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别是一家——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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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别是一家”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较之唐宋词主体风格的得与失
一、什么是词的主体风格
中国是诗的国度。
诗歌从先秦到唐代,已走向鼎盛时期。
到了晚唐五代,诗歌开始走下坡路。
于是,一种新的诗体——词,便产生了。
词是什么?词是为言情而产生的倚声文学。
产生于唐末民间,以言情为主,和乐而歌。
当时,饮宴必奏“燕乐”,曲调之多,变化之快,穷尽乐府和声之法。
“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
”(沈括《梦溪笔谈》)文人倚声填词,供歌妓舞女吟唱于红楼夜月。
内容大多为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怨。
在形式上按谱填词,严守格律、平仄。
到五代宋初,词之主体
风格具陈。
纵观唐宋词坛,可以看出:词是主情致、协声律、声情并茂的言情文学。
....................这种风格,一直为后代正宗词派继承,形成“一代之文学”。
北宋中叶以前,词坛的主体风格大抵如斯。
之后,东坡、稼轩出,词风为之一变。
“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应运而生,豪放派崛起词坛。
宋词主体风格之外又呈现出多样化的风貌。
诚然,苏、辛的豪放词给词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们不愧为一代文豪。
但是,苏、辛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除了突破词的艳科圈子,拓宽了词的题材、意境等之外,也带来一些不
好的影响,对宋词的主体风格产生了一些负作用
................。
但对苏、辛的评论,尤其是在当代,有失偏颇。
有些评论家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作家作品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
某某好,他一切都好,某某坏,他一切都坏。
王国维先生早就批评过这种“贵耳贱目”的不正之风。
从创作规律看,作家的精力总是有限度的,他的作品有好有差,这是客观事实。
我们不能因某个作家有名气,就把他的次品与上品相等同,把谬误当成真理,把破坏当成革新,大力吹捧。
这无疑对作家只是一种讽刺。
既是对作家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在这一点上,对苏、辛的创作评论尤为突出。
笔者认为,苏、辛不愧为一代文豪,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但必须承认,他们的创作中也有明显的失误。
本文试图从内容、风格、形式、美感等方面谈谈苏、辛创作中的得与失,以求教于文学评论界的前辈老师。
二、苏、辛对词的题材、风格之开拓并非革新而是复兴
所谓“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评论家们认为:其一,在内容上突破词的“艳科”的圈子,拓宽词的题材、意境,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
使词的风格突破婉转柔媚而呈现多样化的
风貌。
其二,在形式上突破词的格律的束缚,以诗为词,以文为词。
即诗可以突破格律的束缚,词也可以仿效之。
笔者认为:苏、辛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尽管在风格、题材上有所开拓,但并不是革新,只是一种复兴。
集前人词作内容、风格之大成。
所谓“革新说”,带有评论家偏爱的主观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革新”一词,本义是革除旧的,创造新的。
其核心是首创精神。
吸取历史上的精毕为今天
所用,不能算作革新。
只是一种复兴
......。
下面我们从苏轼以前词坛的创作情况,历史条件和文艺心理学的角度三个方面论证苏、辛的创作不是革新,只是复兴。
是一种全盘继承。
词的真正本色是唐代的民间词。
题材是比较广阔的。
其间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
医生之歌决,莫不入调。
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序》)到了文人词中,题材进一步扩宽。
或表现人生政治的某些情感,如张松龄的《渔父词·洞庭湖上晚风生》,自居易的《浪淘沙·随波逐浪到天涯》;或表现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怀,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或抒发游子思乡的袅袅余情,如白居易的《竹枝词·竹枝苦怨怨何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城西门外滟滪堆》。
有的抒写历史上的兴衰之感,有的写现实生活的亡国之痛,有的抒发作者的黍离之悲。
这类作品更多,如欧阳炯的《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李珣的《巫山一段云》等。
到北宋前别二晏、永叔、范文正、王荆公等人的词作中,风格更显得多样。
如范文正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刚劲苍凉,慷慨激昂,开豪放词之先河;王荆公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浪淘沙·伊吕两衰翁》也都是怀古叹今的苍劲词篇,意境宏大,气象不凡;再如潘阆的《酒泉子·长忆观潮》,运用夸张、比喻等手法,把排山倒海的钱塘江潮描绘、渲染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如见其景,如听其声,成为古代观潮词的绝唱。
总之,在苏轼以前,词的题材、风格涉及范围已较广,苏、辛之词所涉及的风格、题材范围,前人已大多具备。
苏轼不过是步前人的后尘。
因为苏轼喜欢写词,在数量上占了优势,加上涉及面广泛,相应地在质量上也就占了优势。
乃是集前人词作的内容、风格之大成,起到了一种复兴的作用,使词的本来面目再度恢复。
所以,“革新说”是不能成立的。
有些评论家认为,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他写给鲜于子骏的信,是他树立“豪放”派旗帜的宣言,是一种自觉革新的尝试。
笔者认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作者的处境两方面看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先看历史条件。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没有专业作家,作家们大多数是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文学活动首先必须服从统治阶级的需要。
在北宋时代,统治阶级重视的正统文学仍然是骈、散文,五七言诗,词只是作家们茶前饭后打发无聊时光的小品。
而苏轼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
北宋中叶,其时欧阳修、梅尧臣等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胜利。
在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其本上属于保守派。
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时,苏轼正出任密州。
政治上不得意。
在这样情况下,苏轼不可能自觉地提出对词进行革新。
再从作家的主观因素看。
由于苏轼外任密州,政治上失意,用世之志受到挫折,心情压抑,只有在诗词中寻求快乐。
《密州出猎》正是词人在苦闷中寻求的一种慰藉和解脱。
虽然词人在给鲜于子骏的信中写道:“虽无柳七郎风味,也自成一家。
”但评论家们往往忽略了这封信的后面几句话:“数日前。
猎于效外,所获颇多……”这几句话十分重要,是《密州出猎》产生的环境。
这种环境正好说明《密州出猎》的豪放气势是作家的一种自我安慰,一种短时意念。
试想,苏轼一个文官,政治上有远大的抱负,不可能象纨绔子弟或胸无点墨的昏官那样经常游山打猎、斗鸡走马。
偶而“猎于郊外”正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闷。
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来看,《密州出猎》是苏轼潜意识中的无意识表现。
他用世之志的欲望达不到,“权力受到了限制,一些想法会突然冒出来,而意识却不知这些想法从哪里来,也不知如何驱走它们。
”(《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第6、7页,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这种潜意识正是他的欲望所在,不知不觉地流露笔端,以寻求“愿望的达成。
”(弗洛伊德语。
见《梦的解析》)但是,苏轼的愿望又受到现实的支配和外在的理性约束,所以他的“革新”充满了矛盾,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诗词中大量充塞着写梦景、醉酒的句子,豪放旷达之气逐渐被谈玄说理、道家的出世思想所取代。
他在同一年(1082年)写的《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缺月桂疏桐》等,道家的出世思想更加明显,颓废情绪更加浓厚,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虚幻的梦境。
他的创作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以至于他后期的作品不得不回归到婉约上来。
如果他是自觉的革新的话,就应着力写豪放词。
苏轼一生写了三百五十多首词,豪放词只有十几首,而真正没有颓废色彩的豪放词不过五六首。
所以说,他的革新是失败的。
他的成就在于复兴了词的本来面目。
至于辛弃疾,他在苏轼的基础上继承并有所发展。
相对而言,他的豪放词数量上要多一些。
但在形式上的革新也是失败的。
下文将谈到。
三、“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对词的主体风格的影响
在苏、辛以前的词中,也存在着“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倾向,不过没有占主流。
到了苏、辛的词中,数量增多,鱼龙混杂。
因而他们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现象不仅割裂了自身的主体风格,对北宋后期的词坛也发生了不良影响。
在继承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破坏作用。
理由如次:
第一,词是言情文学,是为言情产生的。
对此,前人有精辟的见解——
朱彝尊:“词虽小技……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
”(《曝书亭集·陈纬云红盐词序》)
查礼:“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
”(《词话丛编·铜鼓书堂词话》)
王又华《古今词论》引田同之说:“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
”
清人李东琪说:“诗庄词媚,其体原别。
”
王国维也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人间词话删稿》)
从以上古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词与诗的根本区别,诗是言志文学,词是言情文学。
文体有别,反映的内容也有差异。
如同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是一样的。
进而言之,无论怎样高明的作曲家,是无法为小说谱曲的;再高明的歌词作家,也无法把小说内容写进歌词中。
如果用词来表现诗之内容,就会使词自身的特点不伦不类了。
都这样革新的话,那么词将不词了,“一代之文学”也将失去宋词的地位。
第二,作家主体与创作客体的自相矛盾,割裂了自身的主体风格。
衡量一个作家作品的主体风格,应从整体出发,全面地看问题。
单篇作品的突出成就并不能代表作家全部作品的主体风格。
苏词的主体风格是什么?多数人都说是豪放。
但阅读苏轼的全部词作,我们发现,豪放词根本不能代表他的主体风格,他的宣言与创作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在词风上造成一种混乱局面,割裂了苏词的主体风格。
先看他的豪放词。
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问世后,许多人认为这是他革新的开始。
但过了八年,他的豪放词代表作才问世。
尽管《赤壁怀古》气势雄壮,格调高昂,可在结尾调子低沉,让人惋惜。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宏伟气势仍然掩不住他“人生如梦”的悲哀矛盾心理。
这种深层意识一旦明朗化,便一发不可收,此后每况愈下。
他的潜意识发生了矛盾冲突,因而在创作中,他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发生了分化。
形成一种游离状态。
在这二者之间。
便滋生出一种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的词来——前半部分豪放旷达,后半部分感伤低沉。
他的豪放词多是这种情形。
如《南乡子·回首乱山横》、《沁园春·孤馆灯青》、《念奴娇·赤壁怀古》、《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满庭芳·三十三年》等都属于这类词。
把苏词放到整个唐宋词坛去考察,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这一点,历来的词评家已成共识,无庸讳言。
但仔细研究苏词的豪放风格,既不同于李白诗的酣畅淋漓。
气势雄伟、中气充沛,也不同于辛词的豪迈稳健。
他的豪放词给人后劲不足、拖泥带水的感觉。
造成这种风格的原因,并非是词人的刻意追求。
如前所述,是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造成的。
在苏轼的全部词作中,这类词虽不多,但他的豪放词本身就不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苏轼豪放词的风格。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消极出世思想与他政治上的积极用世是自相矛盾的。
对北宋后期的词坛也带来不良影响。
再看苏轼的婉约词。
在苏轼的全部词作中,婉约词占了将近大半,而且有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不亚于唐宋时期其他婉约词。
如《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怀念亡妻,读来荡气回肠;《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西江月·平山堂》等,叙兄弟、师友之情,思索宇宙人生;《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南乡子·送述古》等,描写山水风物,抒发赠别、乡思之情等。
再如《阮郎归·一年三度过苏台》、《浣溪沙·道字娇讹苦未成》、《浣溪沙·籁籁衣巾落枣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有的写泛梗飘萍,流年易逝、沧桑多变的感慨;有的写娇痴活泼、秋千架上的青春少女;有的描绘农家田园的逢勃生机;或托物言志,抒写寂寞、幽愤之情;或抒发缠绵伤春之思等等。
这些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低于他的豪放词。
从苏轼的读者来看,更多的人喜欢他的婉约词。
可以说,苏轼的婉约词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从对读者的影响来看,都不比豪放词逊色。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就苏轼的作品全貌来看,不能简单的冠以豪放派或婉约派。
因为这两方面他都高于唐宋词坛的其他作家作品,只能用风格多样化来概括。
但这样一来,苏词的主体风格究竟是什么:就被他自己作品的多样化风格抹煞了。
如果一定要界定他的主体风格,只能
这样说:他是豪放词和婉约词的集大成者
..............。
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才使他成为唐宋词坛上的顶尖高手。
文学的创作过程和接受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功力过程”。
作者赋予作品的只是一种潜能,必须经过欣赏者的接受才能将作品潜能转化为现实功能。
因而同一部作品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意义结构。
但是,尽管社会背景不同,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沟通是相同的。
只要欣赏者从中领略到作品的意蕴,产生共鸣,且为大多数读者接受,这部作品就是好作品。
读苏轼和辛弃疾的全部词作,可以发现,真正让读者喜爱的是他们全部作品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部分不为多数人知道。
”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不过是给极少数研究人员送了一个饭碗。
有些研究人员又恰恰喜欢在这些不为多数人所知的作品上大作文章,并冠以时髦的名词,实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其实这个道理古今一样,也很简单,一个作家成名之后,他的一些次品被一些猎奇收藏家收起来。
当他作古以后,这些人就把他的次品整理成书,公诸于世,夸大其辞地吹捧,对作家毫不负责任。
这无疑是文学评论界的一种不良风气。
四、“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破坏了词的体制、声律、平仄、乐调
词与诗最重要的区别在体制、声律、平仄、乐调诸方面。
近体诗虽然也讲韵律、平仄等规则,但不是倚声文学。
在唐宋时代,诗与音乐已分了家。
词与音乐还有密切关系。
词不合声律就不能唱。
现代歌曲是先写词,后根据词意谱曲。
古代恰恰相反,是先有曲,后根据曲调填词。
所以写词必须合律。
李清照说:“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也。
”(《词论》)强调“词别是一家。
”刘克庄也说:“词当叶律,使雪儿、春莺辈可歌。
”(《跋刘澜乐府》)这些都说明词与诗是有区别的。
诗不作歌词了,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冲破格律的束缚,在平仄上可以“拗救”。
词若不合声律,则不能拗唱。
虽然苏轼和辛弃疾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开拓了词的意境和题材范围,达到无事不可言的地步,但因此也带来些弊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读他们的词,无独有偶,凡是名篇佳作,大多格律严谨,而那些影响不大的词有不少是不合格律的。
李清照早就批评道:“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
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词论》)陈师道也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轼存在的问题。
如改变句法,用韵上去通押,“櫽括体”、“诗集句”等,辛弃疾的散文化的词等,是对词体的破坏,不为读者欢迎。
只是词人之间的相互传阅。
这种所谓的“革新创造”无审美价值可言,无怪乎古人反对,不能说没有道理。
这里,我们还要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是基本的常识。
固然古人有冲破格律束缚的做法,林黛玉也认为遇到好的诗句顾不得格律的束缚。
但这种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
因为无论作家要表现什么样的内容,在他动笔之前。
选择何种文体是自由的。
一旦确定了文体,就必须按这种文体的要求来写。
作者觉得这种文体不适合表现自己的观点或内容,可以换一种文体。
而不能随意改变文体的自身特点。
从文体发展的规律来看,它有相对的稳定性。
一旦约定俗成,就不能随意改变。
如诗歌,从四言、五言发展到七言,从杂言诗到格律诗,再发展到词、曲,乃至到今天的新诗,每一阶段的文体都有相对的稳定性。
不同文体的变革也有质的区别,决非象苏、辛那种改革法,说是词又不完全符合词的自身特点,说不是词又打着词的招牌。
要说改革,也是失败的改革家。
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取的。
但结果不理想。
因为凡是他们的思想艺术较高的影响大的作品,既是严守格律的,也能在前人中找到借鉴。
凡是他们的创新,如“櫽括体、集诗、经句,有不少既不合律。
也不大为欣赏者接受。
有些少数评论家往往自居于人民群众之上,大肆吹捧苏、辛不合律的词,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发现真理,别人都是马大哈,殊不知文学的最高标准是雅俗共赏。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也只有在人民群众中才得以检验,不是一两个评论家能盖棺论定的。
试问:为什么历来的诗词选集不把苏、辛的全部词作选定了再选别人的作品呢?为什么连当代最有权威的《唐宋词鉴赏辞典》也只
选了他们各自三十几首词呢?无论选编者的鉴赏水平有多大差异,答案都是一样的,即在他们同一标准,同一鉴赏水平的基础上选最好的作品,这样一推论,苏、辛没能入选的作品显然不是最好的作品,再说,苏、辛一生写了数百首诗词,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只有几十首,这又说明什么?再举一例,假如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只是在文艺理论家手中转来转去,老百姓都不愿看的话,那它根本不能成其为名著,更不可能流传千古!
五“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破坏了词的美感文学作品应是“美文”,不美就失去了文学的审美价值。
词更是文学作品中集美学于一身的韵文。
自古以来,无数读者喜欢词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它是美的韵文。
步人唐宋词坛,就象步人美的大观园,令人赏心悦目,饱览风姿。
刘永济《词论》卷上云:“一调之中,长短互节,数句之内,奇偶相生,调各有宜,杂而能理。
或整若雁阵,或变若游龙,或碎若明珠之走盘,或畅若流泉之赴谷,莫不因情以吐字,准气以位辞,可谓极织综之能事者矣。
”形象地描绘了词的魅力。
读苏轼、辛弃疾的词,当然不乏美文佳作,主流是好的,但确实有少数词章没什么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玩弄文字游戏。
缺乏社会美
文学的社会美,体现在认识价值上,苏、辛的大部分词价值较高,但有些词认识价值不大,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
如苏轼的《叹荔枝·怅望送春杯》、辛弃疾的《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等词,不仅古人批评“非词家本色”(文体仁《七颂堂词绎》),就是今天的读者也不大所喜,只能反映封建士大夫空虚无聊的心境。
尽管有些词评家把它吹得玄乎其乎,冠以“开拓”、“革新”之美名,到底不是大家气象。
如果大作家的次品也可以原谅的话,天下就没有不可原谅的作品了。
小学生的作文更应称道了。
第二,堆砌典故,空发议论,谈玄说理,缺乏意境美。
词是抒情文体,所表现的感情比一般的情更为细腻。
这种细腻深约的心态,通过物化而形成“词境”。
好的词章具有独特的词境。
“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王国维《人间词话》)读苏、辛的作品,格调、境界上乘之作自然不少,还有少许作品缺乏意境。
如苏轼的“櫽括体《哨遍·为米折腰》等,辛弃疾的《卜算子·千古李将军》、《哨遍·一壑自专》等词,堆砌典故,卖弄才学,缺乏意象,拼命不让读者看懂,没有什么欣赏价值。
空且泛,抽象说教,非词之本色,尽管不是苏、辛词的主流,但也不能以丑为美。
更谈不上标新立异。
第三,表现太直露,缺乏含蓄美
词是合乐可歌的诗体,音乐的旋律决定了词的风格。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表现太直露则与之婉曲柔软的风格不相适应。
如同唱歌,如果只会放开喉咙拼命喊号子,那他的听众也是门可罗雀。
读苏、辛的豪放词和婉约词的名篇佳作,或阳刚,或阴柔,不乏给人美感。
但有些词锋芒毕露,风格单一缺少变化。
如苏轼不厌其烦地表现他的老庄思想的词,醉酒词,辛弃疾的散文化的词,表现太直露,单一,无含蓄美。
让“关西大汉”震得耳根子发麻。
第四,语言散文化,缺乏艺术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美也就不能使读者得到美的享受和情感的陶治,苏、辛许多词中大量运用散文化的句子,读了味同嚼蜡。
如“甚矣吾衰矣”、“有个尖新底”、“听兮清再珮琼些”、“明兮镜秋毫些”、“贤哉令尹,三仕己之无喜愠”、“舍我其谁也”等等。
大量运用虚词、俚语俗句。
如果不是苏、辛两位大名人,换上别人,评论家不但不会吹捧,恐怕评价恰恰相反,说他狗屁不通。
与其读这些词,倒不如去玩味古文尚书或骈、散文。
第五。
声韵不协律,缺乏音乐美。
作词要审音用字,分辨阴阳,以文字的声调配合乐谱曲调。
苏、辛由于玩弄文字游戏,堆砌典故,乱用虚词,俚语俗句、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协律,平仄、清浊不分,雕章凿句,佶屈聱牙。
无法入曲谱。
如前文所举。
如果把这些词也算作上乘佳作的话,文学不可能发展了。
文学的教育作用是通过审美发生作用的。
苏、辛的这些词既不能引起人的美感,也就不能产生好的作用。
这种所谓的“革新就失了它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只起了破坏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苏轼、辛弃疾在唐宋词坛上的地位应是复兴派,而不是改革家。
文学要发展,就必须打破权威和陈规陋习,既要吸收古人的精华,也要指出权威存在的创作失误,如果把糟粕当精华,把谬误当真理,把失误当改革,我们的文学就永远笼罩在名人的压力之下。
文学就不可能发展!
参考书目
《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沈括《梦溪笔谈》
王国维《人间词话》《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词论》
《唐宋词风格论》《苏东坡新论》
《中国小说美学》叶朗著《美学原理》杨辛、甘霖著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学史》游国恩著
《词话丛编》《曝书亭集》
吴兢《贞观政要》《千年词》郭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