然的。

关键词：内在主义外在主义高科技社会
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是一个很久远的历史现象。

几乎有了科学技术的萌芽，就有了对它们的研究。

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宏大理论研究等。

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主要处于“内在主义”（internalism）阶段，即从哲学或历史角度对科学和技术本身进行研究，他们很少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因此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持“技术乐观主义”立场，但也已出现了技术悲观主义。

如德国学者阿格瑞巴的《论科学和技艺的无益和不可靠》（1530年）和法国学者卢梭的《科学和技艺的复兴有助于敦风化俗吗？》（1750年）等著作。

他们认为科学和技术使人堕落。

卢梭的这一观点被20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称为“卢梭问题”。

另外，20世纪以前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仍是分散的，不成派别，影响很小。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人们还无法及时认清科学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影响。

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科学与资本、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结合日益密切，科学技术象飓风一样充斥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时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骤然增多起来，并形成了多种派别。

而且他们大多是从各个角度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始转向“外在主义”(externalism)阶段。

二战以后，随着高科技革命的发生，这种转变真正完成。

60年代还兴起了一个专门研究科技与社会的科目——科学、技术与社会学（STS，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对科技以及科技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一
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发生的从内在主义到外在主义的转变有着特定的历史
背景。

第一，源于美国的高科技革命，带来了高新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了科学、技术和产业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使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物质领域的生产模式和交换方式，并渗入到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领域，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第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也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领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娱乐方式，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和技术不再孤立地发展，而是与社会产生了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只研究科学技术本身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也无法厘清社会和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

可以说这是人类认识领域的一次革命；第三，二战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科学技术成为真正全球化的东西，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

因此，对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领域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一个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因此对科技的研究从内在主义转为外在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科学技术的研究不再仅仅是科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理论家的范畴，而是逐渐成为学术界各个领域的研究课题。

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科技问题，加速了科学技术研究从内在主义向外在主义的转变。

二战后学术界和理论界掀起了一场研究科技和社会问题的风潮。

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科技问题。

如以哈贝马斯为首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利奥塔、日本的堺屋太一、美国的波斯特、德鲁克以及加拿大的斯特尔等。

他们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理论进行了重构。

现实的需要也大大促进了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

应该说，二战后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探索有一定历史特色，即受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在科技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倾向于从不同角度研究科技与高科技本身，以及高科技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联动作用。

笔者认为，对科技问题的研究就象科技本身的发展一样，是极其复杂的。

而且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加速度发展，学科也在不断细化，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众多，因此很难对研究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派别进行确切地分类。

一般而言，二战以后，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主要分为3个时期：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学者们主要对科学和技术分别做理论上和哲学上的探讨，同时开始尝试关于技术变革和技术进步的经济思考；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理论界开始将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高科技影响下的社会进行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技术经济理论；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是一个研究高科技的高潮时期。

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都对高科技进行了深入研究。

由于新技术尤其是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创新和普及，使得技术开始真正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形成了一种“信息爆炸”的社会现象。

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和新型社会理论，如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等，而且高科技的发展真正成为全球化的焦点，世界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和各种国际机构纷纷召开各级国际会议，重视高科技的交流和传播。

二
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对高科技理论进行初步探索。

（一）科学理论的重构。

从1950年代以来，分别以波普（Karl Popper）和库恩（T.S.Kuhn,1922-）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学派，从哲学和社会学领域重构了科学发展的理论和方法。

50年代，波普强调证伪的作用，认为科学是靠不断发现和改正错误而发展起来的，以“批判理性”为动力的“试错法”（Trial-and-Error）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方法。

波普提出了一种科学发展的波普模式，即“四段图式”（tetradicschema）——问题——猜测——反驳——新问题（P1→TT→EE→P2……），认为科学增长的过程是一个无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1]（P121）波普的这一理论和方法对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大影响。

他指出了高科技发展的某些特色，如自动试错性或除错性。

196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教授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进了“范式的概念”（concept of a paradigm）①，提出研究科学的理论问题和科学发展的一个开放范式，即库恩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2]（P102），这就是“库恩式革命”（Kuhnian Revolution）。

这一范式开始将科学作为“大科学”②，即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了的科学来研究，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和历史产物。

（二）新技术理论的探索。

这一时期技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埃吕尔和芒福德等。

他们关于技术发展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对我们理解高科技是有指导意义的。

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和他的信徒阿诺德·格伦、赫尔穆特·谢尔斯基等注重对技术本质的研究。

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问题》（1954）、《关于存在的问题》（1955）和《关于事物的问题》（1967）等书中对技术的本质作了考察，指出：“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二者是一体的。

”因此，“技术就不仅仅是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das Entbergen）方式。

”[3]（P931）他认为技术是达到真理的手段和方式。

法国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法律学家和社会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则侧重技术伦理学以及技术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研究。

他在《技术社会》（1954）和《技术系统》（1977）等著作中提出了“技术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思想。

技术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并且不受人类控制的生命有机体。

他指出，技术不仅仅是机器或一种物质手段。

机器只不过是作为方法的技术的一个结果。

技术还有其社会性，技术统治（Technocracy）就是这种社会性在政治领域的表现。

笔者认为，埃吕尔对技术的探讨实际上是对现代高科技的探讨，因为只有程序化的高科技才是一种连续性的、有自身发展逻辑的有机体，它们不再是可以相互独立的机械性互联。

另外，只是到了高科技发展阶段，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独立的技术专家阶级。

以美国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为代表的英美学派，对技术进行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方面的探讨。

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1934）和《机器的神话》（1967、1970）等著作中，把技术分为综合技术和单一技术，认为综合技术以生活为中心，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这是好的技术；而单一技术是权利技术，
① paradigm（规范，范式）原指拉丁文动词变位的规则，库恩则指科学团体在研究中共同遵循的守则，
更多时候则是指科学发展的规律。

②“大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1890年，德国历史学家曼逊（T. Mommsen）正式使用“大科学”的
概念。

第一个对大科学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贝尔纳，他于1939年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是科学学的奠基作。

1962年美国科学学家普赖斯（D. Price）的名著《小科学、大科学》，提出一套大科学理论和研究范式，将“大科学”思想科学化。

是为了经济扩张，保持军事优势的技术，是有悖人性的。

可见，芒福德批判的并不是所有的技术。

他试图一分为二地、辨证地看待技术，但却将技术绝对地割裂开来，也将生产和生活决然割裂了，否认了技术的渗透性和融合性特征。

以上这些理论都是将科学与技术分开来研究的，他们或是从技术本身发展的角度，或从文化和伦理的角度，而几乎没有真正从经济或生产的角度进行剖析，因此都没有抓住科技或高科技发展的本质。

但他们关于技术的某些论断，如海德格尔技术是手段和方法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高科技本质特征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高科技理论的问题，应该提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

这时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到马尔库塞等都对高科技发展下的科学与技术以及它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理论探索，尤其是马尔库塞，他将高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并由此认为技术统治最终导致了单向度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和单向度思想的产生。

[4]（P12）
（三）高技术变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学探讨。

这一时期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对高科技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以面为主，较为笼统。

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高技术变迁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同时也出现了技术传播的经济计量研究和对某一产业部门或技术领域的微观研究等。

①
所罗门·法布里坎特（Solomon Fabricant）、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witz）和罗伯特·索洛是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

他们分别于1956年和1957年对技术进步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中索洛的观点最具有影响力。

他对美国1909—1949年间非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了计量研究，指出这期间美国人均产值增长率的约90%归因于技术的变革。

[5]（P312，320）因此他认为“技术的发展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原动力，利用科学技术比利用资本和劳动有更重要的作用。

”[6] （P430-431）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著名技术史家和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堡博士（Nathan Rosenberg）在这一时期运用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高科技和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打开了研究技术变迁的黑箱”，并创造了一些新概念，如“科学创新企业”（scientific enterprise）和“知识创新企业”（intellectual enterprise）等[7] (P71)。

最早对技术传播进行经济计量研究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兹维·格里利奇斯（Zvi Griliches），他认为技术传播过程可用经济术语解释。

他的观点在50、60年代具有代表性。

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农业革新的社会收益率。

他通过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来测量单个技术创新的社会效益，指出“杂交水稻的社会收益率是37%。

”[8]（P17）他的这种研究虽有价值，但并未把握整个农业领域的革新情况，也没有对私人和社会的收益率进行比较。

格里利奇斯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美国公司的研究与发展问题，以及基础研究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等领域，则是在80年代中期。

②笔者在下文将予以介绍。

埃德温·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则主要研究工业间的技术转移。

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技术变革和模仿率》和《工业革新的社会和个人收益率》
①对这些研究的详细评介，可参阅Nathan Rosenberg , Inside the Black Box :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Edwin Mansfield ed.,The Economics of Technical Change，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1993. 在这两部著作中，内森·罗森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与技术中心
主任埃德温·曼斯菲尔德对国际学者有关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分类、分时期地介绍点评，是研究科技问题的重要参考材料。

②参见Zvi Griliches,“Productivity, R&D, 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86, 76(1), pp.141—154.
两篇文章，①其中后者是关于工业革新的社会和个人收益率的最早的研究。

“他是对传播过程进行经济计量研究的最有影响力和最多产的学者”[7]（P21）。

除此之外，A.R.霍尔、内森·罗森堡和道格拉斯·诺斯等对技术传播也有论述。

60年代初，一部分学者还开始关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管理问题。

②以上经济学
家对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虽然不是特意探讨高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但却是在高科技革命过程中，受高科技革命的影响，因此对我们正确了解高科技有一定借鉴作用。

（四）社会学领域对高科技革命下新型社会模式的探讨（以美国为例）。

60年代的学者们大多偏重于高科技影响下的社会和社会现象的同时性研究，对高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开始有了初步探讨，但对高科技本身的发展历程、特征和实质缺乏论述，这不利于深入理解高科技对社会所产生的冲击。

高科技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快速性，使人们很难认清其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因此，也出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多样化描述。

仅对高科技影响下的美国新型社会就有60多种解释和描绘。

[9]（P3）主要的是： 美国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提出了“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的概念和理论，致力于研究知识在美国的生产和分配，认为美国在60年代已进入“知识社会”。

另外，他在《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中还创造了“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概念，将知识分为五种类型：实践的、智力的、闲谈和消遣的、精神的和不需要的（偶尔得来，无意保留的）[10]（P21，22）。

他认为高科技就是知识，这实际上是将高科技泛化了。

60年代初，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美国出现的新型社会进行剖析，提出了“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新概念，认为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团体是“知识工作者”，他们是知道如何将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知识专业人员和知识雇员。

他在《中断的时代》一书中提出了“组织社会”的概念，并指出：“我们已经从物质经济（美国在不久前的二战时还是物质经济国家）转变成知识经济了……在先进的、发达的国家中，近百年来的经济历史，可以称之为‘从农业到知识’的历史。

”[11]（P264）
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③理论，从社会——技术层面和产业结构
① Edwin Mansfield,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Rate of Imitation”, Econometrica, October 1961, 29（4）,pp.741- 766; “Social and Private Rates of Return from Industrial Innov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77 , 91, pp. 221—240.
② Kenneth Arrow,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une 1962, 29, pp.155—173; Richard Nelson, “Uncertainty,Learning, and the Economics of Paralle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vember 1961, 43, pp.351—364.
③关于“后工业社会”的争论：后工业（post-industrial）一词最初是由印度文化改革家A.K.Coomaraswamy
创造的。

英国行会社会主义者亚瑟·彭蒂（Arthur Penty）在《旧世界的创新：后工业国家研究》（Old Worlds for New: a Study of the Post-industrial State）一书中首先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休闲国家”
(leisure state)的概念；贝尔在1950年代末期第一个系统地对后工业主题进行论证；1969年法国学者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在《后工业社会：一种新社会的诞生》（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Random House, 1971.）中，用这一术语来界定社会的种种新力量，但不是对社会结构本身的分析；法国学者亚
伯拉罕·莫尔斯（Abraham A. Moles）接受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但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认为：“所
谓后工业社会，就是一种超级工业社会，或者说，一个把工业化的结果推向极端的社会。

”[12]（P37）后
工业社会非物质生产也即服务业的生产更加依赖来自高度专门化和高技术制造业的物质生产；70、80
年代中期，出现了关于后工业社会中美国的地域发展和区域性工作变迁，以及人们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意
识的论述。

到90年代，美国学者W.E.哈拉尔将后工业社会又分为两个时期，即“服务社会时期”和“知
识社会”时期或“信息时代”。

[13]（P49）澳大利亚学者巴里·琼斯将后工业社会看成是服务社会，认
为：“制造业取代农业作为主宰一切的雇主是经济史上两个重大过渡的第一过渡。

第二过渡就是服务业（后工业）就业取代制造业（工业）就业。

后工业时代将是短暂的时代。

1980年代的技术革命将带来
第三次重大过渡——过渡到‘后服务社会’。

”琼斯将社会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
的变迁来分析高科技对美国社会的改变。

认为“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化以后整个时代的广义的临时性概念。

”而“并不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秩序的图画。

”[14]（P132）1970年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对西方社会的消费现象进行了社会学的剖析。

提出了在高科技发展下的新的消费现象和消费理念，认为西方一些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消费社会，主要是对“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15]（P297）生产的消费，对个性化消费等作了哲学上和理论上的探讨；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则将当代社会发展的本质归结为一种消费文化，“消费社会也从本质上变成了文化的东西。

”[16]（P21）另外，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对高科技革命下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索。

认为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技术专家（Technocrats）阶层，从而导致技术结构或技术专家结构（technostructure）[17]（P62）的形成，并最终出现技术统治（technocracy）①体制。

1954年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一书中对技术统治思想进行了较详尽的研究。

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和法国社会学家阿隆的《工业社会十八讲》也是研究“技术统治”问题的有价值的参考书。

60年代末，著名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探讨了“技术统治”的危险性，但他不完全否定技术统治。

他指出，“技术统治和政治的科学化是20世纪中叶先进资本主义（advanced capitalism）社会所不可避免的命运。

”[18]（P26）90年代，汉斯弗里德·凯尔纳和弗兰克·休伯杰两位学者从理论上提出了技术统治的隐蔽性问题，研究了飞速发展的高新科学技术与正在发生新变化的传统资本主义、阶级和权力等的关系。

②
三
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是科技研究领域的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高科技研究的特色是，学术界和理论界一方面开始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也开始注意到高科技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注重地区研究、产业研究和微观经济的研究。

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渐渐具体化和微观化。

这一时期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也达到了高潮。

（一）在高科技理论上的进展。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尤根·哈贝马斯业社会——后服务社会；（参阅Barry Jones, Sleepers,Wake!: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注：“后服务社会”一词是伯拉姆·M.格罗斯于1971年在一篇题为《社会革命时代的计划》的文章中创造的。

）当然也有反对贝尔的后工业理论的，如英国学者J. I. Gershuny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即服务部门（tertiary sector），包括运输、传递、银行、保险和金融等几乎都与物质产品生产系统有直接关系，除了卫生保健和教育外，服务都可以被产品代替，因此休闲时代对物质的需求大于对服务的需求；未来学家迈克尔·马林认为贝尔的著作不是对未来的研究，而是对现在的研究，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过去的研究，所以他引用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量资料，反驳贝尔的“隐蔽的乌托邦主义”（covert utopianism）；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认为贝尔虽然指出后工业社会是“科学驱动的社会”（science-drive society），但他并没有认识到1957—1973/74年的科学扩张。

[9]（P32）
①技术统治（科技治国）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他将技术专家阶层——工程师、建筑师、计划工作者等称为“新人”，认为他们可以领导法国通过革命进入工业社会；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反思了他研究的“纯粹资本主义”的纯理论模式，开始注意到一个新阶层的出现，即以经理、技术专家和其他白领工人等为主的“新中产阶级”。

technocracy一词最先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工程师威廉·史密斯于1919年创造，指“人民通过他们的公仆即科学家
和技术人员来进行有效的统治”；1930年代，科技治国论由霍华德·斯科特普及推广。

从此“技术统治”一词便成了技术与专制的代名词，即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技术人员统治。

②参阅Hansfried Kellner and Frank Heuberger, Hidden Technocrats: the New Class and New Capitalism,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