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建设路径.doc

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建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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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因素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现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每一步无不与制度紧密关联，制度的架构特征决定了不同国家职业教育的特征，一定意义上说，是制度型塑了职业教育。而制度本身则又是动态的，处于不断改革、发展、完善和创新之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既为我国职业教育的综合改革与科学发展提出了制度创新要求，又为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在这样的机遇和挑战下，本文以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样态为依据，从制度入手，梳理职业教育管理制度、招生制度和资助制度等制度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巨大影响，探究制度与职业教育的辩证和深层联系，希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语境下，通过加强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为我国职业教育的良性运行创设一个完备、科学有效的制度环境，以此全面推进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制度理论的旨趣

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路径。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时代浪潮的形成，关键不在于科技，而在于制度。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1]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各系统间关系错综复杂，纵横交错是进入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社会关系的冲突与协调，系统的规范与发展，无不源于规制、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凸显。

何为制度？体系化了的制度包含哪些方面的制度？迄今为止，对什么是制度？理论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人们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范畴对制度的概念进行了多学科解读，形成了制度概念的多种理解。在诸多的理解当中，最具穿透力、解释力、影响力的是西方制度经济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诺思认为，制度就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最具有说服力、理论体系最完整的是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制度是社会关系和人类交往的产物，对制度的研究涵盖了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些制度或制约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或保障和尊重人们的权益，从根本上维系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并使之得以存在和运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制度是人创造的，人是制度的目的，因而从促进人的发展角度来考察制度的变迁，从而把握制度与人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本文所探讨的职业教育发展制度，也正是基于这些成熟的基本理论而开展。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从上述表述可以得知，体系化的制度不仅包含根本制度，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包含基本制度、由基本制度派生出来的具体制度和法律形式的制度等四个层次的制度。本文所探讨的制度在上述制度之列，重点在于后三种制度。

在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经济制度、人民

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文化制度，为构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框架提供了制度依据，同时也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建设厘清了思路，规定了方向。制度建设和中国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终极目标是体现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发展。而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也正是基于一定的制度环境而逐步完善的。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全社会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开启，全社会也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待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

二、制度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审视

职业教育的发展始终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为构建职业教育发展制度框架提供了制度依据，职业教育发展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组成的制度环境中展开。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影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内容很多，本文着重选取对职业教育发展影响重大的职业教育管理制度、职业教育招生制度、职业教育资助制度等制度，通过追溯其历史轨迹，研究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上的考量。

（一）职业教育管理制度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是指职业教育的领导管理系统与机构设置[2]。它包括办学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学校领导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期，为了保证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发展的需要，满足各项事业对初、中级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的需求，大多数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由中央各部门

直接领导和管理。[3]这种集权式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适应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内环境和基本任务，在特定时期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极大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较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有数据表明，中等职业学校由1949年1171所发展到1952年的1710所，在校学生由1949年的228 845人增加到1952年的635 609人，到1952年，全国办成技工学校22所，在校学生15000人[4]。后来，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提出了各项建设事业下放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要求，加强地方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为此，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政策文件。政策文件的实施取得较好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职业教育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1986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职业教育逐步形成既便于地方统筹又能调动各业务部门的积极性使学校拥有较大自主权的管理体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这种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创新了管理方式，明晰了权责主体。既便于地方管理，又能调动权责主体的积极性；既强化了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又加强了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统筹管理，对职业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职业教育招生制度

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技术技能人才的缺乏和中职学校招生形势不乐观的局面，1952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