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2014

一、翻译对等论在中国的接受

翻译对等论起源于前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

在美国，翻译对等论的发展归功于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和奈达（Eugene A. Nida）雅各布逊的观点：有差异的对等；

奈达的观点：动态对等——综合了信息论、交际论和符号论以及接受美学的合理内核。强调两种语言的接受者的感受应该大致相同，他所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基本对等。

对等论在中国的接受，始自20世纪50年代一批中国俄语翻译专家。

如：谭载喜的《奈达论翻译》、《西方翻译简史》。后期有《新编奈达论翻译》。

英语专业学者如郭建中、金堤等。

金堤在奈达动态对等论基础上提出了“等效翻译”论。“如果我们不要求绝对化的等同，也不孤立看效果，而是把等效理解为‘在可能范围内最接近原著的效果’，那么显然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目的和方针”

翻译对等论也受到中国学者的质疑。主要观点：

刘英凯认为，功能对等式的翻译实质上否认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对异域文化的遮蔽。

尹衍桐反对将对等论用于文学翻译。

翻译对等论进入中国，首先是引起了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即关于翻译的性质之争。

中国学者的主要观点：谭载喜认为，翻译学史研究翻译的科学，翻译学应当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林汝昌认为，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这种集实践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翻译创作活动是不能以“行文对等”为基础来建立学科理论体系的。

二、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接受

翻译目的论，功能派翻译理论的重要分支。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就具有目的性。行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翻译。一篇译文质量优劣，取决于它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目的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

一文中最先提出的。

《普通翻译基础》，由弗米尔与其导师合著，书中对目的论进行了系统阐述。

目的论三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最为重要，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目的论的主要贡献：将“充分”而不是“对等”作为翻译的标准，因为使翻译摆脱了对等翻译的局限性，并凸显了译者的作用。

诺德对目的论的充实：进一步提出了“忠诚”和“功能”（loyalty plus function）。诺德认为，译文提供的材料必须与原文提供的材料相容，译文的功能也必须与原文意图相容。

Nord认为，翻译是一种以原文本为基础，有目的的、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行为。

目的论在华的传播：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具体地说，是1987年。

目的论在华传播的意义：

目的论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话语“多元”格局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翻译领域，中国的传统观点是忠实，西方的目的论使译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具备了目的意识。目的论对于翻译策略、标准和方法研究、文学翻译、社科翻译、非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教学研究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目的论对于各类研究中所涉及到的目的性原则和连贯性原则都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注：但是中国学者迄今为止的研究能否有效地检验目的论的忠实原则，相关论文及著作作者几乎未提供相关数据和解释）。

另外，译文是否符合诺德（Nord）所说的“忠诚”，在译者的目的论与其他的参与者的期望不符时，是否需要解释，解释以后是否有效，则更无定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目的论在中国的介绍还只是部分的，只是停留在目的论的表层层面，其理论内核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的论在华研究概况：

自1987至1997年，中国对于目的论的研究基本处于介绍和翻译引进状态，这一时期是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接轨的初期。目的论被引介进入中国之前，在华传播的西方翻译理论主要是语言学的静态翻译理论，如奈达的对等论和纽马克的功能论。当然，由于对等论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以“忠实”为目标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达到了“视界融合”，目的论的介入，并未引起译界太大的反应。

与对等论相比，它在“忠实于原文”方面远远不够；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又面临“唯目的而目的”的功利主义的质疑。因此，它既不受我国翻译理论界的追捧，也缺乏主流文化的扶持。

1997年以后，目的论与世界描写翻译学的繁荣在华相遇，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经历更大幅度的转型，目的论因此而被译界更为关注。目的论并非视“规范”为唯一，而是兼具规范性和描述性于一体，它的描述性特征适应了世界译学潮流，而其规范性特征又与实用文体的研究需求相吻合，这一切使目的论受到译界更大程度的关注。

目的论的归属：

目的论属于应用翻译理论。关于应用翻译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它实用，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翻译的桎梏——理论翻译学和描写翻译学方面的学者认为，不应该给翻译套上规范的桎梏，翻译理论的作用是发现规范而非自定规范；即便是规范，也不能视同为法律，不能强求大家遵守。应用翻译理论应该走向描写翻译学，才会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目的论在中国的未来：

目的论在中国能否占据主流的翻译理论位置，取决于翻译在中国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取决于目的论与其它翻译理论模式的竞争及其角逐。

三、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位置

由于多元系统论进入中国，翻译规范论因此而生成。

背景：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在经历语言学的转向之后，逐渐向文化研究的方向转变。在这期间，出现了一支非常重要的、衔接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的研究力量，这就是源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多元系统论和文化规范论。在这两者中，多元系统论是该学派的奠基之作，在中国传播速度很快，翻译规范论则是对多元系统论的进一步发展。

多元系统论基本观点：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是由系统组成的混合体，它具有如下特点：1.多元、开放、交叉，即此系统是异质的、开放的结构，是一个由不同系统所组成的多元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司其职，却又互相依存，作为有组织的整体在运作。2动态的对立统一性。3.不均衡性和可变性。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与文化因素的干扰，它们的位置会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变动。

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论之间的关系：

第一，主体文化司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

第二，翻译文学史如何与目的语言中其他系统产生联系，以便采取特定的规范、行为和政策发挥特定的功能的；

第三，翻译文学作品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对多元系统论进入中国做出重要贡献者：张南峰。2000年，《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介绍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论中的位置。

多元系统论在华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借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翻译问题，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方面：

1.理论上的检验。例如张南峰的“从多元系统论的观点看翻译文学的‘国籍’”运用

多元系统论对于翻译文学的国籍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把翻译文学纳入本

国文学史，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把译者看作翻译文学作品的唯一作者，未免过

于简单；而按照作者国籍来判定作品的国籍，也有任意性。因此，翻译文学的

国籍是模糊的，具有双重性甚至是游移性。

2.翻译史视角。从翻译史角度结合多元系统论对中国翻译史上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是

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尝试。

3.利用中西译论和翻译思想的比较来分析多元系统论的适应性是中国学者检验理论

在异域翻译研究中是否可行的一种方法。

4.文本分析。这是中国学者运用文本比较的方法来检验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的一种常

用研究方法。

多元系统论的不足之处：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多元系统论过分强调文化地位决定论，忽视了文本自身的特点、赞助人、翻译目的、文学发展的规律、读者的个性、译者的诗学观、主体性、能动性、超前性等等，过分强调了原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立，忽视了文化的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也忽略了译语与原语之间非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

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地位：

多元系统论对于翻译研究的贡献有历史意义：它对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强调，使翻译研究从语言学的框架中解脱出来，改变了翻译研究的应用取向，使翻译研究朝着纯理论研究方向转变。