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庄子的政治思想

浅谈庄子的政治思想

看过一些有关庄子的文章，现在的学者一致认为庄子的社会政治观是倒退的，应该受到批判。我认为这样看问题是片面而简单的，因为衡量社会是否进步，有不同的标准，其中主要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标准。庄子的社会观是，反对以丧失精神文明(也即高尚的道德)为前提的物质文明生活，主张以知识换道德。

被视为倒退的庄子社会观受到学界一致的批判，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单列一节“倒退的社会观”来阐述庄子的社会观：“庄周明确地主张社会应该向后退，历史的车轮应该倒转，对人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冯先生的表述是不确切的，如果说庄子对“现行的”“人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似乎还可以，而不能说庄子“对人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因为庄子理想的社会依然是一种“人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依然有“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只不过庄子理想的“人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迥异于他所处的战国时代的社会而已。如果说庄子对“人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那么庄子所提倡的就应该是毁灭整个人类，这不符合庄子思想。任继愈先生和白寿彝先生对庄子的社会观也提出批评：

庄子发现了矛盾，但是无力解决矛盾。他看不到前进的道路，只好向后看；他不懂辩证的否定，只会搞形而上学的否定，在抛弃污水的同时，抛弃了婴儿。这就是他社会历史观的悲剧。

庄子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识，痛恨仁义礼乐，主张愚昧。

应该说，这些批判都是有道理的，但也都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些批判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庄子在对人类知识批判的同时，反复强调了对美德的提升。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了知识本身及其副产品——各种现行的政治制度、伦理规范和过度的科学技术。

仔细研读《庄子》，我们不难发现，他所反对的是世俗人的知识，提倡的是人类的美德，这样的社会观，我们很难判定是倒退的，还是进步的。如果一定要求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如果知识和道德之间的矛盾真的无法调和，那么在反复衡量其轻重之后，我们会得出与上述学者相反的结论，认为庄子的社会观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利大于弊。换句话说，庄子的社会观是以牺牲物质文明来换取精神文明。

庄子提出“以知识换道德”这一社会观的前提是：知识的增多与道德的衰落是成正比的，二者不可调和。这与老子的“慧智出，有大伪”的思想是一致的。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跛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跽肢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肩吾日：“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日：“是欺德也。……且鸟高飞以避(矢曾) 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惠，而曾二虫之无知!”

在庄子看来，在相对“愚昧”的古代，人们像儿童一样，在填饱肚子之后，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因为他们的欲望低，所以也就不去争夺，生活简单而祥和。由于圣人的出现，教会了人们许多的知识，知识的增多，提高了人们的财富欲和名誉欲，于是大家“争归于利，不可止也”。尤其是统治者如果运用自己的智谋去统治、甚至残害百姓的话，那么百姓就会同样运用自己的智慧与他斗智斗勇，“虽有至知，万人谋之”，统治者在残害百姓的同时，反过来也会受到百姓的残害。智慧的运用，使全社会的人都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庄子排斥智慧：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日：“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

羞而不为也。”

灌园老人宁肯一罐罐地提水浇菜，也不肯使用效率高得多的机械，这与一般人的看法刚好相反。紧接着这段文字，庄子就介绍了世俗人的生活态度：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

这里所说的圣人自然是指世俗社会的圣人。这种“用力少，见功多”的圣人原则依然是现代人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人们在使用工具时，只考虑这种工具给人们带来的财富多少，而不去考虑这种工具的使用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副作用(如环境的破坏)以及道德上的副作用。上海《社会科学报》先后两次发表纪念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文章，都谈到孙冶方的“最小最大公式”，其中冒天启在《不改行、不改志、不改观点——纪念孙冶方诞辰100周年》一文介绍说：

从1978年底开始，我一直在孙冶方身边学习和工作，……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讲：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是搞经济工作的秘密。人类靠劳动生存，生活的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经济学就是要以“最小最大”为红线，研究如何以更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或者如何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经济学界公认：“最小最大”是孙冶方公式。

这一“最小最大公式”实际上就是两千多年前庄子说的“用力少，见功多”。从抽象的理论看，这一“最小最大公式”自然应该成为人类行为的圭臬，人们办事无不追求“事半功倍”，哪个愿意“事倍功半”呢?但一旦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情况就复杂得多了，因为人类的生活不是以整个人类为单位，至少到目前还不是，而是以民族、国家、阶层、集团、家庭、个人为单位的，如果失去道德的约束，每一个生存单位都去追求“最小最大”，矛盾和斗争将会愈演愈烈，各单位将会彼此排斥、相互挤压。中国古代就有“以邻为壑”的做法：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白圭为了追求本国的“最小最大”，就向邻国排水，受到了孟子的批评。孟子表扬禹“以四海为壑”的做法，其实，“以四海为壑”的行为依然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前提的——海水的增长或多或少要淹没他国领土。

总之，抽象地讲“最小最大”是正确的，一旦落实到现实，这一原则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国家会以邻为壑，一个单位也会：制造商为了追求

“最小最大”，就会尽最大可能地挤压原料商、销售商和工人的利益；销售商为了追求“最小最大”，就会尽最大可能地挤压制造商、运输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了能够用最小的付出在一块蛋糕中占有最大的份额，各生活单位之间勾心斗角就势所难免。

除了上述较为明显的弊病之外，追求先进工具的使用，还对人类起到潜移默化的不利影响，它将最终导致人性的异化：一是不断提高人们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会异变为狡诈奸滑；二是增加了社会财富，而社会财富的增加，会导致对剩余财富的争夺，因此就出现了“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的戏剧性场面。

我们知道了庄子对整体社会发展的看法，自然就容易理解他的政治态度，他宁可要一个知识贫乏的和谐社会，也不肯接受一个知识丰富但极为不安的社会。庄子一方面打压物质文明，一方面提倡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这样的社会观，从总体来讲，我们很难界定它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

“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人人皆知的名言，现在没有任何人会否认知识的力量。但问题是，这种知识所产生的力量必须被控制在道德的统领之下，失去道德控制的力量，其能量越大，所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将会演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甚至是毁灭整个人类的力量。

对于一个人的要求，自然是德才兼备，如果熊掌与鱼不能兼得的话，我们宁可要一个有德无才之人，也不愿要一个有才无德之人。有德无才，即使对社会没有多大贡献，至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