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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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论文
题目:浅议《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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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内容提要: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所取得的高度的艺术成就,是它之前的文言小说所无法比拟的。
而在《聊斋志异》近500篇作品中,有70余篇涉及到了商人和商业活动。
蒲松龄作为一介文人,视野及于商业和商人,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大量涉及,这在历代作家中殊不多见,显然商人这一特殊群体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
他以商贾为依托,借用这一特殊的社会角色和人生舞台,寄寓一己独特的人文情怀。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蒲松龄不仅赞美了一些诚实、守信、乐善好施的良商,向人们展示出他们的高尚品行,而且还以辛辣、嘲讽的笔调,描写了一些唯利是图、贪婪自私、冷酷无情、忘恩负义、吝啬至极、一毛不拔、荒淫纵欲的恶商形象,对他们的恶劣品行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痛击。
本文从良商和恶商两个方面对商人形象加以论证。
首先在良商形象的塑造上,本文从诚实正直、仁厚善良、重情重义、不守财、善施舍这四个特征来加以表现。
其次在恶商形象的塑造上,也是从唯利是图贪婪自私、冷酷无情忘恩负义、吝啬致极一毛不拔视财如命、贪恋女色阴险狡诈这四个特征来加以论证的。
关键词:良商、恶商、形象
目录
一、良商形象的塑造 (1)
(一)诚实、正直 (1)
(二)仁厚、善良 (2)
(三)重情重义 (4)
(四)不守财、善施舍 (6)
二、恶商形象的塑造 (7)
(一)唯利是图、贪婪自私 (7)
(二)冷酷无情、忘恩负义 (9)
(三)吝啬致极、一毛不拔、视财如命 (11)
(四)贪恋女色、阴险狡诈 (13)
注释: (15)
浅议《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毛泽东同志在评价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聊斋志异》时说:“《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
(1)《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中,有七十余篇涉及到了商人和商业活动。
蒲松龄作为一介文人,视野及于商业和商人,,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大量涉及,这在历代作家中殊不多见,显然商人这一特殊群体以及社会的商业活动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
商贾阶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他们对社会经济的繁荣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自古以来,人们对商贾的评价是以“取之是否有道”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
以诚信、不欺、勤俭等正道获利即为良商,唯利是图,以欺诈、投机、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等歪道攫取财富则为恶贾。
其次,对得取的利润既钱财如何看待、如何使用,也是分判良伤、恶贾的另一标准。
不守财、不吝啬、善周济、施舍穷困之人,肯捐资修筑庙宇、祠堂、学堂、桥梁等公益事业的属于良商,反之,那些“算入骨髓”、“一毛不拔”的贪婪、吝啬之徒则为恶贾,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基本上以此来分判商贾的。
一、良商形象的塑造
他所塑造的良商形象主要具备如下品行:
(一)诚实、正直
诚实、正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和赞颂的美德之一,是千百年来君子“修身”的重要内容,也是评判一个人的人格是否高尚的标准
和尺度。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无商不奸”。
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商人与奸诈结缘,与诚实无份。
但在反映明清市民、商贾生活的明清小说中,确实有诚实、正直的商人形象的出现,如“三言”、“二拍”中《卖油郎独占花魁》、《施润泽滩阙遇友》等就描述了诚笃、朴实、忠厚、正直的小商人形象。
在反映普通人民生活的《聊斋志异》中,则出现更多、更鲜明的这类人物形象。
一贫彻骨却能拾金不昧的王成就是其一。
王成虽然懒惰成习,“红日三竿,王始起。
”(《王成》)但品行耿介纯笃。
他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拾到金钗而不昧,完璧交还失主的行为足以证明其诚实。
他贩葛至京都,在客店丢失卖葛的钱,身无分文,有人劝王成上告官府,责店主人赔偿时,却说:“此我数也,于主人何尤?”并不归咎店主人,此事足以证明王成的政治品性。
《刘夫人》篇中的廉生与刘夫人非亲非故,受刘夫人之托,一个贫穷的光棍汗手持刘夫人提供的八百两资本及后来的“全金”,“持泛江湖”,赴荆襄、去淮上,获巨万而归,其间远离刘夫人的控制,在外是经年累月,他没襄金而奔,实是他与刘夫人“所信者在腹心”,充分表明廉生是一位“至性纯笃”之人。
利津县的金永年一生诚信待客,“贸贩平准”(《金永年》)被神赐一子。
(二)仁厚、善良
仁厚、善良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所提倡的美德之一,是被看作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
仁厚、善良主要表现在对人有仁慈、友善之心,特别是遇到不幸的人富有同情感。
明清小说《豆棚闲话》中的《朝奉郎挥金倡霸》描写了善心经商得到好报的商人汪华(小字兴哥),他开设当铺,一天遇到一位马贩子前来当马,马贩子称:贩来五十匹马,因行情不好,只好当一匹马,以买草料。
此马价百金,只求卖五十两。
当铺伙计以不当牲口为由撵走他,兴哥说:“省会地面,马也是要用的,若不当与他,那四十九匹也饿死了,岂不可怜。
”说完就取出元宝两锭。
马贩子称“当当一锭够了。
”兴哥道:“你辛苦来此,须要趁钱方好。
如何百金的价,只当五十两,却不折了本了么?”送上两锭元宝让马贩子离去。
兴哥看到一穷人手拿铁锅一只,在当铺当了三钱回去,想到:“这个穷人家里,不过一只锅子,将来当了,老婆在家,如何煮饭。
三钱值得恁多。
”立即提着锅子上马追上穷人还给他。
此段文字已表现出汪兴哥是一位善良、有同情心的商人。
在《聊斋志异》中也有这样的商人存在。
《王成》篇中的客店主人就非常具有同情心,乐于助人。
王成贩葛至京都住店后,他就对王成晚来几日、葛价已下跌而“深惜”。
此后一直关注葛市价格,对王成“郁郁不得志”、“倍益忧闷”进行劝解。
在葛价狂泻不止时,他“劝令贱於,改而他图。
”因此,王成才下定决心卖掉葛布。
王成在店中丢失现金、身无分文时,店主人不但十余天饭食住宿费用不计,又“赠金五两,慰之使归”。
王成无颜归家,有意贩鹑,店“主人怂恿之。
且约假寓饮食,不取其直。
他即为王成的成功而“喜”而“贺”,又为王成之失败而“扼腕”。
王成在鹑死得只剩一只时,“但欲觅死”,主人一边劝慰他,一边出主意说:“此似英物。
诸鹑之死,未必非此之斗杀之也。
君暇亦无所事,请把之;如其良也,
赌亦可以谋生。
”王成听从之。
后在店主人的直接帮助下,卖鹑得金六百两。
王成回到店中,“掷金案上,请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让之,乃盘计饭直而受之。
”店主人一副善心肠、热心肠展现在读者面前。
《雷曹》篇中的乐云鹤去读而贾,仅成小泰之家,客于金陵旅店,看到一位“筋骨隆起,彷徨坐侧,色黯淡,有戚容”的人,就买得猪肘肉和蒸饼让其吃,使得这位壮士“三年以来,未尝如此饱”《刘姓》“异史氏曰”中记叙了典商李翠石是素封之家,翠石“又醇谨,喜为善”,经常在乡中解纷劝善。
有的商人善心萌动,不惜资财救得动物一命,周村的一位商人“贸易芜湖,获重资。
赁舟将归。
见堤上有屠人缚犬,倍价赎之,养豢舟上。
”(《义犬》)店主人、乐云鹤、李翠石、周村某贾都具有一颗善良之心,一颗助人为乐之心。
(三)重情重义
情义是人类所具有的最伟大的情感之一,是人类区别与动物的重要标志。
在《聊斋志异》的商人中,有的特别看中友情,有的特别看中爱情,有的则看中亲情。
《雷曹》篇记载道:乐云鹤与夏平子“少同里,长同斋,相交莫逆”。
屡试不中、落拓失意的夏子平染上瘟疫而卒,“家贫不能葬,乐锐身自任之。
”乐云鹤虽然“恒产无多”,但对夏妻及子女还是义无返顾地承担起赡养的职责。
“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赖以活。
”表现出了一位真正朋友知己的情义。
《罗刹海市》中马骥去海外经商,以“沧海客,何畏风涛”之气魄入龙宫,作千言《海市赋》赢得龙君喜爱,招纳为婿。
马骥离家三
载,与父母别离,欲归家,龙女与他“仙尘路隔,不能相依。
”此后两人“妾为君贞,君为妾义,两地同心。
”他们与牛郎织女的坚贞爱情相比也毫无逊色之处。
《鸦头》篇中鸦头看上贫贱的王文,认为“顾未有敦笃可托如君者”,因而女扮男装竟随他“宵遁”。
由于家贫无法生活,夫妻共同劳动“即门前设小肆,王与仆人躬同操作,卖酒贩浆其中。
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饮膳甚优。
积年余,渐能蓄婢媪。
”在他们生活刚刚好转时,其母却找来了,将鸦头用绳子捆绑回去,因她“矢死不二”而囚禁到暗室中。
王文在鸦头被掳走后,“徘徊怆恻,眠食都废。
”携资去赎鸦头,不成而归里。
鸦头为监守自己的忠贞爱情付出了难以忍受的代价,她在给王文的信中写道:“妾幽室之中,暗无天日,鞭创裂肤,饥火煎心,易一晨昏,如历年岁。
”后来在其子王孜的帮助下,夫妻团圆。
《白秋练》中慕蟾宫从父慕小寰学贾,在楚地偶遇白秋练,两相爱慕成疾,因白秋练“有术知物价”,适应了慕小寰求利致富的心理,才得以成亲。
小寰死后,夫妻终于回到秋练如此看重爱情,坚贞不屈,展现出了他们重情重义的高尚情操和美德。
《二商》篇中载莒人有姓商的两兄弟,兄富弟贫。
兄嫂为富不仁,不仅坐视胞弟断炊挨饿,“兄弟析居,有饭各食,谁复能相顾也。
”竟不肯借与一粒米,而且乘人之危,兼并弟弟的宅舍,弟弟一家只好移居他乡。
但是,弟弟在兄长遭受盗贼抢掠、死去遗下幼子时,仍以情义为重,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买蒸饼、送粟米使嫂养活侄儿。
弟弟后来得到窑金五百两,在街市上开了个店铺,让侄儿在此学习经营,
数年,家益富,后同侄子分家,“家资割半与之”。
商姓弟弟在兄长如此无情下仍以兄弟之情为重抚养侄儿,帮助侄儿成家立业,实是感情至深。
(四)不守财、善施舍
爱财如命似乎是商人的通病,但《聊斋志异》中有些商人却能在一颗善良、友爱之心支配下不做守财奴,对穷困之人给予积极的帮助。
《小二》篇中的小二与其丈夫丁紫陌都开设琉璃厂,规模颇大,工人数百,产品幻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
居数年,财益称雄。
”小二对村中二百余家中的贫者“俱量给资本”,以助营生,“乡以此无游惰。
”“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钱,使采茶粟(野菜),几二十年,积满楼屋。
人窃非笑之。
会山左大饥,人相食;女乃出菜,杂粟赡饥者,近村赖以全活,无逃亡焉。
”小二以其超前的减灾意识和慷慨大方的行为,济贫救生,俨然是一位活菩萨。
《张不量》篇中的张不量,其家“素封,积粟甚富。
每春间贫民就贷,偿时多寡不校,悉内之,未尝执概取盈。
”张不量对贫民的慷慨也可略见一斑。
《农妇》篇中的农妇勇健如男子,“与夫异县而居”,“妇自赴颜山,贩陶器为业。
有赢余,则施丐者。
”她还经常为乡中排难解纷,她往返百里路程,肩挑巨瓮,得来的分文都是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但她却能施舍周济穷人,更是何等的慷慨和大度,无怪乎蒲松龄将之列入“女中丈夫”之属。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肯定、赞扬了这些商贾,正因为他们的品行善良、诚实、乐善好施、重义轻利,于是善有善报,这些商人也
得到美满幸福的结局。
王成“一贫彻骨,而至性不移”(《王成》异史氏曰)依靠其道德力量赢得了老妪和店主人的无私帮助,终于致富,“治良田三百亩”,“过三年,家益富。
”纯厚质朴、善良守信的廉生“所获既盈”,回到乡里,“登贤书,数世皆素封焉。
”马骥接受龙女所赠珠宝,“数世吃著不尽。
”慕蟾宫一家在白秋练“预知物价”下经营获利,“富至巨万。
”乐云鹤在雷曹的救助下既保全了性命,又保全了货财。
周村商人出于一念之仁,一倍价赎下一犬。
商人搭乘了盗贼舟船,贼人为图财害命,将商人投置江中“犬见之,哀嗥投水,口衔裹具,与共浮沉。
……至有人处,狺狺哀吠。
”终于使商人得救,在义犬的帮助下,又将舟贼捉住。
张不量乐善好施,雹神也对他另眼相看,他人田中“摧折如麻,独张氏诸田无恙。
”
二、恶商形象的塑造
在全面反映明清社会概貌的“社会小说”(2)《聊斋志异》中,作者蒲松龄不仅赞美了一些诚实、守信、乐善好施的良商,向人们展示出他们的高尚品行,而且还以辛辣、嘲讽的笔调,描写了一些唯利是图、贪婪自私、冷酷无情、忘恩负义、吝啬至极、一毛不拔、荒淫纵欲的恶商形象,对他们的恶劣品行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痛击。
他所塑造的恶商形象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唯利是图、贪婪自私
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最为痛恨的是那些唯利是图、贪婪自私的商人,这些人的一切行为准则都是“利”,金钱是越多越好,而不管其“取之是否有道”。
在《任秀》篇中,蒲松龄对那个见利忘义、侵吞友人资财的申竹亭给予痛斥。
申竹亭是任建之的好友,“盟为弟昆”,两人一起赴陕经商,“行止与俱”。
至陕,任建之“病不起”,病危之际对申竹亭说:“吾家故无恒产,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
今不幸,谢异域。
君,我手足也,两千里外,更有谁何!囊金二百余,一半君自取之,为我小备殓具,剩者可助资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辇吾殂而归。
如肯携残骸旋故里,则装资勿计矣。
”任死后,申花费五、六百买回又小又薄的棺材将任建之装殓,此后即将任建之的全部资财侵吞归己,把任建之的灵柩抛在旅舍中托词逃走了。
蒲松龄对其丧德无义的行为极为愤慨,设了鬼报情节,使申竹亭在一个偶然的骸赌中,二百金悉数化为箔灰,而真金归入任建之之子任秀的囊中。
《金陵乙》中的酒商为谋利,更是欺诈成性。
他“每酿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饮者,不过数盏,便醉如泥。
”顾客饮后便药性发作,还误以为酒精作用致醉,却不曾料想中毒所致。
由是某乙酿酒名声越做越大,家遂暴富,“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
”蒲松龄对此极为痛恨,遂让这奸商化为狐狸,“四体犹着人衣。
将杀之,妻子叩请。
僧命牵去,日给饮食,数月寻毙。
”这种贪婪、奸诈之辈真乃披着人皮的禽兽一般。
(3)
《纫针》篇中描写了一个高利贷商人黄某“为富不仁”贪婪自私的品行。
宦裔王心斋,夹道衰落,衣食无着,请人作保向富室黄某贷款作本经商,途中遭寇,丧资,幸不死。
但黄氏却不管其是否赢利,“索偿,计子母(本息)不下三十金。
”王家无力偿还,“黄窥其女纫
针美”,就提出将纫针作妾可折债,此计不成,黄氏又托为客商,找到行旅中的王心斋,“设馔相邀,更复助以资本,渐渍习洽。
”以此利诱王心斋将纫针嫁给黄氏的儿子,王心斋在其诱迫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与订盟。
”后来因纫针婚配之事讼于县宰,“黄又以金赂官,求其左袒”,再次暴露了黄氏奸诈自私的品行。
故事的结局当然是纫针没有嫁到黄家,而是嫁给她“褓中论婚”的孝廉傅阿卯。
(二)冷酷无情、忘恩负义
蒲松龄对那些冷酷无情、忘恩负义的商人也给予了无情的挞伐和痛斥。
这类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做出了许多不顾恋任何亲情(夫妻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的坏事,丧失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
(4)
在《云翠仙》一文中,蒲松龄成功的刻画了负贩小商人梁有才靠妻子起家,而又欲将妻卖给娼家的忘恩负义、贪婪卑鄙的商人形象。
梁有才初作小负贩,既无妻子也无田产,家里贫穷的很,“入视室中,虚无有。
”后与翠仙结为夫妻,靠妻家之力,才得有“服食器具,布一室满之”,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但梁有才并不由此整家理业,而是“惟日引里无赖,朋饮竞赌,渐盗女郎簪珥佐博。
女劝之,不听。
”梁有才后听说将妻子卖做人妾,可得百金,卖为妓女,可得千金时,梁有才顿生卖妻的邪念。
翠仙以卖掉随她而来的婢女试探梁有才时,梁有才摇首曰:“其值几许!”一心想将翠仙卖入娼门,亲自找到中贵人“立券八百”,将妻卖作官妓。
梁有才这种不念丝毫夫妻情分的贪卑行径在蒲松龄笔下自然不能得逞,他遭受了其妻子和家人的痛骂和
捶打,落得了穴居、行乞、患麻风病、遭人们“唾弃”,最后获罪死于狱中的下场。
《大男》中的重庆贾、盐亭贾、保宁贾等商贾们完全置伦理道德于不顾,公然将妻妾当作商品多次交换买卖。
在这些商贾心中,爱情、婚姻分文不值,卖掉妻妾“亦克少偿吾值”(《大男》)。
绝不能让自己的钱财受损,才是正事、大事。
《二商》篇中的商姓兄弟两人“兄富而弟贫,邻垣而居”。
大商夫妻却能坐视同胞兄弟二商一家断炊挨饿。
甚至在二商父子勇驱盗贼解救大商一家,使其“金帛无所亡失”的情况下,对其弟家“绝食”仍无动于衷,其侄携袋前来借米时,仅借给了“斗栗”。
后来又趁二商实在无法谋生准备宅徙居时,买下了二商的房宅,使二商流落他乡。
大商夫妻这种无视手足之情的行为得到了报应:乡中的盗贼“闻二商去,又攻之。
复执大商,劳楚并兼,梏毒惨至,所有金资,悉以赎命。
盗临去,开廪呼村中贫者,恣所取,顷刻都尽。
次日,二商始闻,及奔视,则兄己昏愦不能语,开目见弟,但以手抓床席而已。
少顷遂死。
”
这类商贾对妻子、对兄弟尚不存丝毫爱怜同情之心,对朋友之情自然也视为无足轻重了。
《褚生》篇中肆贾之子陈生与褚生是同窗好友,褚生因贫废学,陈生出于友情,窃父金为褚生代缴学费,这本使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但陈父知道后,责骂陈生,“以为痴,遂使废学。
”在陈姓商人看来,拿着白花花的银子无端送与他人,的确是大痴,特呆。
后来,陈父死,陈生又从师学习,承受举业。
褚生代陈生捉刀,陈生方才得以乡试中举。
陈生还想求褚生助其参加会试,褚生坦率告知说:“君先世福薄,铿吝之骨,诰赠所不堪也。
”委婉含蓄地
批驳了陈父的无视友情的行为。
前文中的申竹亭则更是无视朋友临死之托,侵吞资财,其行径更为卑劣。
(三)吝啬致极、一毛不拔、视财如命
蒲松龄对那些吝啬致极、一毛不拔的商贾也是持反对态度,对他们视财如命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
蒲松龄在《宫梦弼》“异史氏曰”中讲述了一个中国的“老葛郎台”的故事。
(5)这位“富者”比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郎台》中塑造的极度贪婪而又吝啬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老葛郎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乡有富者,居积取盈,搜算入骨,白银数百,惟恐人知,故衣败絮、但啖糠秕以示贫。
亲友偶来,亦曾无作鸡黍之事。
或言其家不贫,便瞠目作怒,其仇如不共戴天。
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折一寸长,而所窑终不肯发。
后渐赢。
濒死,两子环问之,犹未遽告,迨觉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声,惟爬抓心头,呵呵而已。
死后,子孙不能具棺木,遂藁葬焉。
”文后蒲松龄评论道:“呜呼!若窑金而以为富,则国库数千万,何不可指为我有哉?愚也!”
这段描写,蒲松龄以辛辣的笔锋将“富者”那副“守财奴”的形象刻画地入木三分。
他不仅极端贪婪,“居积取赢,搜算入骨”,而且又极尽吝啬之能事:衣败絮、吃糠秕,不招待亲友。
晚年更甚,一天只吃一升榆树皮,瘦得皮包骨,臂上的皮折能垂一寸长,至死也不愿告知银钱之所在。
他如此富有而死后却只能藁葬,对他无疑是最大的嘲讽和惩罚。
《青蛙神.又》中也有一个“一毛不拔”的周某,为修关圣祠,“贫富皆与有力”,唯独富贾周某“性吝啬”,“一毛所不肯拔”。
因工程许久没有完工,青蛙神托巫主持募集建祠资金之事,巫令其“百金”,周益窘,巫揭其私通民妇尚偿资二百这一阴私后,“周益惭惧,不得已,如命注之。
”“巫屡索,卒不与。
”此事惹得青蛙神亲自前来讨要,周某“焚香而祝,愿先纳三十,其余以次赍送,蛙不动;请纳五十,(蛙)身忽一缩,小尺许;又加二十,益缩如斗;请全纳,缩如拳,从容出,入墙而去。
”周急送五十金,周闻之,惧,又送十金。
后来蛙神率众蛙至周家,“登其床,床摇撼欲顷;加喙于枕而眠,腹隆起如卧牛,四隅皆满。
周惧,即完百数与之。
”蛙神仍不离家,直至又索要百金乃走,虽然蛙神不应强征巨敛,但我们也看到,周某捐出这二百两银子比剜去他的心头肉还疼,全是“无奈”,后百两是蛙神对其口是心非,故意拖延的惩罚。
《种犁》篇称“有乡人货犁于市,颇甘芳,价腾贵。
有道士破巾絮衣,丐于车前。
乡人咄之,亦不去;乡人怒,加以叱骂。
道士曰:‘一车数百颗,老衲止丐其一,于居士亦无大损,何怒为?’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乡人执不肯。
”乡中小贩吝啬地不肯施丐者一只梨,对丐者又是赶又是骂,连一只烂犁也不肯施舍,后道士施法将一车梨施散给众人。
结局是梨尽车毁,空被人耻笑。
蒲松龄将此类斤斤计较的吝啬之人视为蠢人,而对嫖娼赌博则倾囊不吝的恶商也十分痛恨,他们的荒淫无耻、色欲无度的恶行必然遭到损财杀身之祸。
那个靠向酒中掺水投毒而“富致巨金”的金陵乙,
不仅为赢利而不惜害命,而且还想奸淫他人之妻室,“窥妇娣尤美,求狐携往。
狐难之。
乙固求之。
”后着狐皮潜入孙氏家中,因有画符在家而不敢近前,后被和尚社坛作法,当众化为狐,数月寻毙。
(四)贪恋女色、阴险狡诈
有的商贾为获得女色,更是阴险狡诈,甚至不惜置人死地。
《细侯》中的那位富贾为了得到“妖姿要妙”的美女细侯,不惜重金。
但细侯已将全部爱情献于满生,于是这位商贾便到满生被囚禁的湖南,“以金赂当事吏,使久锢之。
”让满生不得出狱。
又对细侯母造谣说满生已死于狱中,细侯不信。
商贾又“转嘱他商,假作满生绝命书寄细侯,以绝其望。
”这位富贾坏事干尽,终将细侯骗至手中。
然而,一年后,满生昭雪而出,富贾的“诡谋”被戳穿。
细侯闻知后“杀抱中儿,携所有亡归满,凡贾家服饰,一无所取。
”蒲松龄将细侯奔归满生是行为与汉寿亭侯关羽弃曹归汉的行为相提并论,“呜呼!寿亭侯之归汉,亦复何殊?”表示出对富贾陷害他人的行径的强烈憎恨之情。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完全以社会道德来衡量、评判商贾,并让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个人认为首先是因为商人阶级商人是一个五彩斑斓的职业团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以盈利为目的,舍弃“利”字,商贾也就失去了本身的特性,小商、巨商、官商、奸商、牙商不一而足,商业活动的激烈,必然出现违法行商和守法本分之别,丰盈的经济利益会使重利轻义的商人倾斜自己的道德天平。
,因此他们不会专行善事。
但蒲松龄为什么以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