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诗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陆游诗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高利华
提要:陆游诗歌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本文就陆游诗歌研究中几个敏感的问题,即陆诗自评与他评、艺术个性与艺术独创性以及陆游诗歌的再评价等问题,从影响和接受研究的角度作了充分论证。

关键词:　陆游　诗歌　影响　研究
作者高利华,女,1964年生,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绍兴　312000)
陆游是我国文学史上创作最丰的作家之一,一生留下9300余首诗和140多首词。

对于陆游的诗歌创作,从影响和接受研究的角度看,有几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关于陆游诗歌的自评与他评问题
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放翁诗凡三变”,即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

从现存的诗稿看,除少工藻绘的特点不明显外,其他二点基本符合陆游创作的进境。

陆早年师从曾几、私淑吕本中学习江西诗法,现入蜀前诗仅存百余首,大都精粹隽拔,清新可读。

中期存诗2500余首,成就最显,是典型的放翁诗风的代表,也是诗稿中最精华有特色的部分,可代表陆游诗创作的高峰。

晚年退居山阴农村,创作最丰,存诗达6600多首,创作重心有所迁移,诗风归于平淡,显示出陆游诗的另一种风味。

对于自身的创作情况,陆游晚年有许多自评其诗总结性的言论,如“束发初学诗,妄意薄风雅。

中年困忧患,聊欲希屈贾。

宁知竟卤莽,所得才土苴……”(《入秋游山赋诗略无阙日戏作五言七首识之以野店山桥送马蹄为韵》其一)在一些与儿辈谈写作体会的诗中,诗人对早年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有时对中年的创作,也以为不够满意成熟,只有对晚年的诗颇为自爱,说“诗到无人爱处工”(《明日复理梦中意作》),而作品的实际情况并不尽然。

陆游存世的《剑南诗稿》共计六十五卷,分前后两次刊刻。

第一次严州任上刊刻的二十卷系他亲自校定。

后六十五卷是他儿子陆子虚在他去世后汇集刊印的。

《剑南诗稿》的前二十卷,收录的都是早、中年时期的诗作,诗人同时的周必大、杨万里、朱熹等人当初读到并普遍看好的就是严州所刻的前二十卷本诗稿,恰恰是这2500多首诗,使他获得了“小李白”①、
“不蹑江西篱下迹,远追李杜与翱翔”②、“在今当推为第一流”③、“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所及”④的巨大声誉。

明清两代论者在极力推重陆游诗艺“模写事
①
②姜特立《梅山续稿》卷2《陆严州惠剑外集》。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4引周必大言。

情俱透脱”①、“不窘、不狭、不纤,独能出奇无穷”②、“真朴处多,雕锼处少”
③的同时,评价的微词也不绝于耳。

常常出在“及观全集后,前意顿减”④上,或恨“蹊径太熟”⑤,以为放翁诗粗率不耐看。

沈德潜《说诗日卒语》分
析造成此种口实的原因是“诗篇太多,不暇持择”,是为
持平之论。

放翁创作周期长,“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
),作品繁富在宋代诗人中是仅有的。

但特别必须辨析的是,这种简单的重复,主要出在晚年近七千首诗的创作上。

陆游严州任上所刻的二十卷诗,自我把关很严,对63岁之前的作品已作了严格的汰选,留下的大都是精彩可读的篇章。

现存《诗稿》三分之二强的作品,均是诗人退居山阴农村二十年间的创作,里面虽不乏妙手偶得的佳章,如对爱国之志至死不渝的抒发、对农村风物的细腻生动描写、对前妻缠绵悱恻的爱恋,。

但无可否认后期诗存在着大量平庸、随意、轻率的作品,如怀旧一类诗境的重见复出,句式句法的熟烂,典故的滥用⑥等。

诗人要在满眼桑麻,缺少新变的生活中酝酿激情,发掘诗意固然不易,而选者要在数千首的日课诗中选出精粹的篇章,似乎更有从严删斫的必要。

宋代印刷业发达,作品在自然流传中淘汰的可能性已小,所以宋人自觉的删诗,不啻是一种明智之举,也是对自己作品声誉的爱惜。

陆游原有这方面的意识,退居后,也许是老年人的心态,对自己晚年的东西特别珍视,不忍割爱。

后数
十卷在编定时“朱黄涂撺”,
“亲加校定”⑦,再也没有当年大刀阔斧删汰的勇气,这求全之心,反而留为口实,也是诗人始料未及的。

因此,我们对陆游自评其诗的某些言辞有必要持审慎态度。

诗人十分钟爱自己的晚作,并不止一次地推举自赏,这只能看作是诗人晚年审美评价的主观感觉,不能成为后人评价其诗的客观依据。

陆游和陶渊明、杜甫的身前寂寞不同,他在生前就
享有盛誉,时人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视
陆游为“中兴之冠”
⑧,被推为南渡诗坛稳操牛耳者。

对陆游诗中的主流创作,即引人注目的爱国诗歌,这些在陆游生活的年代就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郑师尹在为《剑南诗稿》初版作序时就点到放翁诗“忠愤感激,忧思深远”的特点。

杨万里说陆游“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
灵均怨句新”⑨,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陆诗“多豪丽语,
言征伐恢复事”。

即使在明朝中叶前后七子高呼“诗必
盛唐”的氛围里,陆游还是被推为“广大教化主”
λυ,受到士大夫文人重视。

这个视为“诗魂”的主体精神,在民族危难深重的关头,更多的人是从陆游诗歌中,汲取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然而,这一部分爱国抒情诗,在整部《剑南诗稿》近万首作品中的实际数量和所占的比重,实在不是特别多,远远不敌他的闲适诗,
却能给人以“集中十九从军乐”
λϖ的深刻印象。

这说明一种精神和与之相应的篇章,有时并不需要绝对的量化,关键在于感发的强度、真切的程度、持久的魅力。

正如纪昀所言“此种诗(指《书愤》)是陆游不可磨处,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

”
λω这些爱国诗,不论在整部诗稿中的数量比例多少,将永远是陆游诗的脊梁。

古代论者在感动推举此种精神的同时,在选诗评论方面,却呈现出另一种光景。

由于这类诗常集中在知名度较高的几首名篇中,为人所共知,所以,一些选家在选辑陆游诗歌时,为体现选本的特色,避免复出,对这类诗歌反而言之甚少或者约略不言了。

陆游诗后代选本很多,不少选家在选辑时,往往“略其感激豪宕沉郁
深婉之作,惟取其流连光景”
λξ的诗歌,包括深受陆游的精神感召的宋代诗人刘克庄,元代方回都喜欢摘章截句,激赏诸如“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之
属,以至于有的读者以为陆游只是“苏州一老清客” λψ。

这是一种倾向,选诗固然体现了选家的一种审美评价。

另一种倾向则是,一些论者因为有感于陆游盛名,于是
陆游诗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ϖ λω《瀛奎律髓》卷32忠愤类纪昀批语。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5《读陆放翁集》其一。

王世贞《艺苑卮言》。

杨万里《诚斋集》卷2《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之一。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8。

陆子　《剑南诗稿跋》。

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后六册的许多故实,均用参见法。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下评《瀛奎律髓》陆诗语。

贺赏《载酒园诗话》卷5《陆游》。

王士礻真《带经堂诗话》卷1《品藻》。

朱　选《剑南诗选》汪琬序。

袁宗道《白苏斋诗集》卷5《偶得放翁集快读数日志喜因效其语》。

求之过深。

在选辑评点陆游作品时,殊多留意于圭璧之瑕可供臧否之处,还特别胪列了陆游诗中重见复出和句法稠叠者,加以针砭,放大诗人贪多务得、出手率尔的疏误。

陆游晚年诗,瑕瑜互杂,不暇剪除荡涤,这是事实。

但正如唐诗之美,《全唐诗》未必首首精湛一样,我们看陆游,也应持辩正的眼光。

陆游诗的艺术成就,固不如贺裳所言“才具无多,意境不远,惟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①,诗作繁富有所复出,不应成为否定陆游的理由,关键是陆游诗是经得起删选的,在诗稿中立意与诗艺双馨的作品,比比皆是。

其名篇与文学史上任何一位大家相比,均毫不逊色,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安可以选者之误,并集矢于作者哉!”②。

二、关于陆游诗歌的艺术个性和
艺术独创性问题
与古人指摘其出手率尔、句式重复不同,今人对陆游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陆游精神的高度肯定和对陆诗缺乏艺术独创性、不够含蓄深婉方面。

文学的问题,最终还应回到文学本体的探讨上来,这种批评眼光,应该说是文学批评的成熟和深化。

关于艺术个性,我认为必须结合作家的具体情况加以考察,不应有划一的标尺。

一个诗人独特个性创作风格的形成,既有其外在的诸多因素,也有其内在的性格基础。

特别是抒情诗人,个性的差异,是形成不同风格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

以前我们分析探讨陆游的创作风格时,比较重视外在因素,比如说有据可循的诗学渊源、师承、境遇、交游等等,而对诗人个性气质上的差异往往比较忽略。

其实,创作风貌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诗人精神气质的个性差异造成的。

辛弃疾、陆游基本上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人,文学成就不相上下,而面目却大不一样。

范成大和陆游唱和最多,两人都有蜀中一段密切的交往,但诗风之异,也如同人面,这不能不说是个性在起作用。

陆游并不缺少艺术个性,恰恰相反,他那以独特的热烈而坦然为标志的艺术特色,正是他独特性格的体现。

与祖、父辈持重、恭厚的个性不同,陆游实属于多血质外向型情绪激烈的人,他性格中有许多“极端”的因素,如对酒能歌、爱花欲狂、性好奇险、我行我素、有较强的表现欲。

诸多方面都有似唐代的李白,但其用世之心的迫切与执着,又远甚于李白,受挫后的心,远比李白沉重。

陆有远瞩政治的能力,并以有史才武略自信自期,却不谙身边的仕途风云,缺少谋身的能力。

太多的文人诗人气质,使他能够在艺术创作领域内纵横驰骋,在梦境醉歌中大显身手,却在现实生活中捉襟见肘动辄得咎。

他的性格,不适合那个畸形局促的时代,朱熹说“恐只是不合作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③,言下之意也就是说陆游只是个出色诗人。

确实,陆游政治上的单纯和热情,是成就他诗歌浪漫情调必不可少的因素。

陆游与辛弃疾相比,在政治思想和恢复中原的意念方面,有着同样强烈和持久的信念。

陆游初不愿成为一个诗人,正如辛弃疾未料自己仅是一位词家一样,文学上的建树实非他们的本愿,都是事功落空后的产物,所以两人的作品中均激荡着一股壮志受挫后的悲愤之气。

也就是说,陆、辛的诗词内容,并不存在多大的“说什么”的差异,区别的关键是“怎样说”的问题,两人因个性的差异,手段自是不同。

辛是一个有谋略、有度量、有手段,在实践方面可以建立事功且有权变的英雄人物,他的武略文才可以从他壮岁深入金营、只身擒缚叛将张安国、组建飞虎军以及《美芹十论》论奏中可得到证实。

当壮志落空后,他便把平生的胆识与谋略手段全用于词的写作中去,这固然是一种艺术需要,同时也包含着作为北人在政治上的一份压抑,在词中往往用曲笔、典实、景物为抒情手段,幽折多变,盘旋激荡,不作直接叙写,潜气内转,写壮词而不乏曲折含蕴之美,故能独树一帜。

与辛弃疾相比,陆游只能算是一个热情而单纯的诗人,无论是处世,还是创作,都表现出这方面的习气。

易感、率直、透明、真挚,把一腔豪情、满腹心事全寄于诗歌之中,与辛弃疾有意摧刚敛藏不同,陆诗重在直接抒发内心的感受和人格精神,所以这一份情感,不仅成了他创作中的“情意结”,也成了陆游最个性化的标志。

不加讳饰的性情流露以及沛然勃发的盛气,成了陆游艺术创作的特征。

性格与诗歌相互结合的创作,使陆游触处皆发,热情真挚而顿挫不足,这也是单纯浪漫个性使然。

陆游能在经历了两次北伐失败、屡遭谗毁摈斥,放废农村整整二十年以后,对朝廷北伐仍怀抱幻想,临殁时尚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的遗愿,这正是诗人赤子情怀的最好表现。

在诗歌史上,原有许多本色的创作,如屈原作品中高洁好修的向往追求,陶潜诗的任真自适,李白的狂放飘逸,杜甫的忠爱缠绵,他们笔下的任何题材和内容,
浙江学刊　2002年第4期
①贺赏《载酒园诗话》卷5《陆游》。

都时时表现出一种与生命性情襟怀相结合的本色流露,而不仅仅如一般诗人只凭才情技巧“作诗”。

才情与技巧可以有一时动人的篇章,但这仅是偶然的情感感受,只有以生命本色作诗,才具有足以感发人心的巨大震撼力,这正是伟大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区别所在。

陆游就是这么一个用生命本色谱写诗篇,并用整个一生来践诺伟大志向的杰出人物。

陆游从江西诗法入门,应该是懂得艺术谋略之道的,但江西诗法显然与他束缚不住的个性有不谐之处,所以在他以后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在回避这种谋略而追求坦露率真的个性。

陆游是性情中人,他的诗,大都率性而发,直书其事,略少含蓄,但这确是情之所至,是他个人也无法控制的一种情感。

鲁迅曾说,陆游是属南宋“慷慨党”①中的一个,还说情绪正烈时不宜作诗,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鲁迅的冷峻深刻,原不是放翁所有,而放翁的热烈浪漫气度,也不是鲁迅所长,不同的个性精神气质,能产生截然不同的作品。

陆游的一些抒情诗,绝大多数是在情绪激烈时写下的,他不加讳饰的性情披露,至情至性的抒发,大到对国家民族的爱,小到私情玩好,都是那么率真天然,连丰富的阅历,坎坷的遭遇也未能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秉性和特质。

他的爱国述志诗固然是真情的流露,连貌似飘然出世的“渔歌菱唱”,一直被认为是有悖情志“消极”之作,我以为也是放翁性情的写照,是一种明眼可见的政治牢骚,一种单纯执着性格常常要犯的偏激。

陆游这种个性化的表现,从时代和经历上讲,是因为和、战对垒特定的政治气氛下,一些言涉时政抒怀言志的诗,不可能有承平时期的温文尔雅,何况他又是一个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人。

从个人气质上讲,则是他真性情的一种呈现。

钱钟书《谈艺录》中说“狷急之人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

陆游性格外向,快人快语,心中积郁既多,发而成诗,于是大气磅礴,沛然而来,虽然艺术手段晦明变化运用上,可能稍逊于苏、辛,但自有一股激荡于诗、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这正是放翁诗发扬踔厉处。

三、关于陆游诗歌的影响和接受研究问题
陆游的作品,一直是后人关注的热点。

从南宋到清末,就有280余家论者对他有书面评骘②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陆游作品的关注程度更有甚于古人。

上世纪前50年,由于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陆游诗中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有责任感的中国人。

后50年,陆游作品的研究依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方重镇。

即使在五、六十年代乃至文革期间,一直不受重视、门庭冷落的宋诗研究领域中,陆游研究一枝独秀的现象,也是殊为罕见的。

这一是缘于陆游的诗中爱国思想比较突出,刚好趋合了当时特别强调文学社会意识形态功用的批评标准。

二是因为陆游诗中确实有让人感动的能使人产生的共鸣地方。

毛泽东并不喜欢宋诗,但他却十分激赏陆游的作品,还模仿作《仿陆放翁诗》,在这种背景下,有关陆游的作品研究,自然会引起特别的重视。

一些基础性研究也得以全面启动、顺利进展。

像齐治平《陆游传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欧小牧《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朱东润《陆游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朱东润《陆游研究》(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孔凡礼、齐治平《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成果,都是那时起步并奠定基础的。

这个时期,国内高校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如游国恩《文学史》、社科院《文学史》等,均有完整的章节和较大的篇幅,给陆游以充分的评价。

这种影响波及甚远。

除此而外,还有大量单篇论文,就陆游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认识价值,作了十分具有时代特征的阐发。

总之,陆游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领域,有时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上升为一种精神感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他都具有独特的地位。

上世纪的后20年是文学批评的自觉时期,以往研究中只讲唯物史观和社会学批评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转变。

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受到重视,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大为拓展。

宋代文学研究全面铺开呈多元发展的趋势。

陆游研究也趁势而上,得以长足地进展,出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像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等著述相继面世,促使陆游研究再上层楼。

与此同时,一系列研究论文领风气之先,以新的视角和短平快之势,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陆游创作的各个领域,与前一时期比较,多有发挥与创见。

还有大量选注本、赏析集,在普及与提高方面,均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
陆游诗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深化和学术界重写文学史呼声的日益高涨,文学史上,一些以往由于左的影响,没有被充分评价的古代作家,陆续被重新提出讨论;一些本来没有给予应有地位的诗人,他们的艺术价值也逐步得到充分的发掘和确认。

以前,当别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冷遇的时候,陆游却受到特别关注与青睐,其文学地位自不待言;问题是当别的作家的文学成就被一一重新确认,并且给予高评价时,陆游的文学地位是否将面临着新的评估和新的挑战。

于是,在一些横向的共时研究中,一些论者开始对陆游的文学地位和创作成就提出一些看法和质疑。

除上面提出的关于艺术个性和独创性问题外,诸如陆游研究是否尚存新的空间,陆游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究竟应处什么位置,在新的批评格局中,如何重新认识陆游诗的影响力和接受度等等。

,确实,陆游研究到了现在这样的程度,每进一步都实属不易。

由于最近20年研究的积累,一般性的问题,论者都涉及到了,今后想有大的突破,则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和视角方法论上的突破。

但这种现象并不是陆游研究领域才存在的,这是文学史上一些广为关注的名家、大家的研究到一定程度普遍面临的问题。

任何一个研究对象都有阶段性的成果,尤其是古代作家研究,由于历时漫长,各个时代批评眼光不同,评价的结论可能不尽一致。

比如说杜甫研究,本以为宋以来千家注杜,已臻极致,但后来在这一领域里居然还出了那么多成果,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

可见,只要作家作品的价值存在着可持续开掘的可能与魅力,那么相关的研究将永远是一个呈开放发展的空间。

关于陆游的文学地位,也是个敏感的话题。

虽然说批评者心里都有不同的尺度和标准,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被评价的作家作品本身的存在价值。

对同一位作家,由于评价标准与角度的不同,被评价者的地位有上下波动、消长震荡,是属正常现象。

在短时段里没有必要作刻意的确认。

在陆游的评价中,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质疑和看法,可能与以往研究过于强化陆游的主流创作有关。

过去特别突出陆游的爱国诗章和认识价值,突出一面,无意之中就会忽略其余。

钱钟书说陆游诗还有熨贴出日常生活滋味的一面,但这一面,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论及陆游只强调了作为爱国者的陆游,淡化了作为一个诗人的陆游,以至于一个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创作宏富多彩的诗人,给人的印象却是面目单纯、情趣索然的模式化人物。

这是对诗人创作的一种曲解,也是对陆游作品的一种误读。

其实,正如上面所述,陆游的爱国诗章就数量而言,在全集中的比例并不多,只是写得动情而引人注目。

除了这些诗,陆游的集子里尚有许多富有意味的作品,比如沈园情诗、酒诗醉歌、道家养生、咏物品题、山水纪游、童稚情趣、田园节候、风土民俗、谈诗论艺、游仙纪梦、咏史怀古、酬唱赠答等等。

陆游绝非有人指摘的只知一味叫嚣的诗人,他的生活是五彩闲暇的,有很多文人士大夫的情趣。

诗人又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并且善发的人,他对生活的感受是多姿多彩的,而这一切又缘于他易感的气质。

与这样的人结交,你不必怀有机心,选读他的一些作品,恰如直面放翁的五彩人生。

《剑南诗稿》洋洋近万首诗,“譬之深山大泽,包含者多①题格涉及之广,元方回《瀛奎律髓》已剖分为二十余类列于唐诗之后,这种分类虽过于庞杂牵强,但也说明诗稿包罗之富,与只守“半亩之宫,一木一石,可屈指计数,而顾欲以此傲彼”②之类的诗人,自是两种风范。

陆诗如深山大泽,孕含之富,有意探索的人,均可在其中找到一份与自己心境相谐的自得。

因此,对陆诗题材的开掘是一件有意义的诗,至少我们可以通过选读他各种题材的名篇佳作,可以比较切近地认识一个富有意趣和情味的作为诗人的陆游,从而增加对陆游诗歌的认知和接受的深度。

总之,在新的批评格局中,不仅是其他作家存在着重评估与开掘的可能,陆游诗歌研究也有持续开掘与重新寻找突破的必要。

因为诗人的文学地位的新确认,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后人对作品的开掘深度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

陆游研究,亦复如此。

责任编辑:项义华
浙江学刊　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